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认为，在扬弃传统中国法律中对妇女道德压迫的内容之余，我们也应当看到传统法律“仁治”理念中保护弱者、重视家庭等道德关怀的重要性。

威利斯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在乎社会公平，我们就需要更深入地记录和分析普通人的能动性和他们在日常实践中制造的意义，重新定义阶级，将失意者拉出民粹主义的陷阱。

一方面，我们往往将中国乡村视为均质的、一成不变的地区，忽视了乡村地区极大的地域差异，这会将部分地区的问题放大为某种普遍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往往也未能充分认识到现代化力量重塑农民家庭和乡村社会既有弊也有利。

正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展出的特展“巴黎建筑（1948-2020）：城市进程的见证”为我们摆脱巴黎刻板印象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