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林奕华与我们很近，25年来“非常林奕华”系列推出了55部戏，算是相当高产，从改编四大名著到《半生缘》《梁祝的继承者们》，林奕华仿佛一直活跃在媒体上和剧院中，从未远离。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离我们也并不十分近，他用一部一部戏向观众（也向自己）提出了一道一道难题，他拒绝娱乐和取悦，而是尝试通过复杂的、充满挑战性的戏剧来“强迫”观众做出思考，他希望“让戏剧能够存在于我们的文化地图上跟历史对话”，“成为改变的动力”。

11月4日到6日，“非常林奕华”系列第56部戏《心之侦探》即将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心之侦探》改编自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人物设定更接近于BBC剧集《神探夏洛克》。和前面55部戏一样，他“将故事置于现代社会的脉络里”，设定了针对9个人物的9个案件。对他来说，创作就像查案的过程；那么对这戏的观众来说，自己是福尔摩斯还是华生呢？或者是大反派莫里亚蒂（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中的最重要反派角色）？在《心之侦探》剧本书的扉页上，印着首演观众的一句观后谈：“一开始观众以为是在看一个案子，后来慢慢发现死在台上的是自己，到最后发现原来自己就是凶手。”

为什么要选择这部被改编了无数次的侦探故事？《心之侦探》要侦破哪些心的谜案？林奕华认为自己是福尔摩斯还是华生？为什么做了25年“非常林奕华”之后他感到深深孤独？11月起他即将在北大光华学院开课，他要讲些什么？在《心之侦探》开演之前，界面文化对林奕华进行了专访。

界面文化：夏洛克·福尔摩斯大概是世界上被改编最多的侦探形象，你的《心之侦探》或许可以算是其中最具颠覆性的改编了。为什么会想把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察放在福尔摩斯这样一个叙事框架里？

林奕华：在创作的过程中，我常常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查案的人，这或许与我的创作路径有关。在华人社会，戏剧长久以来是一个不受尊重的角色，非常边缘化。在戏剧从业者中，表演更受重视，而脑袋往往被忽略。我们重视一部剧里的“角儿”，而不关注戏剧的“脑”，也就是创作者。所以，400年过去了，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留给我们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莎士比亚留下来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和一些作品，甚至还包括戏剧的场景，到今天我们还是能够将其作为一个仪式来重现。所以，作为一个华人导演，基于这样的历史脉络，我没有去演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我不是戏剧学院出来的，不会按照一个戏剧史的脉路来创作。

我的灵感主要来源于生活，“非常林奕华”系列的56部戏里也有改编自张爱玲和福楼拜的剧目，但我把它们都放到了现代社会的脉络里，只有一部《半生缘》除外。原创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景化（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这跟查案很相似。你从哪发现第一个脚印？从脚印一路追溯上去，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一直在问问题。我每天在生活中看好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他们是我的戏剧灵感，当我意识到创作者本身就是福尔摩斯时，我便开始去问：那些案件在哪里？

界面文化：你想借用福尔摩斯这个外壳讲些什么？​

林奕华：BBC的《神探夏洛克》是如今最普及的福尔摩斯故事了，其中有9个人物，我之前正好也约了9个演员。为了给《心之侦探》里的9个人找到9个案件，我开始思考：现代人都依赖些什么？偶像剧、Google、手机APP等等让我们觉得不可或缺，似乎已成为了某种补偿。

《心之侦探》要处理的主题是：如果我们能够更快乐，如果我们能够拥有更多自己，也许我们就不需要把时间和精神放到这些东西上面了。在剧中，这些人类依赖之物在一个个案件中被夺走，人们因此陷入焦虑与恐慌。所有这些线索的终极问题又指向哪里？——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因为找不到一个理想中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人，现代人转而去依赖这些没有生命的、易于控制的死物。而我们为什么找不到那样一个人？问题出在我们自己身上。简单来说，我们并不是主体，我们是客体。

回到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关系上，到底谁是主体，谁是附体呢？当然，福尔摩斯是主体，但他最脆弱之处也恰恰在于，他不能没有华生。一个聪明的强者需要一个普通人为伴。在现代社会，我们被许许多多的资讯和欲望建构了自我想象，我们究竟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价值呢？

界面文化：从《心之侦探》的剧本看来，你的改编素材更接近于BBC剧集《神探夏洛克》，而远离柯南道尔的原著，除了《神夏》与你选的演员数量恰好一致，还有什么其他原因？​

林奕华：柯南道尔的写作背景是大英帝国开始失去殖民地之时，我们能够在很多奇奇怪怪的案件中看到他对于殖民地的怀念与想象。对我来说，这些故事可以拿来阅读，但没办法当成舞台剧来观看。而《神夏》已经消化了原著的很多精华，剧集中留有的空间让我可以将之应用于华人社会的现实，让我能够把《神夏》的现代性对应于华人社会的现代性。而《神探夏洛克》现代性的体现之一就是，莫里亚蒂要比原著里的角色重要很多。

在《心之侦探》中，莫里亚蒂其实就是每一个人。任何人都处在一个共犯结构里，这个共犯结构便是平庸。西方戏剧里的平庸与华人文化中的平庸差别很大。在《神探夏洛克》里，莫里亚蒂不想跟其他人一样，由于福尔摩斯的出现，他会去想——那为什么不是我呢？而华人文化中的“平庸”是，每个人都不想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又很想与别人不一样——这就多了一层矛盾：我们不想跟别人不一样。

界面文化：这大概就是你在《心之侦探》中一直试图追问和探讨的问题——谁是普通人？什么才是普通？普通人与不是普通人的人，哪个更孤独？​

林奕华：是的，我们想成为普通人，却想去过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既想成为普通人，又想站在闪光灯下，这就是痛苦的来源。

平凡人与普通人是不同的。没有人生下来就是普通人，“普通”是一个建构而来的词汇，其中包含着许多价值判断，“普通”是一种处境，指的是一件事情没有达到你的期望、却也没有太令人失望；而“平凡”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属性，这一属性有着开放的空间，你可以在与生俱来的生老病死的周期内，去做不普通的事情。

界面文化：可是在《心之侦探》里，我看不到你对“普通”的价值判断，其中既没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否定，也没有像阿伦特一样对“平庸之恶”的恨意和反思，剧中角色都不过是受到局限的普通人而已。

林奕华：是的。当下用戏剧来探讨这个主题是很难的，当下的戏剧市场和戏剧人口其实并没有那么接纳“看戏是用眼睛思考”这种观点。人们指望着用看戏来放松，希望我解释清楚每一个步骤和铺垫将故事引向何处，结果就是所有人得到同一个确定的答案，而不是去寻找自己的答案。

界面文化：所以你一直试图用戏剧去提问题，而不是给答案？​

林奕华：没错，我向观众提出的问题，也是创作过程中一直问我自己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会给出答案的。问题和答案永远沉在戏剧的铺排之中，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个问题的症结，而戏中人并未满意于此，要继续向前走，可是戏剧本身停下来了。也就是说，我的戏剧不是以句号作结，而是以问号作结。

我觉得有一种吊诡是，既然做戏是为了吸引观众来看，就不敢去冒犯观众。哪怕有时候我们只是提出一个作者的观点，因为不是观众想听的东西，就已经成为一种冒犯了。

《心之侦探》就是一部挑观众的剧，不是挑教育程度，而是挑观众的个性。有的观众会在观看过程中自己变身侦探，满意于我们一起玩的这个游戏。而有些人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对自我猜疑，“你是否要让我觉得我很笨”，于是产生敌意，但我不想为此做出迁就。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看戏来成长的。戏剧之所以要复杂和充满挑战性，是因为我们尊重每一位观众，相信每个人都有可以被开发的潜力与可能性，但开发者只能是他自己。

界面文化：看《心之侦探》剧本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华生与福尔摩斯，普通与不普通，就好像你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你作为普通的华生，来观察、参与和记录所有个体的琐碎故事，另一方面，你做的这一系列舞台剧名叫“非常林奕华”，拒绝常态和普通，想要透视和剖析整体的现代病。你怎么看待普通与不普通在自己身上的关系呢？

林奕华：我是双鱼座。我是一个思想上很主动的人，也是一个行为上很被动的人。我是一个在想法上很不怕被人拒绝的人，但在生活中我是一个非常害怕被拒绝的人。所以，大概我有一个理想的自己，同时有一个现实的自己。华生可能是我现实的一面，福尔摩斯是我理想的一面。在我的人际关系与爱情生活里，都是如此。

界面文化：“非常林奕华”这个系列你做了差不多25年，出了56部戏，算是非常高产，概括来说，你希望带观众看你眼中所见的现代社会的问题，在这个以戏剧和社会展开对话的过程中，你个人在戏剧理念等方面有什么成长吗？

林奕华：我觉得蛮寂寞和孤独的。在周围很难找到对的戏剧人聊天，成长比较难。在语境上与我接近的导演，在距离上与我非常遥远，往往是处在其他文化之中。在德国和比利时导演的一些戏中，我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一些追求、方法和形式。这个时代杂音太多了，戏剧也是杂音的一种频率，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孤立了，无法很清晰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在德国看戏，发现候场和开演后都没有观众会拿手机出来玩，在我们的环境中呢？

戏剧一直都不受尊重，从人最初形成思考能力的地方——学校里开始，一种思维方式就被剔除掉了，而变成去索要一种确定的答案，这不适应于戏剧。不仅华人世界如此，整个教育制度的失效是全球性的。

界面文化：全球性的教育制度失效指什么？

林奕华：第一，先进的西方社会有着复杂而庞大的种种社会问题，比如种族问题、家庭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等等，而今天儿童教育的设计无法满足这种复杂性，所以西方国家一直都在研究和实验如何完满儿童教育。而这种实验又与家长所期待的不一样，比如在澳大利亚，有些家长反对学校告诉小朋友一个男性可以与另一个男性组成家庭。

第二方面的问题出在中学和大学教育上，以香港为例，文史哲院系被极度边缘化，人文学科不断萎缩和衰弱。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人文学科也被政治化了，这样一来，我们如何培养爱思考的戏剧观众呢？从寂寞到孤独，就是找不到理想的观众可以分享戏剧本身。

第三个就是媒体。离开学校之后，人们所有的自我教育都是从欲望来的，媒体要用各种各样的信息去满足人们的欲望。新闻没有百分百的客观，人们要从新闻里获得真相，而并非一个答案就能解释所有问题，“事实”本身是一个过程，我们不能用“一个真相”来断章取义。

界面文化：提到教育，你在香港的大学里做过戏剧教育，11月份即将到北大光华学院开课，你想讲些什么？对这门课有什么期待？

林奕华：因为这门课开在一个经济管理类的学院下面，我将其命名为“林奕华的I与P”，这里的IP说的不仅仅是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识产权），我想讲的是independent personality（独立人格）。

要说戏剧，现在最火热的莫过于英国要排队一年才能看上的哈利·波特舞台剧。我觉得这部戏远远没有我读剧本时想象的那么好看。可我发现观众很好看，我看到了许多成长起来的哈利·波特。编剧很聪明，他把哈利·波特一分为二，一个是已经40岁的爸爸，一个是才14岁的儿子。夹在青春与成熟中间的，恰好就是看着哈利·波特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他们从这部剧中看到过去，也看到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部戏里的intellectual property就是外国人的家庭关系，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外国人对亲子关系的反思，而并不是魔法故事。

要想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深刻地了解自己，然后才能懂得如何玩弄观众的心理。可是现在的IP，很多情况下是我们看到别人有什么，拿过来换个样子，就希望可以以此赚钱。如果说起IP，我们能提出的问题只是“你有没有看过***？”，而不是“你是不是了解自己的***？”就无法在自己的个性里找到独特的观看方式，只能永远用外部的、他人的眼睛来观看世界。

界面文化：所以这门课面向的是戏剧创作者还是观看者？

林奕华：其实每一位观众都可以是创作者，我希望把二者之间的界限拿掉。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是在创造观点的时候。在我刚刚开始看外文书的时候，只有能力了解每一个字、每一段话的意思，我就想，如果我连了解它在讲什么都这么困难，什么时候我才能明白它的内含，甚至提出赞成或反对的看法呢。

生活也是一种外文，我们看了那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真的有跟它们展开对话吗？你真的有自己的观点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看见了，以为自己有观点，其实根本没有，所以便有了“我不懂”这个说法。而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来说，一切东西在你的面前没有懂与不懂的分别，它们只是思考过程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步骤。“看不懂”不是任何人的责任，思考的权利就在你自己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