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称的学者佩里·安德森，日前受邀来到了中国。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系列讲座中，他先后分析了19世纪欧洲列强打败拿破仑之后建立的维也纳会议体系，以及21世纪初开始显现的以美国为主导的新大国协调体系。他认为，19世纪的“五强统治”（ Pentarchy）体系通过欧洲列强之间的平衡和协调，维持了西方世界近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而作为当今世界单一霸主的美国却在多个方面背离了19世纪的传统做法，为未来的稳定国际体系制造了不确定性。

对长期经济倒退的恐惧，将各国紧紧地粘合在一起

佩里·安德森认为，19世纪初由维也纳会议形成的欧洲秩序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国家间的协调体系。1814年至1815年，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等国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会议，商讨击败拿破仑之后的欧洲秩序，并与复辟后的法国形成了“五强统治”体系。这一体系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止再次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威胁王朝统治的革命，同时也要避免五国之间陷入战争，因为这也极有可能引发民众的革命。指引这一体系的意识形态是王朝正统主义，即世袭的皇室才具有正当的统治资格。因此，尽管五个国家政治结构各有不同，物质力量也并不对等，但是对君主制的维护和对共和政治秩序的提防使他们达成了共识。分处欧洲大陆两端的英国和俄国各因其强大的海权和陆权而成为该体系的霸主。五国之间通过频繁的外交会晤解决争端，联合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并且将暴力冲突引向欧洲之外的世界，从而使欧洲本土保持了长时期的相对和平。

一战结束后的20世纪并未形成新的强国协调体系。按照佩里·安德森的划分，从凡尔赛合约签订到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国际秩序处于一种竞争性的无政府状态，列强在经济和军事上相互竞争，并最终导致二战的灾难。1945年二战结束到1989年间，则是美苏二强争霸的年代，自然谈不上任何协调。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到2000年之间，美国一跃成为无可匹敌的单一霸主。到21世纪初，一种开始显现但尚未稳固下来（emerging yet not crystalized）的协调体系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五强体系候选国家是美国、欧盟、俄国、中国和印度。以2000年左右作为基线，可以观察到一种新的大国协调体系正在形成的明显迹象。在这段时期里，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欧盟和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境，印度成为美国的核合作伙伴。新时期大国通过G7，G8，G20等定期会晤商讨管理世界的事务，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世界安全事务，建立起了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等种类繁多的条约和组织。

新国际协调体系的基础，不再是对于革命的恐惧，而是对经济连锁失控和较为遥远的生态危机的恐惧。这种经济上的恐惧源于全球经济体系的高度相互依赖性。近几十年的全球化，不仅意味着商品生产和销售的深度互连，而且自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之后，资本和货币市场也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庞大国际体系，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长远影响即是明证。尽管各个大国都有自身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目标，领土主张上也存在矛盾，但是这些摩擦大多都被压制或解决了。各国在实践上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原则，全球化统一了各国统治者的客观利益。佩里·安德森认为，当今世界每一个大国的国内政治合法性都有赖于保持经济的增长，即便这种增速根据不同的国情而有快有慢。因而对长期经济倒退的恐惧，将各国紧紧地粘合在一起。

欧美对俄罗斯的羞辱性态度造成了后者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敌视

大国之间除了紧密的经济联系之外，也存在明显的裂痕，最突出的就是俄罗斯在国际体系里的地位变化。19世纪英俄奥普四国打败法国之后，维也纳会议在处理法国的问题上十分小心，没有严厉地惩罚法国：既没有剥夺其传统领土，也没有将其排挤在维也纳体系之外。这是因为复辟的波旁王朝缺乏民众支持和正当性，四国担心惩罚措施过于严厉会引起新一场法国大革命，这正是欧洲君主国最担心的事情。与此相比，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国家没有像欧洲列强帮助法国恢复君主制那样，帮助俄罗斯从内部恢复秩序。叶利钦掌权后急切地拥抱资本主义，热情甚至超过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者，而且在外交和经济事务期待美国的指导。普京上台后也曾尽力适应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美国及其追随者欧盟，却公然地羞辱失败的对手：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境，尽管老布什曾经承诺不会这样做；插手俄罗斯的后院高加索地区；在乌克兰扶持美国选择的政府。俄罗斯为了报复则收回了克里米亚。美国和欧盟遂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后者至今仍深受其苦。

这种羞辱性的态度与19世纪战胜国的做法完全相反，让俄罗斯的外交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俄罗斯十几年前还积极主动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internatioanl community），现在则不满足于国际社会的现状，想要重新获得作为一个大国应享有的尊重。普京在中东派遣军事力量，阻挠美国和欧盟推翻叙利亚政府的行动，希望以此为筹码换来欧美对其经济制裁的取消。当然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非为了挑战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金融和商业体系，俄罗斯仍然在融入这个体系。美国精英意识到俄罗斯的意图，但是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经济挤压的迹象。佩里·安德森认为这种形势持续存在为完全的大国协调体系形成蒙上了阴影。

美国霸权通向的是永久和平，还是无以复加的超帝国主义？

佩里·安德森认为，美国人相信由自由市场和自由选举所提供的资本主义自由在原则上可以应用在任何地方。因而美国不满足于市场原则被接受为全球共同经济体系的原则，而进一步追求政治体制的同质化和统一性。

佩里·安德森分析了美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的一篇文章《暗中达成的至上地位：管理世界的十项规则》（Supremacy by Stealth，），这篇文章发表于美国占领伊拉克后不久的2003年7月。卡普兰认为美国主宰的“是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这样规划是因为在喷气式飞机和信息的时代里，人群和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已经稀释了主权的传统含义。”他总结了美国在哥伦比亚、也门、萨尔瓦多、阿富汗、蒙古等地或明或暗的作战经历，并给出了美国为维系帝国可以采用的基本规则。总的要求是“轻微而致命”，用最少的代价达成关键目标。美国在中南美洲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绝佳的例子，如“悄无声息的专业人士”1967年在玻利维亚协助擒获切·格瓦拉，55名特种部队训练人员在萨尔瓦多取得了比越战55万士兵更多的成果。“美国在西半球塑造政治现实的低调行动不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也不会有陷入泥潭的风险。”卡普兰认为当今这种渗透模式已经不再局限于美洲，通过提供武器装备以及相关的训练和维护，美国可以将别国政权拉拢到自己身边。这种无声的暴力使用方式的效率还可以进一步提高，早在2003年，卡普兰就预见了奥巴马政府对无人机的使用。他设想未来或许会有可以精确对准特定目标的子弹，以及可以跟踪个人神经生物信号的卫星。美国可以使用这些技术执行更高效的刺杀行动，而无需担心伤害到普通民众。

“所有的历史愿景都包含缺陷，所有的霸权都是不完美的”，佩里·安德森建议在我们看待当下的全球秩序时，不仅要看到美国咄咄逼人的强权，也要看到美国对未来的设想中包含的逻辑。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需要一个单一的霸权来为国家间的资本互动制定规则，并监督各国的表现。今日美利坚帝国最深刻的谋士所设想的国际秩序，不再需要一个霸权在国家之间发挥稳定性的作用，因为国家内部的霸权秩序已经普遍稳定下来。卡普兰在文中已经指出催生这些变化所需要的条件：“自由公民社会在全球的扩散，以及世界各大国间不断进化的有机相互依赖。”这样一种国际体系的前景是光明还是黑暗？佩里·安德森提出了两种来自德国的不同观念。一种是18世纪末康德的观点，他认为普遍实行共和制的各个国家的联合将意味着永久的和平。另一种则是20世纪初卡尔·考茨基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将成为“超帝国主义”(ultra-emeprialism）秩序的臣民。对此，佩里·安德森没有给出自己的定论：“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应该留心这些可能性。”

佩里·安德森简介

佩里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其祖辈是爱尔兰有迹可考的贵族。他的父亲詹姆斯·安德森曾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海关任职28年，期间曾见证了张勋复辟等历史事件。长他两岁的哥哥，因《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而闻名于世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就出生在昆明。佩里的母亲在汕头怀上了他，本来他也应该出生在中国，不过由于偶然的原因他的母亲在伦敦生下了他。他曾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并在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的沃塞斯特学院。

少年时期，佩里·安德森的政治观点是相当右倾保守的。据其自述，195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为争夺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军事行动，让他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终身反对者；苏联军事干预匈牙利的十月事件，则使他成为斯大林主义的激烈批判者。1962年，不满二十四岁的佩里·安德森就担任了《新左翼评论》杂志的主编，在该职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现在仍然是这家影响广泛的左派杂志的灵魂人物。因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饱受闭塞状况不满，1970年佩里·安德森领导下的《新左翼评论》创建了Verso（拉丁文中“书的左页”的意思）出版社，译介欧洲大陆的阿多诺、本雅明、阿尔都塞、葛兰西、卢卡奇等人的理论，激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碰撞与活力。1992年，在爱德华·汤普森，拉尔夫·米利班德，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大家还在世的时候，特里·伊格尔顿就将佩里·安德森誉为“英国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