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贝淡宁（Daniel A. Bell）不久前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发表的演讲中就指出，民主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它自身也有很多问题，因此不应该作为评判政治进步或退步的唯一标准，同理，选举也不应该是选拔政治领导人的唯一标准，对于其他标准的排斥，完全是一种教条。贝淡宁提出了另一套制度和标准——“贤能政治”，即通过尚贤制来选拔高层领导人。

选民素质不够高，一人一票不如举贤？

贝淡宁认为，首先要讨论民主制究竟有哪些问题，然后才能进一步讨论贤能政治。在他看来，民主选举制的问题首先来自于选民本身，即便在西方国家，很多选民的素质也十分堪忧，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知识结构和政治判断能力，比如一些选民完全是看颜值投票，而另一些选民可能连朝鲜和韩国都分不清。此外，大部分选民都是站在此时此地自己的立场上投票的，不会考虑其他人的利益，更无法为后代和其他国家负责，因此在面对气候变暖这种可能会对很多国家产生长期影响的问题时，民主制很可能会导致政策的片面和短视。

贤能政治不一定要跟民主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它们只是公众参与政治的不同方式。比如说考试也是一种方式，并且在理论上，它跟选举一样，都是强调候选人的机会平等。唯一的冲突就在于，如果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来选拔最高层的领导人，可能会选出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并且不利于长期的决策。

18世纪的美国非常需要宪法，并且修改宪法很困难，因此保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制度。但是现在的社会变化太快太大，我们不知道五年后会怎样，可能会有新的金融危机或者环境危机，也许二十年后人类会和人工智能开战，因此我们不能僵化我们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优秀的领导人，可以根据新的形势制定对策。要选拔这样的领导人，贤能政治就成为重要的依据。

贝淡宁认为，贤能政治尤其适用于中国。首先和国家的规模有关系。丹麦的人口只有500万，只比海淀区多一点，老百姓都认识自己的领导人，甚至像朋友一样，他们可以直观地看到领导人的能力，因此比较适合民主制。但是中国这么大，高层的领导人应该用不同的标准来选拔。

其次跟国家的历史文化也有关系。中国从2000年前的孔子开始，就一直在讨论君子的标准是什么，《礼记》中的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儒家一直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需要有能力、有道德的领导人。这种理念在千百年的传承中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至今也左右着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贤能政治领导人三大标准：智商、情商和道德

那么贤能政治选拔领导人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贝淡宁认为可以归纳为智商、情商、道德三条。

首先是智商，智商指的并不是领导人的先天资质，而是说他要对经济、历史、心理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基本知识有较好的理解。考试是筛选候选人智商的有效途径，它在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设置了限制，只有通过考试的人才可能成为领导人。

但领导和学者毕竟不同，他们需要跟不同的人群进行沟通交流，不能和老百姓有距离感，因此他们还需要有很高的情商。在基层政府的实践是检验情商的方法之一，另外也有科学研究显示，情商会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而提升，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往往有经历过长期在基层的历练，这对他们在高层执政颇有裨益。研究还显示，女性比同龄的男性情商高，但是中国高层领导人中女性的比例还有待提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标准还是道德。因为腐败问题在贤能政治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是对贤能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威胁。关于如何解决腐败问题，贝淡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引入同级评议、提高公务员待遇和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进一步分离是制度层面预防腐败的方法。同时，法家提倡的严刑峻法可以快速见效，儒家“慎独”的道德要求则可以长期治本。

贤能政治不排斥民主，二者可结合

贝淡宁列举了三种将民主制与尚贤制结合起来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在选民层面的结合，第二种是在中央政府层面的结合，最后一种是在中央尚贤地方民主的垂直模式，而在中间层面上则可以灵活应变，做各种不同的实验。在他看来，前两种模式都无法解决民主制的内在顽疾，相比之下，第三种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他还指出，贤能政治不排斥民主、法治等价值，但是唯一不可取的就是用一人一票的制度来选举最高层的领导人。

汪晖评议：

贤能政治是起源很早的平等主义，

需要更灵活机制保证优秀人才选拔

在评议环节，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指出，贝淡宁的书和演讲都恰逢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机。当代的政治制度基本都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形成的，无一例外。走到今天，这些政治制度在一些国家还算是有效，比如瑞士或者丹麦，但是在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出现了普遍的危机。危机分两个时期，第一波就是1989至1992的苏东解体，也是社会主义体制的解体。社会主义体制的垮台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另一种政治制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制、或者自由民主制的危机，这一危机从来就存在，只不过被更大的危机掩盖了，以至于我们普遍相信只有美国的制度才能解决最终问题，于是当我们看到今年的局面就非常错愕。

此外，他认为，这一轮政治危机的深度，已经超出了政治的范畴，因为今天所有政治制度危机最核心的部分，是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之间的脱节，政治制度的运转变得与民众无关，与日常生活无关。特朗普固然不好，对希拉里我们也没有信心，因为不论谁上台，这个政治制度的运转似乎都出现了问题，这才是核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要思考为什么危机的原因，才要探索新的政治的可能性，因此这个时机非常重要。

汪晖对贝淡宁的发言做了补充，他认为现代的贤能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贵族制和等级制的否定，因此都可以在公民概念的基础上、现代平等政治的基础上来讨论。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所批判的正是靠金钱和门第形成的特权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贤能政治并不是一个古代政治，相反，它是一种起源非常早的平等主义，尽管不是一人一票式的平等主义。

因此汪晖强调要区分等级和分工。文革的时候我们在各级政府都做过这样的尝试，让工人、农民、售货员去主管外事工作、担任政治局委员或者解决妇女问题。这个理念在原则上没什么问题，普通人当然也可以做领导人，但是它错误地估计了现代社会劳动分工的复杂性，这种分工是建立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的，并不意味着等级差异。

关于官员的选拔标准，汪晖认为，中国的文官体制和西方的技术官僚体制是有区别的：文官不仅是技术性的管理者，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整合能力，换句话说，不仅有行政职能，还有政治职能；西方经典的政治理论会把政治和行政分开，于是我们看到有一种人叫做政治家，或者政客，他们是通过竞选而非文官制获得公职的。对于这样的政治家，我们强调的是政治理念和激情，而不是政治履历和经验。而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官员在基层的历练不是完全官僚化的，它仍然是带有政治性的，而在选拔官员的过程中，要考察的也不仅是他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还有他的政治整合能力。

最后，汪晖说：“考试制度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但是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就像清代后期科举制也出现了危机一样，总是需要有新的东西刺激它完成自我革新。当今社会的流动性非常强，因此需要一种更灵活的、注重每个人的贤能的选拔机制，以一种制度的方式保证优秀的人才能被选拔出来并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这是政治制度必须要思考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