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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一个人在的时候，反而会发现对一个空间、一些人是感兴趣的，平时繁杂的生活会把浓度稀释了。一个人在的时候浓度就上来了。”
疫情期间，导演张律从韩国返回北京，在隔离酒店里待了14天。封闭的日子里，他想起年轻时常游荡的北京白塔寺一带，提笔写下了《白塔之光》的剧本。今年2月，《白塔之光》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了国际观众、媒体和影评人的许多关注，两个月后，《白塔之光》在北影节斩获了5项大奖。
这是一个关于故乡、隐秘的爱恋、失意的游荡者的故事。不再写诗的美食记者谷文通，年轻热情的摄影师欧阳文慧，曾被送入劳教所、失联四十多年的父亲，这些人兜转徘徊于白塔一带，同是迷失者，也都渴望寻获些什么。
张律向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记者回忆了《白塔之光》的创作开端：“我对白塔那边很熟，年轻的时候和好多朋友老在那一带玩。白塔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觉得可能我的生活跟白塔是有情感的连带关系，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情感。所以我想去找，找不找得到不知道，但总是有一个东西在指引着你。”
文学给我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多
张律毕业于延边大学中文系，38岁时仍是延边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那一年，他与一位电影导演朋友发生争执，打赌“谁都能拍电影”。电影拍摄经验完全空白、阅片几乎只限好莱坞大片的张律，自筹资金，在北京郊区拍出了第一部短片《11岁》。当这部对白稀少的处女作短片入围威尼斯影展短片竞赛单元时，张律决定，要成为一名全职电影人。
此后的几十年里，他导演的影片在戛纳、柏林、釜山等国际电影节上屡获赞誉。影片拍摄地点横跨蒙古、中国、朝鲜、韩国等地，他作品的主题常常关乎乡愁、游荡者以及流散的身份认同。
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学堂上，张律谈到，文学让他的情感不会干枯，但跟文学接触比较多、距离比较近之后，“在拍电影时反而要格外警惕”，因为文学的空间是“靠作家建构、读者想象的”，但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电影空间却“必须是实实在在的”。
“我觉得文学给我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多。”当被问及曾经的文学经历对电影创作有何影响时，张律谈到：“文学更讲究故事，但电影不一样。很多人说电影最重要的是故事，那干嘛还拍电影呢？电影重要的是视听，你用视听的东西去寻找、去相遇，而且这个相遇和寻找一定是有物质基础的一个真实空间。”
从空间中生发一切，是张律常常谈及的电影创作观念。在他的个人经验当中，一部电影最初的灵感“从来不是一个人物或者一个故事”，而是空间，当对一个空间产生情感关联时，人物才开始浮现。“《白塔之光》描述的情感可能任何地方都会发生，但空间的不同让情感质地变得不一样，地域空间对人的影响非常重要。从这一点来看，《白塔》只能是北京的故事。”
张律的作品中常常出现失语的人、多语言沟通的阻碍、沉默，他对语言的理解也是以空间为基础的：“每个人说话在每个空间都不一样的，你在很熟悉的空间里时，胡说八道什么都有可能，在一个陌生的空间就会变得拘谨。”好的台词应该让观众感受到不同空间里大家的对话，和空间与人物发生关系，滋生新的东西。
全世界的人都在游荡
有观众在看完《白塔之光》后评价称，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北京。北京的痕迹遍布影片各处，人物们游荡于胡同小巷，卤煮、鸽哨、老公园穿插其间。当被问及拍摄时感受到的北京与记忆中的北京有何不同时，张律谈到，一座城市一定会变化，但也会有不变的东西：“消逝的和还在的之间的关系，是我感兴趣的。那个空间里有一些痕迹还在，你和痕迹相遇的时候，那么多那么珍贵的情感记忆，你又重新回来了。”
北京是张律生活最久的城市，他在北京居住了三十几年。对比过去那些聚焦于异乡与边缘的电影场景，对他而言，北京是意义完全不同的场所——“不管是福冈还是柳川，都是我在短时间里被那个空间吸引了，但北京是我生活最长时间的一个城市。柳川我是游荡的，北京是一个家。”但不同空间的内核仍是相连的，张律说：“你彻底地去问，在北京也在游荡。全世界的人其实都在游荡，即使在你最熟悉的地方，精神状态也是游荡的，或者是迷失的。”
游荡与失意，是张律作品的一种底色。《福冈》拍摄的是两个韩国中年男人来福冈寻找故人，展开了一段梦游般的旅程，《柳川》讲述的也是恍惚失神的漫游。在采访中，张律谈到，每个人都是迷失与脆弱的，他希望在电影中展现出普通人真正的质感。“我看到那种迷失的、游荡的、失意的人，我相信他。笃定的人我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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