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尹清露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今天的新读者更爱萧红，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可以用今天的生命体验、对土地和历史的繁复情感与之相比。”日前，在“她和她的黄金年代：萧红创作生涯九十周年纪念”对谈活动上，北京大学教授、学者戴锦华如此说道。

对谈嘉宾、青年作者格子形容萧红的一生“短暂而华丽”，她1911年出生，22岁开始写作并留下丰厚的文学遗产，31岁病逝于中国香港地区。为什么萧红在今天依然有这么强的市场号召力和生命力？今天读萧红的意义又是什么？

萧红的书写在同时代人中没人能达到

戴锦华与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从女性主义立场分析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回看这部作品，戴锦华却觉得，当时刻意放入了性别维度，反而没能把握住萧红的个案。实际上，萧红存在着双重叙述，一重是她的作品对土地和历史的叙述，另一重才是个人故事，“萧红在临死前哀婉地说，她的绯闻会比作品流传得更久，事实证明不是这样，我觉得很欣慰。”

戴锦华认为，绝大多数女作家和很多男作家的个人生命就是创作底本，但是萧红的创作要广阔和深邃得多。个人生命故事太过精彩的作家往往很难逃过书写自我的诱惑，但萧红写的是东北这片土地，是日军侵略的暴行的经历，“她那样的书写在同时代人中还没人能达到。”

戴锦华提及，自己最早读萧红的作品是《呼兰河传》，那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和震撼。“我们今天说的新女性是五四运动的一大发明，现代汉语也是从胡适先生推广的白话文运动才出现的新语言，两者的叠加使得我们在今天回看五四一代人时觉得他们幼稚。但是我在萧红身上感受到的，是岁月和对生命强烈的爱形成的厚度，而没有同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自我设限。”

根据格子的观察，有几位学者在讨论萧红时态度比较悲观，评价萧红的语言在今天看来有点幼稚。戴锦华分析认为，现代汉语是新的发明，组词方式和意义系统全部更换为现代的逻辑，这导致五四一代人在写作时势必是生涩别扭的。但萧红克服了这一点，她写《生死场》时已经找到一种朴素而准确的叙述方式，用名词和动词直接表述，不像今天的写作者那样罗列形容词，这也使她绕开了时代限制，赋予文字流动性。“如果说萧红的文字幼稚，那么谁又是成熟？”

萧红与“作为方法的东北”

在近两年文坛命名的“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戴锦华提出过“东北作为方法”的说法，这是由于东北的叙事脉络很丰富，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近现代中国史的缩影——比如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从兴盛到衰败的脉络，东北作为俄国革命后的流亡地，以及曾经大清王朝封禁之地的脉络。戴锦华指出，为了理解萧红作品中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也要去理解东北和近现代中国历史。“说不尽的挣扎图存，说不尽的女性，这些都成为再度进入萧红的落脚点，也是她在同代人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因素。”

戴锦华认为，至今还未从东北文艺复兴中看到能纵深到萧红这一脉络的作品。不过，电影《钢的琴》《白日焰火》以及以双雪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创造了一个“可写的东北”，同时也是一个“可写的当下”。现象级剧集《漫长的季节》虽在云南拍摄，却也能让人感同身受，因为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远处的东北，而是把自己代入到故事中的体验。

这也是今天阅读萧红的感受，戴锦华说，“我们是在望向遥远黑土地，但是它又让我们有了新的触动，所以东北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非常具体地指向我们今天的文化格局中的位置。然而，这个位置还不能很自然地延伸到昔日的东北作家那里。如何将今天的现实与那段充满战乱、溃败和爱国激情的时刻相连接，恐怕还需要另外的历史契机。”

她继而提出，如何在今天重新讲述20世纪的中国，以及它与此前的中华文明史的连接和断裂，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挑战。许鞍华导演的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就是很好的例子，戴锦华称这部片子的问题不纯然是导演或演员的，它呈现出一种“中空的状态”，有许多叙述在其中回旋，但一直不能达到它想讲述的那段历史。“电影一开始，汤唯对着镜头说自己生于哪年死于哪年，那时我已经有点惊愕了，接下来是通过每一个萧红生命中重要的人去描述她，可是萧红所在的地方是空洞的，电影始终没有让萧红这个鲜活和传奇性的生命占据中心位置。”

格子也无奈地看到，即使这部电影并不非常让人满意，也几乎成为了在影视中定义萧红的唯一作品，以至于此次对谈活动的主题也是“她和她的黄金时代”，而不是“她和她的马伯乐”。这是强势娱乐文化之下的一种遗憾，在我们拥有太多选择后，反倒很少回到文本本身。

萧红让我们反思被窄化的性别议题

对于萧红的评价经历了巨大变化。格子发现，鲁迅评价她为“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但那只是认可她的潜力，后来有人说萧红的写作“独特但不成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萧红都没有得到今天这样的认可。戴锦华表示，这个问题可以分为几个层次，从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包括萧红在内的很多同代作家都被搁置和忽视了。另一方面，总有一些男性研究者在看到作者性别为女时，会下意识地选择俯瞰的视角，认为萧红只不过是一个31岁夭折的、绯闻缠身的女作家。

“我经常引用前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一句话，别人评价一位19岁自杀的女诗人时认为她没什么称道的，爱伦堡就说，一个女孩只活了19岁，她已经爱过恨过写过，你怎么可能说她的一生乏善可陈？”

萧红临终时留下遗言“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这是否说明萧红对自己的文学地位有所自觉？戴锦华反问说，萧红有没有张狂地把自己的创作比作半部《红楼》？“如果有起码的文学评价的公正，我们都会承认萧红比萧军、端木写得好太多，但是萧红一直在给这些男性作家抄稿子、洗衣服做饭，把自己视为不那么重要的女性。”同代人用“高贵的大鹏金翅鸟”描述萧红内心与生俱来的骄傲，但是她也有脆弱和自卑，这是撕扯萧红的另外一个力量。

“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在座的很多女性可能也要用终其一生去战胜对自我的怀疑和无名的自卑。”戴锦华说道。格子同样提出，萧红似乎始终跟着男人走，又在两次怀孕期间毅然决然离开男人，萧红到底是依附还是勇敢这样的提问，并没有理解萧红的处境。

提及萧红作品中的性别视角，就不得不提到她笔下的乡村女性。在活动现场，有读者发现萧红小说和电影《钢的琴》体现了相似的悲悯。在戴锦华看来，这是出于20世纪知识分子为底层人赋予尊严的文化传统——张猛在描述《钢的琴》时明确表达了仰望和致敬，萧红写劳动妇女也没有流露出旁观和优越感，这是真正的推己及人和共情。

戴锦华认为，正是这些鲜活的乡村女性形象体现出了萧红作品中的左翼色彩，而左翼不只是单纯的政治立场。“萧红赋予了这些最底层、最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以生命的尊严。左翼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有了一种向下看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在世纪之交逐渐丧失了，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所有的阶层、年龄和种族都在性别议题之内，而是把性别议题窄化了。所以，当我们再次把萧红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讨论，这也可以成为一面反思的镜子——那些真正在承受却没有言说的广大女性，她们和我们的生命关联到底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