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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对教育供需端带来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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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对教育供需端带来哪些挑战?

“人口红利”正转移至“人才红利”。

图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陈振芳

幼儿园关停潮”近期多次登上社交媒体热搜,其背后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备受关注。

2022年,中国新生儿跌破千万,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从整体来看,作为人口大国,截至2022年末,中国的人口总量仍高达14.12亿人。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惯性已经消失或跌出世代更替水平的区间,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保持负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近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在接受界面教育书面专访时指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 图源:受访者

这一阶段人口负增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大陆地区人口增长由正转负;二是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矛盾凸显;三是人口质量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四是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不均衡;五是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常态化发展阶段。

随着新生儿减少受教育程度提升,经济产业升级,“人口红利”正转移至“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国内各地也纷纷打响人才争夺战杭州“虹吸”北京上海人才后放开了大专生落户限制中国香港开始在内地抢人引发“高校新旧C9之争

“中国‘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时指出。

李强表示:“中国适合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人力资源丰富仍是中国一个巨大优势或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4亿,每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年。”

陈功告诉界面教育人才红利的背后是中国人口质量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每十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过1.5万人。此外,人口健康水平有所提升,2021年平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8.2岁,人才红利和健康红利存在巨大潜力。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

剧烈的人口变动会给整个教育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出生人口数的不断下降必然会导致学龄人口的变化,进而影响对教育资源和教师的需求。陈功对界面教育称,人口负增长将对教育供需端造成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人口结构与教育结构不协调。

按照目前的师生配比标准,人口负增长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段的影响和波及程度可能会更大,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应未雨绸缪,提前实行平缓的学校撤并工作,适度调节入学标准,平稳应对,减少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

第二,质量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匹配。

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父母对于孩子质量要求提高导致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是,有的幼儿园、小学一席难求,有的却招不到生。人们对教育教学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应与目前多元化、内涵式的教育需求相呼应来打造全面、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第三,人口发展转型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比如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由来已久,也有许多省市尚未进入到人口负增长阶段。另外,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乡村教育的“量盈质缺”与城镇教育的“质强量弱”现象在基础设施、教学水平、师资经费等资源方面体现尽然。

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仍值得重点关注。农村空心化所带来的资源闲置、教育经费配置效率不高与部分城市“学位紧缺”的问题并行,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当更多地顾及地区间的差异性、人口变化阶段的特殊性和人群间的公平性。

陈功认为,短期内,城镇化仍是发展大趋势,空间上人口的腾挪将为应对人口负增长赢得时间。比如,上海、北京等地在9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继降到零以下,由于人口流动,并未导致两地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影响。

人口负增长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将成为确定趋势,这不只是中国会面临的问题。”陈功称。

一个典型案例是,二战后的“婴儿潮”给诸多国家教育系统带来影响。“婴儿潮”一代进入学龄,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得不扩招教师、建设学校、扩大招生规模。而“婴儿潮”过后,又有很多教育机构被迫关停或者改为照料中心。

中国的舆论场也经历了计划生育时代的“人口过多”,再到如今的“新生儿太少”的两极声音。但陈功认为,这些论断有失偏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目前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有近9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丰富依然是中国目前保有的人口优势。尽管近年来出生率不断下降,但出生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少。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出生人口数为956万人。

同时,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孩子发展质量的重视,不可避免地缩短生育期、淡化“养儿防老”的观念,对孩子数量的追求会减少。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出生率会像数学函数一样一直减少、甚至越来越快。

应对人口减少陈功建议应倡导从关注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对人口第二次红利、人口性别红利、人口健康红利、人口素质红利的把握。

人口素质红利方面,未来大国间的博弈不再是人口数量的博弈,人力资源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冲击的关键要素。随着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决定了未来很长时间中国仍保有人力资源储量的优势。

人口二次红利方面,在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低龄老年人数量增多的背景下,发展银龄产业,激发老年人消费需求,能促进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也会刺激产业结构的更新,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口性别红利方面,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和性别平等观念日益普及的前提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和提高。

人口健康红利方面,即将进入老龄期的队列,其整体健康素质和储量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挑战提供机会窗口期。

另外,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下,应当将视线更多的投向全民健康,即从围产期(妊娠28周后到产后1周)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提高健康储量,使健康长寿成为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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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对教育供需端带来哪些挑战?

“人口红利”正转移至“人才红利”。

图源:视觉中国

界面新闻记者|陈振芳

幼儿园关停潮”近期多次登上社交媒体热搜,其背后的人口负增长问题备受关注。

2022年,中国新生儿跌破千万,出现了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从整体来看,作为人口大国,截至2022年末,中国的人口总量仍高达14.12亿人。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提前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惯性已经消失或跌出世代更替水平的区间,未来一段时间仍会保持负增长的变化趋势。人口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近日,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在接受界面教育书面专访时指出。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 图源:受访者

这一阶段人口负增长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大陆地区人口增长由正转负;二是人口结构少子老龄化矛盾凸显;三是人口质量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四是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不均衡;五是城镇化进入高质量常态化发展阶段。

随着新生儿减少受教育程度提升,经济产业升级,“人口红利”正转移至“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人才引领驱动”。

国内各地也纷纷打响人才争夺战杭州“虹吸”北京上海人才后放开了大专生落户限制中国香港开始在内地抢人引发“高校新旧C9之争

“中国‘人口红利’并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人口红利’既要看总量,更要看质量,既要看人口,更要看人才。”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时指出。

李强表示:“中国适合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每年新增劳动力1500万人,人力资源丰富仍是中国一个巨大优势或显著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超过2.4亿,每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4年。”

陈功告诉界面教育人才红利的背后是中国人口质量显著提升,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每十万人中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超过1.5万人。此外,人口健康水平有所提升,2021年平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8.2岁,人才红利和健康红利存在巨大潜力。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人口和社会结构变化,对教育布局结构和资源配置调整的紧迫要求”。

剧烈的人口变动会给整个教育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出生人口数的不断下降必然会导致学龄人口的变化,进而影响对教育资源和教师的需求。陈功对界面教育称,人口负增长将对教育供需端造成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人口结构与教育结构不协调。

按照目前的师生配比标准,人口负增长对幼儿园、小学、初中学段的影响和波及程度可能会更大,面对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应未雨绸缪,提前实行平缓的学校撤并工作,适度调节入学标准,平稳应对,减少公共财政资源的浪费。

第二,质量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不匹配。

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父母对于孩子质量要求提高导致的。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是,有的幼儿园、小学一席难求,有的却招不到生。人们对教育教学方式改革的要求更加迫切,应与目前多元化、内涵式的教育需求相呼应来打造全面、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第三,人口发展转型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比如东北地区的人口负增长问题由来已久,也有许多省市尚未进入到人口负增长阶段。另外,中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乡村教育的“量盈质缺”与城镇教育的“质强量弱”现象在基础设施、教学水平、师资经费等资源方面体现尽然。

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仍值得重点关注。农村空心化所带来的资源闲置、教育经费配置效率不高与部分城市“学位紧缺”的问题并行,在制度设计层面,应当更多地顾及地区间的差异性、人口变化阶段的特殊性和人群间的公平性。

陈功认为,短期内,城镇化仍是发展大趋势,空间上人口的腾挪将为应对人口负增长赢得时间。比如,上海、北京等地在90年代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继降到零以下,由于人口流动,并未导致两地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人口负增长的影响。

人口负增长在未来一定时间内将成为确定趋势,这不只是中国会面临的问题。”陈功称。

一个典型案例是,二战后的“婴儿潮”给诸多国家教育系统带来影响。“婴儿潮”一代进入学龄,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得不扩招教师、建设学校、扩大招生规模。而“婴儿潮”过后,又有很多教育机构被迫关停或者改为照料中心。

中国的舆论场也经历了计划生育时代的“人口过多”,再到如今的“新生儿太少”的两极声音。但陈功认为,这些论断有失偏颇。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目前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仍有近9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丰富依然是中国目前保有的人口优势。尽管近年来出生率不断下降,但出生人口的绝对数量并不少。202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出生人口数为956万人。

同时,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孩子发展质量的重视,不可避免地缩短生育期、淡化“养儿防老”的观念,对孩子数量的追求会减少。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出生率会像数学函数一样一直减少、甚至越来越快。

应对人口减少陈功建议应倡导从关注人口数量红利转向对人口第二次红利、人口性别红利、人口健康红利、人口素质红利的把握。

人口素质红利方面,未来大国间的博弈不再是人口数量的博弈,人力资源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也是应对人口负增长冲击的关键要素。随着人口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持续增长,决定了未来很长时间中国仍保有人力资源储量的优势。

人口二次红利方面,在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健康低龄老年人数量增多的背景下,发展银龄产业,激发老年人消费需求,能促进经济发展。老龄化社会也会刺激产业结构的更新,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人口性别红利方面,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和性别平等观念日益普及的前提下,女性劳动参与率能够进一步的释放和提高。

人口健康红利方面,即将进入老龄期的队列,其整体健康素质和储量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挑战提供机会窗口期。

另外,在“健康中国”的战略下,应当将视线更多的投向全民健康,即从围产期(妊娠28周后到产后1周)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提高健康储量,使健康长寿成为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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