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周国内艺术界的焦点是刚刚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的“基弗在中国”展览。由于艺术家本人的公开反对，它引发了关于艺术品的著作权、所有权、展览权，公共美术馆的伦理，以及当代艺术视域中的“作者已死”等众多问题的讨论。

在特朗普当选后的第二周，当全世界震惊和错愕中冷静下来，人们纷纷开始理性地反思：投票给特朗普的人究竟是谁？出于怎样的原因？一部分主流媒体和学者认为，特朗普获得的总选票数低于希拉里，他的获胜主要是由于拿下了几个关键的摇摆州，白人产业工人向特朗普的倒戈给了希拉里致命的一击。另一派观点则认为，决定这次选举中民意的是种族问题而非经济问题，特朗普抓住了白人对丧失优越地位的恐惧以及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仇恨，以此煽动民众情绪；而民主党并没有丧失底层的支持。而正是由于民众不理性情绪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了2016年的年度词汇。

一场艺术家本人反对的艺术展：

是艺术垄断，还是“作者已死”？

11月19日，“基弗在中国”大型展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CAFAM）如期开幕，然而展览开幕前三天，一份来自艺术家本人的公开声明则表示，这一展览“未经他的同意”。

安塞尔·基弗（Anselm Kiefer）是德国新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当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与中国也有很深的渊源。他曾于1993年游历中国数月，他拍摄了全国各地的毛泽东雕像和纪念碑的照片，五年后他根据这些照片中的毛泽东形象，融合法国南部的乡间风光，创作了“千花齐放”（Let a Thousand Flowers Bloom）系列，创作灵感来自于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方针。

基弗在声明中称，主办方在展览策划和筹备阶段并未征求自己的意见，并有误导性地传达了自己在展览中的角色，对此他感到失望，并要求取消这一展览。随后基弗的代理画廊高古轩、泰达乌斯·罗派克以及白立方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基弗在中国”未经艺术家本人许可，因此艺术家不予背书（endorse）并拒绝出席这一展览。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于11月18日发表的回应中称：展览的德方主办机构（帝国贝尔艺术中心）表示，本次展览的全部展品都得到了收藏家和收藏机构的授权，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展览的主策展人、科布伦茨路德维希美术馆馆长贝娅特·海芬夏特（Beate Reifenscheid）曾多次主动与基弗先生本人联系，德国藏家和收藏机构也多次向基弗先生发出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够顺利沟通。最后央美美术馆表示，虽然基弗不赞同举办这个展览，但鉴于展览作品的合法性，美术馆没有理由终止与德方主办机构的合作。

本次展览的总策展人、科布伦茨路德维希美术馆馆长贝娅特·海芬夏特在接受《艺术新闻中文版》采访时澄清，“这并不是一个回顾展，而是一次私人藏家的藏品展”，绝大部分的参展作品都来自一位代号MAP的私人藏家，他也是目前最大的基弗作品藏家之一。海芬夏特还说明，她曾与基弗本人和其代理画廊沟通过，因此不能理解为什么艺术家要在展览开幕之际，突然在媒体上“大肆宣称其不同意、不许可的态度”。

中央美术学院博物馆馆长、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之一王璜生也表示，本次展览合乎相关法律规定，“从情理上讲，基弗本人如果能参与当然是好的；但是从道理上讲，藏家或者博物馆要去组织一个他的展览，我们觉得也是成立的”。

此次事件的最新进展是，基弗在18日接受《南德意志报》（Süddeutsche Zeitung）采访时用“被强暴”形容他的感受，并称“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已故艺术家一样”。他还声明，策展人贝娅特·海芬夏特所说的多次尝试联系基弗本人未果，是赤裸裸的谎言。基弗说，他曾访问中央美术学院，并对其十分欣赏，但是他“需要时间来策划一场有序的展览，展品需要经过精心挑选，不可能随手抓到哪件作品就直接挂到墙上，而他们（展览的主办方）就是这么做的”。他还表示，最介意的就是贝尔艺术中心这个“三流艺术机构”的介入，因为他们给他的作品贴上了商业的标签。

对于此次风波，艺术界众说纷纭。艺术家李国华认为，主办方利用了藏家想出货给中国潜在买家的心理，极力促成这次展览，又因担心中国民间机构分量不够，最后决定在央美举办。基弗的声明有三种解读：其一是艺术家事先并不知情，忽然得知后很愤怒；其二是艺术家可能知情，但是对主办方的能力和名望很担忧；其三是展览潜在的商业性质很可能损害了其代理画廊的利益；又或者是三者兼有。

艺术家靳卫红也认为，虽然展品的合法性没有问题，但将一个商业展包装成学术展，用“基弗在中国”、“回顾”这些暧昧的表述混淆视听就有问题了，艺术家正是针对这点提出的抗议。

艺术家倪军则指出，基弗事件体现了当代艺术视域中的“作者已死”，作者的概念正在消逝，这不仅仅是版权的问题。倪军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传播以及开放解读的媒体时代，这带来的很多新问题，比如一个还健在的艺术家及其背后的艺术机构，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影响到在法律上已经被别人拥有物权的作品？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由公众从多角度去解读？艺术家本人又有没有表示抗议的权利和方法？如果这个展览改名叫做“一个基弗不赞成的基弗展”是不是更有学术讨论的价值？事件的本质是值得艺术圈思考的，我们也应该给予这样的讨论更多的自由度。

豆瓣网友“66号公路”在《评基弗展览事件：央美，你错了！》一文中认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此次事件中也负有一定责任。首先，按照惯例，举办在世艺术家的展览，尤其是个展，美术馆是要和艺术家一起工作的，因为在当代艺术中，展览越来越成为作品的延伸。没有艺术家参与的个展，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在商业画廊中举办的，作为艺术品二手交易的商业展览。央美举办的基弗展究竟是哪种性质的展览，需要讲清楚。其次，央美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理论上不应该与贝尔中心这样的商业机构或者私人藏家合作，占用公共空间和资源为它们办展。这种合作在国际上是严令禁止的，而在中国仍是灰色地带，即便如此，这样的合作也加重了央美美术馆的道德风险。更重要的是，它损害了央美的国际声誉，是一次重大失误。

特朗普当选是社会底层的革命，

还是身份政治的失败？

特朗普当选一周有余，在反思这场大选的时候，许多主流媒体和学者将特朗普的当选归咎于民主党在“锈带”（Rust Belt）的溃败：正是由于失去了密歇根、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威斯康辛等位于锈带的摇摆州，才导致了民主党和希拉里不可挽回的败局。

正如桂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锈带传统工业愈演愈烈的困局》中所写到的，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然而这些财富在美国国内的分配并不均衡，锈带传统工业的产业工人非但没能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反而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实际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而由于民主党对少数族裔的长期政策偏向，这些白人产业工人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忽视，甚至感到在实现美国梦的道路上被少数族裔“插队”了。

但也有学者质疑，特朗普的当选真的是一场传统的社会下层对上层精英的经济革命吗？

张哲在《问题不是经济，笨蛋！》一问中就提出了三点反驳：首先，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是“大多数”，而其中白人产业工人的比例则更低；其次，“最底层”支持的并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第三，“锈带”的衰落远在本届大选之前，而近些年这些州的经济状况反而有所好转。因此，特朗普在几个“摇摆州”的胜利，在经济问题之外，另有原因。

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atherine J. Cramer在《怨恨政治》（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一书中指出，对于很多生活在锈带的白人蓝领来说，种族主义倾向和经济焦虑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而特朗普正是利用和煽动了他们对他者”的仇恨和对未来的恐惧。

此外，张哲还指出，白人蓝领的经济困窘当然是值得同情并努力着手改变的，但是别忘了谁才是美国真正的底层，还是非裔和拉丁裔，然而他们现在反倒成为了锈带工人悲惨遭遇的替罪羊。

柏林Trends Eurasia咨询公司CEO覃里雯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和封闭社会的回潮》一文中也指出，在本次大选中真正倒戈的并非底层，而是中产阶级，甚至是一部分上层精英。

在覃里雯看来，这次大选揭示的根本问题，是白人对自身绝对优越地位的担忧，以及对基于平权运动的政治正确的痛恨，而难民问题无疑加重了这种怨怒情绪。民主党关注女性、同性恋、少数族裔，却因此丧失了主张爱国主义、持枪权、反堕胎和强调基督教本位的白人选民。可能左派并没有失去和社会底层的联系，但却没有看到白人中产和精英的身份焦虑有多严重。

因此我们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所看到的英美社会的严重撕裂的确是全球化切割人口的结果，但这种切割不仅限于经济层面，而是涵盖了“从生产到居住、从社群关系到社会理念、从个人自由到家庭观念”的方方面面：“一边是认同城市文明、全球化、多元化、灵活身份认同的个人主义、复杂的市场经济环节、环境保护的全球化居民；另一边是紧抱田园梦、单一民族国家、保守身份认同的部落主义、早期工业社会经济形态、对环境保护不敏感或认为重要性不高的地方性居民，这两种身份认同几乎永远不可能和谐共处，它们之间的争斗会代代延续下去。”

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标志着封闭社会的回潮，标志着战后建立的关于反对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西方主流话语共识，就此可能不复存在。

然而在试图提出重建开放社会的解决之道的时候，覃里雯却再次回到了经济议题上，她认为，要想弥合这种身份认同的矛盾，还是需要通过反思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寻找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解决分配不公，缩小阶级差异。然而这种方法能够解决白人中产和精英的身份焦虑吗？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ark Lilla在给《纽约时报》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他指出，我们应该从这次选举中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身份自由主义（identity liberalism）的时代应该终结了。

教育和媒体对于多元化（diversity）的执念造就了自由派和进步派的一代，同时也使他们过于封闭自恋，以至于对自己认同的社群以外的人的境况完全无知，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和关心生活在各自不同生活轨迹上的形形色色的美国人。

Lilla指出，健康的国家政治不是关于“差异”的，而是关于共性和共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后身份的自由主义”（post-identity liberalism），能够动员到所有的美国人，关注到影响他们中大多数的议题。

“后真相”当选牛津词典年度词汇，

真相已经无关紧要吗？

在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这一年，牛津词典将“post-truth”列为国际年度词汇。

牛津词典将“post-truth”定义为形容词，用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形，即“客观事实不如情绪煽动对公众心理的影响大”。牛津词典的编辑称，同去年相比，“post-truth”一词的使用频率增加了约2000%，该词最常被用在与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相关的文章中。

据牛津词典称，“post-truth”首次出现于剧作家Steve Tesich于1992年发表在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中。文章是关于伊朗门事件和海湾战争的，他在文章中写到，“作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我们自己决定，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后真相（post-truth）的世界里。”

“Post-truth”在Tesich的文章之前也被使用过，不过表达的仅是字面的意思，即“知道真相之后”，而并非其现在具有的引申义——“真相已经无关紧要”。并且，前缀“post”的含义现在也有了拓展，不仅指某个情形或事件之后——比如“post-war”（战后）和“post-match”（赛后）。在“Post-truth”中，post是指在那段时间里某种具体的观念已经不重要或不相干。据称，这种细微差别起源于20世纪中期，并且已经被运用于“post-national”（1945年）和“post-racial”（1971年）中。

同时竞争年度词汇的还包括名词“alt-right”，它是“alternative right”（另类右翼）的缩写，指的是“持极度保守或反动观点的一种意识形态群体，其特点在于拒绝主流政治观点，利用网络媒体煽动容易挑起争端的内容”。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2008年，风靡了今年春夏两季。牛津词典称，仅8月一个月，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就占了全年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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