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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读史】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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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读史】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与日本为何一弱一强,天壤之别?《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其实已经为人们提供了答案。

由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

1851年,中国商船将一本中国书带到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当时日本实行严格的进口审查,这本书由于含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而被查收上缴。不过,它没有被焚毁,也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被送到官方机构作为研究之用,关心世界形势的幕府重臣还专门研读。

这本书就是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魏源深感时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急需了解世界。于是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从1841年起开始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刊刻面世,后来又不断增补。

《海国图志》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魏源像

更重要的是,《海国图志》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魏源在该书序言里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因此,《海国图志》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当时清王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是人们仍然沉酣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不肯醒来。因此,《海国图志》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因为它辑录关于“异邦蛮夷”的情况,有违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受到主流社会的攻击和排斥。士大夫认为,这本赞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实属大逆不道,应该坚决封杀,甚至有人主张把它付之一炬。

直到10多年后的1858年,一位名叫王茂荫的官员上书朝廷,建议将《海国图志》刊刻重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但是清王朝对此不予理睬。《海国图志》一书仅勉强刊刻千余册,随即销声匿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海国图志》在日本早已成为热门图书。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本“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从1854到1856年仅仅3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种。到1859年,由于人们争相购读,《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竟然涨了两倍多。

《海国图志》内页

《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当时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他的学生吉田松阴在著作里也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成为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后来,吉田松阴开办私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弟子更是成为明治维新的元勋,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见,《海国图志》影响了日本幕末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现代史》中所说,“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中国学者钱基博也说,“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和《海国图志》几乎同时,还有一本书也影响了日本近代史,它就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徐继畲曾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在办理通商事务之时,常常接触英、美等国家的一些传教士、官员和商人,启发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这本书不但摒弃了 “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而且对欧美国家的强盛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推崇欧美国家“以商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比《海国图志》更加进步。

在《瀛寰志略》初版时,徐继畲本来想把大清帝国地图放在“亚细亚”之后,但是他的好友担心这样会触动国内士大夫的抵触,所以最后还是将大清帝国地图放在了卷首。纵使如此,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后,“即腾谤议”,士大夫们群起攻之,指责作者徐继畲“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在遭到种种打击之后,这本书被停止刊印。

徐继畲《瀛寰志略》

然而,《瀛寰志略》却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学者将此书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此书,争相阅读,不断地重印。这本书不仅打开了日本人的眼界,也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徐继畬在书中对华盛顿和民主制度的高度评价影响了日本思想家横井时存,横井时存影响了弟子由利公正。由利公正就是1868年著名的《五条誓文》的起草者。《五条誓文》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的基本纲领规划了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为日本成为近代化国家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宰割对象,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其实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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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读史】影响日本近代史的两本中国书

19世纪中叶后的中国与日本为何一弱一强,天壤之别?《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其实已经为人们提供了答案。

由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

1851年,中国商船将一本中国书带到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当时日本实行严格的进口审查,这本书由于含有涉及天主教的违禁文字而被查收上缴。不过,它没有被焚毁,也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被送到官方机构作为研究之用,关心世界形势的幕府重臣还专门研读。

这本书就是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魏源深感时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急需了解世界。于是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从1841年起开始广泛搜集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50卷,1843年刊刻面世,后来又不断增补。

《海国图志》摒弃了“九州八荒”、“天圆地方”、“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向中国人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和地理,传播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别种文化样式、社会制度、风土人情,拓宽了国人的视野。

魏源像

更重要的是,《海国图志》打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文化价值观。魏源在该书序言里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因此,《海国图志》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魏源也因此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当时清王朝虽然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但是人们仍然沉酣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不肯醒来。因此,《海国图志》不仅没有受到重视,反而因为它辑录关于“异邦蛮夷”的情况,有违中国固有的学问之道,受到主流社会的攻击和排斥。士大夫认为,这本赞美西方“奇技淫巧”和“政治制度”的著作实属大逆不道,应该坚决封杀,甚至有人主张把它付之一炬。

直到10多年后的1858年,一位名叫王茂荫的官员上书朝廷,建议将《海国图志》刊刻重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但是清王朝对此不予理睬。《海国图志》一书仅勉强刊刻千余册,随即销声匿迹。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海国图志》在日本早已成为热门图书。日本的有识之士认为这是一本“有用之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纷纷加以翻译、训解、评论、刊印。从1854到1856年仅仅3年时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有21种。到1859年,由于人们争相购读,《海国图志》在日本市场上供不应求,价格竟然涨了两倍多。

《海国图志》内页

《海国图志》对日本社会影响巨大。当时的著名维新思想家佐久间象山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他的学生吉田松阴在著作里也多次提到读《海国图志》一书的体会。吉田松阴利用《海国图志》提供的世界知识,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成为日本维新运动的先驱。后来,吉田松阴开办私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伊藤博文等弟子更是成为明治维新的元勋,为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见,《海国图志》影响了日本幕末的知识分子,从而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如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在《日本现代史》中所说,“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中国学者钱基博也说,“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和《海国图志》几乎同时,还有一本书也影响了日本近代史,它就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徐继畲曾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职,在办理通商事务之时,常常接触英、美等国家的一些传教士、官员和商人,启发了他对世界的认识和思考。他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用五年时间完成了10卷本的《瀛寰志略》。这本书不但摒弃了 “天朝中心”的史地观念,而且对欧美国家的强盛原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推崇欧美国家“以商为本”的理念及民主政治,比《海国图志》更加进步。

在《瀛寰志略》初版时,徐继畲本来想把大清帝国地图放在“亚细亚”之后,但是他的好友担心这样会触动国内士大夫的抵触,所以最后还是将大清帝国地图放在了卷首。纵使如此,1849年《瀛寰志略》正式刊行后,“即腾谤议”,士大夫们群起攻之,指责作者徐继畲“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在遭到种种打击之后,这本书被停止刊印。

徐继畲《瀛寰志略》

然而,《瀛寰志略》却受到了日本读者的欢迎。日本学者将此书誉为“通知世界之南针”,从1859年就开始翻刻此书,争相阅读,不断地重印。这本书不仅打开了日本人的眼界,也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徐继畬在书中对华盛顿和民主制度的高度评价影响了日本思想家横井时存,横井时存影响了弟子由利公正。由利公正就是1868年著名的《五条誓文》的起草者。《五条誓文》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的基本纲领规划了日本的近代化道路,为日本成为近代化国家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国力衰败,沦为宰割对象,日本蒸蒸日上,跻身强国之列。同为东亚国家,中日为什么会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本书在两国间的不同遭际,其实已经给人们提供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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