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美国作家桑德拉·纽曼如何想象女性乌托邦

这位美国作家讲述了女性主义乌托邦、幸存末日以及谁是人行道上电动自行车祸害的真正罪魁祸首。

作家哈拉尔德:为什么当今许多德国人更看重和平而不是自由

德国作家哈拉尔德·贾纳对二战结束后德国的第一个十年进行了重新挖掘,着眼于大环境背景下更多普通人的生活。

越南裔美国诗人王鸥行:诗歌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在悲伤中相会的场所

《时间是一位母亲》是诗人王鸥行在母亲过世后推出的最新作品,他在采访中谈到了失去、成瘾以及文学变装表演。

把做过间谍的亲人写进小说是否可能?

间谍小说家夏洛特·菲尔比在最新著作中讲述了祖父金·菲尔比和苏联女特工伊迪丝·都铎-哈特的渊源,也谈到了把亲人写进小说的风险,以及女性间谍常常被忽视的原因。

津巴布韦作家诺维尔莉特:绝望不可避免,我们得想要变好才有望走得更远

布拉瓦约谈了谈穆加贝下台后的津巴布韦,以及她的新作是如何从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汲取灵感的。

小说家凯伦·福勒:入围布克奖不如和厄休拉·勒古恩共进午餐

2014年布克奖提名作家凯伦·乔伊·福勒谈及围绕刺杀林肯凶手之家展开的新作、她写科幻小说的“黑历史”及个人的绝望情绪。

【专访】于坚:人不是横空出世,而总是出生在一个故乡一种母语中

在《密西西比河某处》中,于坚在书写美国纽约的同时,回忆着家乡和过去。他在欧洲和美洲回望李白杜甫和母语故乡,也在今日诗歌的灿烂修辞中感到生命感的虚弱。

英作家弗朗西斯·斯布福德:文化要求我们消除负罪感,但内疚是一种必要的情感

“哪怕是最自大的小说家,他们能想出的最好办法也无非是现实的廉价替代品。”

从苹果店员到科斯塔小说奖得主

这位伦敦作家谈了谈处女作《开放水域》的成功、男子气概的窘境以及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应与萨莉·鲁尼被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

柳原汉雅:我有权写自己想写的一切东西,读者只能评判写得好或不好

柳原汉雅的新作《到天堂去》收获了诸多好评,她谈了谈疫情对写作带来的影响,对重新命名事物的看法以及写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