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诗人潘洗尘的微博发布了作家野夫收徒仪式的照片，其中子弟在“天地君亲师”面前向野夫下跪行拜师礼的一张照片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11月1日，野夫在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就是江湖——关于收徒跪拜兼答天下》的文章，作为对这一事件的回应。文中野夫强调跪拜是师徒二人两厢情愿，与其他人无碍；同时他也提出，“制度属于政治，礼仪属于文化”，因此一个人可以在信仰自由主义的同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二者并无矛盾。

中山大学政治哲学博士陈纯认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同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一观点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从个体角度讲，“一个人可以既信奉自由价值，又信奉某些传统价值”，从这一层面讲二者并无矛盾，因为“自由主义是一套政治观念，并不是一种人生价值观，自由主义鼓励公民在自由主义的框架内培养自己的人生价值观”。

第二，从共同体角度讲，中国人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应该从传统思想（以儒家为主）里去寻找一套伦理准则，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规范性问题。

前两种理解强调，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无论与作为人生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还是作为伦理准则的传统文化，都分属不同的范畴，并且承认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纽带”是不足以维系共同体的，需要宗教、道德、风俗、情感等其他纽带的作用，而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野夫所推崇的江湖规矩、民间道义，在不违背自由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都可以作为自由主义的补充。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传统制度并不是专制，甚至保留了很多“自由”，作者认为这种调和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尝试，实质上是用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为中国传统制度辩护，或者说用传统制度来重新诠释自由主义，它最终会导致自由主义真正精神的消解。

陈纯博士的观点可以概括为自由主义内部的社群主义批判，如果说自由主义的根本要求是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社群主义批判就是为这个权利加上一个注解，即自由选择要在一定的视域内才有意义，而这个视域则来自于个体所属的社群。也就是说，在自由主义的基本框架下，社群主义更强调差异性的权利，不同社群历史、政治、文化不同，权利诉求也不一样。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社群干涉了个体自由怎么办，是否要为了维系社群的存在，而干涉个体自由？对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内部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设置人权的底线，在不突破底线的条件下，一切都可以依当时当地的情境而定；另一种则是赋予个体退出社群的权利，但社群干涉了个体自由时，个体可以选择退出。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当我们讨论下跪的时候，是把它视作一种专制制度下权力关系的象征还是自由主义框架下一个社群的文化，事实上，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如果是后者，那么下跪，作为一个社群的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有冲突吗？当我们用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去衡量一个社群的文化时，这个设定底线的人很可能是独立于社群之外的“局外人”，他能够从这个社群成员的角度去理解和评价他们的文化吗？

更进一步说，围绕下跪事件的争论真的是关于自由主义的吗？对一种普遍的无差异的公民权的强调是否遮蔽了背后文化等级的逻辑？事实上，很多评论在行文中已经暴露这种文化等级意识，它所批判的并不是下跪对公民权的侵犯，而是下跪，或者下跪的文化，作为一种“陈规陋习”，在当代的复兴。这种论调中隐含的启蒙主义的目的论同样值得警惕，它已经不自觉地将文化划分为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

二十一名学者联名呼吁保护乡村传统丧葬礼俗

11月3日，余敦康等二十一名学者针对一些基层地方政府以殡葬改革的名义废除乡村传统丧礼仪式一事发表联名公开信，批评这种做法不仅剥夺了村民用传统礼仪悼念逝去亲人的权利，也对大陆仅存的儒家人生礼仪构成致命打击。

信中指出，目前遗存的乡村传统丧葬礼仪形成于周代，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礼仪中所包含的慎终追远的人文道德价值在当下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不能粗暴地与封建迷信划等号。

此外，包括丧礼在内的传统礼俗对于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是基层自治的宝贵经验，而废除传统礼俗必然导致中国乡村进一步的秩序紊乱和道德失范。

基于以上原因，公开信呼吁合理制定殡葬改良的基本原则，礼仪并非越简单越好，而应该在尊重村民选择的基础上，规范丧礼流程，防止铺张浪费，旨在恢复民间长期受损的文化元气。

公开信一经发表便引发了激烈讨论，《文化观察》的作者“走刀口”认为，丧葬礼俗本就源于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移风易俗是很正常的，今天在乡村流行的丧葬礼俗本身就是时代变迁的产物，因而并不能代表传统。此外，无论废除还是保护丧葬礼俗，都不应该通过政府行政权力进行干预。

乡村丧葬习俗的改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有当下的现实考量，而就公开信一事而言，似乎有一下几个方面值得探讨。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仪式是重要的，它并不是“虚礼”，行为和信仰是无法割裂的，并非只有抽象的、诉诸语言的观念才是文化，因此，以“纪念在心不在形”来否认仪式的作用和意义是站不住脚的。

其次，是否存在一套标准化的丧葬仪式，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维系民族身份认同，而同时又是免于官方主导的意识形态干预的，这一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参见华琛和苏堂棣的“标准化”“正统化”之争）。保护和传承丧葬礼俗，是否意味着恢复儒家主导的传统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化虽然不分先进落后，但对文化的实践却存在是否合乎当下的自然、社会条件的问题。似乎我们应该先不急于将它上升到保护传统文化的高度，而更多地聚焦实际操作层面，例如乡村丧葬礼俗所涉及到的环境污染、土地利用、扰民、腐败等具体问题，这也是政府应该也有权干预的层面。

希拉里、朴槿惠双双身陷“邪教门”，齐泽克再挺特朗普

11月3日，维基解密公开了一封希拉里的竞选主管John Podesta的弟弟Tony Podesta转发给他的邮件，随即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封邮件原本是著名的前南斯拉夫行为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发给Tony的，她想通过Tony邀请John Podesta参加在她纽约的家中举行的“灵魂烹饪”（Spirit Cooking）晚宴。

“灵魂烹饪”是什么？它是美国神秘主义宗教泰勒玛（Thelema）的一种圣餐。泰勒玛由英国作家和仪式魔术师Aleister Crowley于20世纪初创立，他自称是新时代的先知。维基解密的推特于11月4日发布了一段阿布拉莫维奇1997年的“灵魂烹饪”视频，其中她用一种粘稠的红色液体在白墙上写字，字的内容包括“用一把尖刀，深深地割开你做手的中指，然后品尝这种痛苦。”

维基解密的推特声称，视频中的红色液体是血液、精液和母乳的混合物，其中主要是血液。

随后，阿布拉莫维奇和Lady Gaga2013年在纽约参加第二十届水磨坊艺术中心夏季慈善义卖的几张照片陆续被网友扒出，其中她们和其他嘉宾围观一名赤裸着身体的黑人男性的照片激怒了美国的非洲裔选民。

另一边，韩国总统朴槿惠因“亲信干政”一事再次向国民道歉，并表示愿意接受调查，随后她刚刚获得总理提名的金秉准移交了部分职权。

巧合的是，涉嫌干政的朴槿惠“闺蜜”崔顺实的父亲崔太敏也与“邪教”有关，上世纪70年代，他在鸡笼山创立了“永世教”，自封“勅使”（古代传递皇帝书信之人），这个号称集基督教、佛教、道教于一身，又能治愈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疑难杂症的宗教，尽存在了不到两年便销声匿迹。

端传媒的特约撰稿人朴书妍认为，将永世教定义为邪教是不恰当的，在韩国的语境下，将它归为”似而非宗教”（false-religion）更恰当。似而非宗教不具备宗教的三要素“教祖、教理、教团”，只能算是打着宗教旗号的组织，仅韩国境内就有超过70个似而非宗教。邪教是似而非宗教的一种，只是影响更加恶劣，可以看作是带有宗教性质的犯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