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淡豹和爱荷华大学政治系博士候选人余冬都认为，支持特朗普只是华裔群体中的一个局部现象，从数据上看，它集中发生于第一代移民当中，尤其是在“第一代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白领移民”（简称“一陆白”）中，特朗普的支持率异常的高。然而，无论从族裔、受教育程度还是工作性质角度来看，“一陆白”这一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都与其应有的政治倾向不符。

“一陆白”为什么会支持特朗普？

首先是老生常谈的教育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尤其是在加州由民主党主导通过的SCA5法案。亚裔普遍重视教育，在学业表现上优于非裔和拉丁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然而民主党主张的平权法案却可能剥夺一部分亚裔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引发亚裔不满。

淡豹认为，美国政治的特点有三：以政治身份（主要是族群）为核心的运动组织方案与动力、以阶级矛盾为实际核心冲突、以州为选举单位。这三点的并存构成了这一问题的关键要素。平权法案以平等为目标，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需要借助性别、族裔、性向等差异性范畴，这就使得这类法案无法妥善处理族裔和阶级两个范畴之间的冲突和杂糅，以及少数族裔内部各个族裔的具体差异问题。例如，高收入的少数族裔认为自己理应因为自己的少数族裔身份而享受平权法案的好处（如收入相对较高的亚裔），而当他们没有受到优待，甚至要把机会让给其他少数族裔的时候，便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被剥夺感。同理，低收入的白人由于无法享受到优惠政策，也容易产生类似的情绪。正是这种“补偿性正义”下的“不正义”，使得自由州的“一陆白”与保守州的白人蓝领都成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徐曦白也指出，平权法案本身有诸多问题。首先是在执行上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种族和性别只是众多考虑因素中的两个，不能使平权变成变相的配额制。其次是政策的连贯性，平权不仅限于大学教育和就业，须在人生每个阶段的进阶环节增加弱势群体的机会，才能削弱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

但是徐曦白认为，华人不应该反对平权法案。首先，在历史上，华人就是平权的受益者，只不过后来华人的境遇改善最快，反而使很多华人觉得平权法案更倾向于非裔和拉丁裔。其次，比起平权，华人更应该反对的是隐性或显性的“负面歧视行为”（negative action），例如很多常青藤学校以“全面考察”为掩护实行种族配额，以及参考捐款数额和家长是否为校友，强化优势群体的优势。最后，实现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平台目前仍然掌握在民主党手中，由于不满情绪就在大选中做“单一问题投票”（single-issue voting）并非明智之举。一旦平权被取消，作为少数族裔的华裔很难独善其身。

余冬认为，在教育平权法案的背后，是关于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一系列现行政策中对非裔和拉丁裔的偏袒和对华裔的忽视，它还表现在主流媒体对梁彼得事件的态度，以及民主党对非法移民和难民的宽容政策。因此在相关的社会议题上，华裔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政治立场，而华裔内部的利益和诉求也发生了分化。

此外，华裔倾向共和党也和他们自身的身份焦虑有关。淡豹和徐曦白都提到，华裔大多认为自己是“模范少数族裔”，尤其是通过工作签证获得绿卡并最终归化的“一陆白”。但他们也因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有强烈的不安全感，这使得他们既艳慕白人，又敌视非法移民和其他少数族裔，具有典型的殖民地中上层思维。

那么“模范少数族裔”的策略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华裔地位的提升呢？在淡豹看来，目前亚裔在反击歧视时，主要采用的是出生地（Birther）论证，即“虽然我长着一张亚洲脸，但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跟中国和亚洲没有任何关系”。首先这一论证本身就是以白人中产阶级为标准自我歧视的，其次它只适用于二代、三代移民，不适用于“一陆白”。“一陆白”与其向往强人政治，不如在族裔政治的框架下团结起来，参与到政治对话之中，成为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总之，随着大陆移民数量的增长以及政治右转和中国威胁论的流行，只求在现行体制下做到最强，不求改变社会的利己和短视只会使华裔群体，尤其是“一陆白”在美国的境遇不容乐观。

“一陆白”支持特朗普的其他原因还包括：

知识界对特朗普当选作何反应？

特朗普的当选令美国知识界一片哗然，许多大学校长、教授、学者都通过发表公开信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惊愕、反思，并努力寻求坚守学术信仰和弥合社会裂痕之道。

气候学家：

特朗普上台威胁奥巴马艰难搭建的气候框架

由于特朗普公开声称全球变暖是“一派胡言”（bullshit），是中国捏造的骗局。他的当选可能使奥巴马任期内艰难搭建起来的气候框架毁于一旦，其中包括刚刚实施一周的“巴黎气候协定”、美国国内的减排政策“清洁能源计划”（Clean Power Plan）以及数以亿计美元的清洁能源研究经费。许多气候学家表示，特朗普的当选是“地球的灾难”，“全球变暖将很难维持在安全标准内”。

哥伦比亚大学生态、进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的讲师Josh Drew在给学生的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哥大和其他许多大学都笃信平等和思辨，学术和慎重的决策必将战胜蛊惑人心的喧嚣，然而在昨夜，这一切信念都被击败了。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历史遗产中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愚昧无知依然深植于我们国家的广袤土壤中……如果这学期我真的教会了你们什么，那就是海洋是相连的，一地的变化会波及整个系统。正如海洋一样，我们的国家也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躲在哥大的蓝色堡垒里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这不是别人的问题，这种言论本身掩盖了一种优越感。对我们的贫困社群、有色人种社群、LGBTQ社群、移民社群、残疾人社群和穆斯林兄弟姐妹来说，这不是别人的问题。如何对待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是考察我们的一个维度。同学们，现在我们必须加倍贡献我们个人的力量，对他们伸出善意的援手。”

“为什么我们今天依旧要上课？因为刚刚当选的政府明确地反科学、反气候、反海洋。作为主修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的学生来说，你们正在面对一些特殊的挑战……你们即将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毕业，那时，科学需要更加完善，你们的观点需要更有说服力，你们保护自然环境的决心要更加坚定。”

“我们今天还要上课，正是因为我现在教给你们的内容更重要了。因为你们将要在一个你们并不认同的文化里工作。我非常荣幸能做你们的老师，能传授给你们必要的方法和技巧，使你们能够抵御愚昧，从权威的角度明智地发声。”

“我们面临着真实的、坦白讲很恐怖的挑战，但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们互相扶持、成败与共。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相信你们毕业后会成为海洋领域的领军人物，引领人们航行的理性之灯塔。因此，我们要上课，我们要学习，我们最终要运用这些知识致力于我们的海洋和国家更美好的未来。”

朱迪斯·巴特勒：

厌女症和种族主义压倒了理性判断和民主坚持

著名哲学家、性别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也在大选结束了发表了简短评论，呼吁美国反思当前的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厌女症。她指出：

“无论如何，希拉里被认为是建制派的代表。但是我们不能低估对她的愤怒和憎恶是多么的根深蒂固，这部分源于厌女症，以及由酝酿已久的种族主义点燃的对奥巴马的厌恶……在很多白人男性和部分女性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和对未来可能的第一位女性总统的抵制。对于一个越来越被误认为是后种族和后女性主义的世界来说，我们今天看到了厌女症和种族主义是如何压倒了理性判断和对民主和包容的坚守——虐待狂式的、怨怒的、毁灭性的激情正驱动着我们的国家。”

巴特勒说，“我们要问，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人是谁，但我们又是谁，那些没有看到他们的力量、丝毫没有预料到这一结果的人，又是谁？……也许正是左翼的孤立和自由的思想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也许我们对人性的信任过于天真……”最后巴特勒提出，“是否需要放弃政党政治而开始准备一场抵抗运动？”

弗朗西斯·福山：

特朗普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

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则在评论中指出，特朗普的当选是因为他成功地动员了白人工人阶级，优先考虑他们所关注的政治议题。他辨识出了当前美国政治的两大难题：日益加重的不平等对工人阶级的沉重打击，以及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对政治体系的控制。但不幸的是，对于这两大难题，特朗普并没有解决之道。

导致不平等原因首先是科技的进步，其次是全球化。特朗普认为只要摒弃目前的自由贸易协定、放松环境管制就可以振兴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和煤炭业。但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度自动化的工厂承担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工作，而煤炭业被排挤出局，与其归罪于奥巴马的环境政策，不如说是液压破碎法引发的天然气革命所导致的。面对这种局面，特朗普唯一的武器是惩罚性关税，但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引发贸易战，从而损害出口部门的工作机会，影响苹果、波音、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

而另一方面，导致美国政府被强大的利益集团控制的根源，是数额庞大的政治现金。对此特朗普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计划，因为他无法推翻最高法院“金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形式因而受到宪法保护”的判例。只有猛烈的外部冲击才能修复美国衰败的政治制度，使真正的变革成为可能。特朗普的胜利算得上是一次冲击，但他也只能提供传统的民粹主义-独裁主义的药方。

福山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特朗普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现象。普京、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保守的乡村和中下阶层中间的支持率，都大幅高出其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中间的支持率。在无数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社会阶层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最后福山警告说，今天，自由主义民主制的最大挑战来自其自身而非外部。在美国、欧洲和一些其他国家，政治制度中民主的部分正在挑战自由的部分，威胁要用它表面上的合法性来撕碎那些限制人们行为、维系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的规则。创造了这一制度的自由主义精英们必须倾听门外那些愤怒的声音，并将社会不公和身份认同问题当做首要的、必须回应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将是动荡不安的几年。

阿兰·巴迪欧：

特朗普的当选象征着政治的消失

在特朗普当选的当晚，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表演讲，巴迪欧指出，构成今天世界性危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战略统治、传统政治寡头的解体、大众的挫败感、迷失感和另一条道路的缺失，而正因为希拉里和特朗普这组对立没有表达出世界真正的矛盾，特朗普的成功才得以可能，而他的当选则象征着政治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