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底，正是美国大选前夕，历史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与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英国媒体《卫报》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对谈。赫拉利是位以色列历史学家，他纵论人类历史的书《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Sapiens）曾获得比尔·盖茨和奥巴马的好评。他的新书《人类的诸神：未来简史》（Homo Deus: A Brief History of Tomorrow）转而探讨未来，其结论令人颇感不安。大卫·西曼（David Runciman）在《卫报》书评中称该作品引人入胜，核心论点简单却使人不寒而栗：“21世纪的人性将发生转变，智慧将与意识分离。”“我们能设想的最坏情况，就是一个超人的精英阶层与通常把人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日渐脱离”，赫拉利这样警告道，“而一个巨大的‘无用阶级’被拖在下面，命运被掌控在新的机器人上司手里”。在他看来，我们身处巨大变革的种种表现中，却未充分意识到危险的迫近；“现代性是个交易”，他写道，“这整个契约可以简单概括为：人类同意以放弃意义为代价换取权力”。
而奥斯本不久前刚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败下阵来，经受了不少历练的他此刻也更显得更轻松自在了些，甚至在临时的新岗位中，他也依然保留着由背景和地位维持着的衰颓的权威。
“政治家在长期计划和紧要任务间斟酌，没时间思考未来”
赫拉利称自己一向够不清楚政治家们的态度，他一度以为“似乎掌权者掌握着这个世界的秘密”，但在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Benjamin Netanyahu）等政坛人士交谈后，他发现这些人口中没有说出任何有趣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大秘密存在”。
“恐怕事实会让人比较失望”，奥斯本答道，政府是个相当复杂而庞大的机构，以至于无法适时地回应迫切的需求，政治家总要在长期计划和眼前紧要的任务之间来回斟酌。赫拉利的书瞻望千年的历史，然而奥斯本几乎把从早上6点到半夜的全部时间用来处理作为财政大臣的眼前事务，很少有时间来思考这个国家的未来。
“政府里的人是否有思考过人工智能的问题？他们有没有关注过人工智能在这三、四十年内可能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潜在的影响？”赫拉利问。
“说实话，我们很少讨论这个问题，政府很擅长预测哪些岗位将消失掉，却不怎么擅长预测哪些新岗位将产生。”
“媒体只是把你已有的偏见重复给你听”
赫拉利认为，人类有身体和认知两种能力，到目前为止，机器与人类的竞争主要表现在身体方面，因此，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人类的主要工作由农业或重工业等以体能为主的转向以认知能力为主的。然而现在我们看到机器开始在认知能力方面与我们竞争甚至逐渐胜过我们，而我们不知道人类是否还有第三种能力。
赫拉利还担忧，面对网络、媒体上流通的巨量信息，如今的人们是否还有能力加工它们，以理解自己的生活？“如今，审查机构的运作靠的不再是隐瞒信息，而是用大量虚假信息、无关信息，甚至关于猫咪的搞笑视频将你包围，直到你无法再集中注意力。”
奥斯本同意赫拉利的担忧，“我们所接触的信息不再对我们的偏见构成挑战。以前人们看的新闻，无论其有怎样的导向性，至少还在试图引起讨论，而如今你消费的媒体只是把你已有的偏见再重复给你听。”
人民的政治态度是否是单纯地被媒体操控的结果？赫拉利认为，民粹民族主义是选民不满的表达，而不只是少数亿万富翁策划起的阴谋，选民准确意识到了他们的权力正在丧失，并愤怒地对体制予以回击，“虽然我并不认为把特朗普送进白宫能够使普通选民夺回他们对社会的掌控，但这至少是这所谓的非理性行为背后的动因。”
“民众放弃了繁荣和安全去追求某种幻影”
奥斯本同意赫拉利对阴谋论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从我在英国政界活跃20多年的经验来看，比起搞阴谋，政府更多的是把事情搞糟”，他说，政府假装以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宁愿民众认为那是一个阴谋，而不是一个彻底的错误，“政府的发言人不得不编造一些故事，让人们相信那些错误只是自己计划的一部分。”阴谋论者眼中政府全能的神话，实际往往是政府掩盖自己无能的产物。
“至于民粹主义，在我看来有趣的问题在于，正如你书中所写的，人民的生活其实从未更好过，人们从未更健康，从未有更长的预期寿命，人民死于疾病或者暴力的几率从未变得更低。”奥斯本说。“英国脱欧公投的一条口号是‘夺回控制’，但在我看来他们从未有过这种控制权。事实上对英国而言，与欧洲各民族合作或许才是更好地掌控自己未来命运的方式”。
赫拉利由此想到了1989年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民主的胜利，民主赢了，自由市场赢了，美国及其同盟国可以在世上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然而从那胜利的时刻到我们今天所陷入的困境，这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奥斯本认为，这大概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我们仍对现状不满，并试图寻找解释和意义，无论这意义是来自俄罗斯国家主义的领袖，还是伊斯兰宗教团体。民众并未接受历史的终结，而是宁愿放弃繁荣和安全去追求某种幻影。这并非错误，尽管其后果往往令人不快。“或许是我们已经太老了，才愈加恐惧变化？”奥斯本自嘲道。
“人类再一次没有了秘密”
接着，他们谈到了政治家的私生活问题。奥斯本说，政治家似乎不得不默许私生活不断被媒体公开化，而这对于从小使用社交软件的年轻人而言似乎十分自然，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网络上分享关于自己生活的大量信息。这好像回到了古老的过去，在一个村庄之中你无法隐藏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了解你甚至你的父母，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处于他人的观察和评论下，你不得不谨守村庄的规则，否则就会被排斥。接下来人类进入了匿名的工业社会，你走在大城市的街上而没人知道你是谁。隐私是一个现代性概念。然而今天我们可能又回到了彼此熟知的时代，人类再一次没有了秘密。
不过赫拉利看来，我们与过去依然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次知晓我们所做所想的不再是一个亲密社区，而是苹果、亚马逊和维基百科。这一转变也使得政治家以何种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变得格外重要。奥斯本认为，美国大选中人们已经厌倦了希拉里阵营精心准备却又是老生常谈的口号相比，人们倾向于认为半夜三点发推特的特朗普更“真实”，他们会感到那绝对是他本人，而不是500名竞选顾问。
面对脱欧公投中留欧阵营的失败，奥斯本反思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他只想让人们知道自己能够把事情做好，六年的工作让他意识到，他必须向人们解释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倾听那些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人的声音。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某些事情上出了错。“这次公投我的阵营失败了，就此归罪于公众，称‘人民错了，和我无关’将是错误的回应方式；要问的不是‘他们如何错了？’，而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想？我如何错了？’。而我现在仍在思考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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