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工智能Master碾压人类的消息令围棋手们惶惑迷茫，美剧《西部世界》里混淆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杀戮和伦理让观众们局促不安，人们不仅疑惑：人工智能的时代真的到来了吗？如果人工智能达到甚至胜于人类的聪明才智，那么又是什么可以区分人工智能和人类？是灵魂还是人性？如果人性是天然存在的，那么它是好是坏？人性与后天养成又有什么关系？

“若想要人们相信人类本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阐明人类本性究竟是什么，以及这样的信念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义。”语言学家、进化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白板》（The Blank Slate)一书中，讲述了何为人性以及应该如何看待人性的问题。作为斯蒂芬·平克的“语言与人性”四部曲中文版的其中一部，《白板》与其他三部《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思想本质》（The Stuff of Thought）、《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一起，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向普通大众阐述了人类语言、进化和心智的问题。

斯蒂芬·平克13岁时就自称是无神论者，但自认在“神学意义上却从未是宗教主义者”，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系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和博士，毕业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脑与认知科学系任教，2003年转入哈佛大学心理学担任教授。“我本质上，是一个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家，语言知识认知的一个分支。”平克的研究重点主要有认知科学和语言研究，而正是“语言”让他声名鹊起。1994年，他的《语言本能》一经出版便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并入选《美国科学家》（American Scientist）评出的20世纪100本最佳科学书籍。

 

在介绍《白板》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阐述进化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即人类的思维、心智和语言如同人类的身体，经过自然选择、生物进化，人类拥有内在的神经回路（neutral circuits）可以适应环境发展，还可以处理很多不同的问题。因此，几乎所有的问题，强暴、通奸、婚姻、利他主义等等在进化心理学看来，都有自然选择的根源。

以进化心理学为思考框架，《白板》的核心观点是，“人性”是一种遗传的神经指令(neurological instruction)，可以引导人类寻求和平、互相争斗、制造武器、工具、学习语言、八卦交流、装饰身体或是担忧天气情况，因此每个人都携带着自己的天赋和基因出生，个体之间确实存在差异，所谓的“人性”并没有“神奇的可塑性”。

对于希望“望子成龙”“男女平权”“种族平权”、认为人生有无限可能的人们来说，这样的观点未免有些刺耳，甚至有点“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回光返照之嫌。然而平克并非该学说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代，乔姆斯基就发现人类诸多语言中的共同结构，以及新生儿就是自动生成语言的“机器”；1975年E.O.威尔森的“社会生物学”提出，我们可以像研究蚂蚁行为一样研究人类自身行为，并得出结论称人类天生地容易发起战争，男人就是有在社会等级上统治女人的倾向。在当时，这种理论被斥为“生物决定主义“，因此也被视为平权运动和政治正确的极大威胁。而正是站在这两位巨人的肩膀上，平克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

在《白板》中，平克首先列举了目前在知识界流行的三种学说，即约翰· 洛克的“白板说”、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和笛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他们让人们误以为：“人的大脑并不存在固有的结构，而是可以由社会或者人类自身随意塑造”。正如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强调了经验对于人类认知的作用：

让我们假设，人类的心灵如同所说的那样，是一张没有任何印迹的白纸，不存在任何思想。那么，人的心灵是如何形成的呢？人类大脑中所具有的复杂且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拥有的推理知识和能力又从何而来呢？对于该问题，我的回答是来源于“经验”。

平克进一步论证，在20世纪，源于这三种学说的“白板说”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基础，充斥于教育和艺术中。比如，心理学试图用一些简单化的习得机制来解释所有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社会科学试图把所有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安排看成是儿童在文化环境影响下不断社会化的产物；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天生就有”的概念，例如情感、血缘、性行为、疾病与天性都被认为是“被创造的“或“被社会构建的”。

在这一倾向的影响之下，就连为儿童筑梦作画的沃尔特·迪斯尼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认为孩子们的心灵就像一本空白的书，在个体生命的前几年，生活将会在这本书上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刻画的质量将会对这个孩子未来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平克指出，这样的“白板理论“会造成相当不利的结果，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儿童都有无限可创造的未来，所以社会普遍插手孩童教育，并把孩子们的错误归因在父母身上，造成了“社会集权的渗透”。

平克对“白板说”发起了批评，提出人类是先天基因加后天教养的产物。他认为，人类在个体、性别之间都存在着重要的、内在的差异：孩子的性格由他们的基因、群体和经验决定，父母并不能强行塑造孩子们的性格，就像成人并不能改造自己的伴侣一样。男人和女人同样进化，但是彼此擅长的是不同的任务。

“我们出生时肯定不是白板，为什么孩子可以学语言而宠物就不能，是因为他们天生不同，如果你去研究人类学，会发现人类学家很喜欢列举异族文化如何与我们熟知的不同，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人类的行为和情感模式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合集之中……从断奶到武器、天气、控制等等。”

“人类学习语言、彼此交流、论述推理……你要承认，如果你没有某种内在的结构，你开始就不可能学习或者发明文化。”

对于人性本身，左翼抱有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人类的心智生来空白，人类是高贵的野蛮人，问题出在传统的社会制度上，右翼则有着截然相反的悲观展望——人性是罪恶的渊薮，只有贪婪和看不见的手才是解决办法；在这两种态度之间，平克期待达到一种平衡：“关于人性的新科学应该能够证实部分关于人性的悲观看法，并且消解一些占据当今知识分子生活的乌托邦想象。”

“人类生来即带有某种天性”的观点，在德国纳粹清除劣等种族过后的几十年间，可能会惹怒很多人，因为这样一来，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很可能就会受到挑战，而缺乏“可塑性”也会让人类永远无法使得自己的种族变得完美，那么，人们是否将堕落为自私自利、充满偏见和暴力的一族？

因此，进化心理学也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和科学家的批评，例如哈佛古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 （Stephen Jay Gould）认为，进化心理学不过是鸡尾酒会的猜测，说的都是根本无法证实的故事， 语言和意识很可能不过是意外才出现的或者是伴随其他进化过程的副产品；同时也有保守的媒体指出，平克在试图瓦解道德理论的宗教基础。

而平克认为，这种种担忧是多余的：首先，呼吁人类平等并不等于要求同一，自然选择始终是道德中立的，没有任何精英主义的政治倾向。所以人们始终应当被平等地对待，平等地尊重，而不应该因为所属的种族、性别等等而受到歧视。他指出，正是“白板”理论统辖下的政治和科学犯了错误，政治平权的理想经常建立在错误的生物学假设上——人们生来平等，没有任何内在的基因塑造的能力和行为的差别。他认为，平权应该是道德准则而并非实际假设，平权并不需要生物学上的正名，特别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生物学之上的正名。

其次，即使人性天然使人类头脑中存在某些可鄙的念头，但并不意味着一定有糟糕的结果，因为人类心智十分复杂，其中一些念头可以被遏制，如同他在晚近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所论证的那样：近几十年来暴力时间的渐渐减少，“人类世界现在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年代中”。而这是人类历史中最为重要却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进步。 

神经回路让文化传递成为可能 （节选）

将文化与关于人性的科学衔接起来的第一步在于，我们需要认识到，文化并非像毒气那样，可以通过皮肤渗入人的身体里面。文化离不开那些负责我们学习能力的神经回路。那些回路并没有使我们成为失去辨别能力的模仿者，相反，它们通过异常精巧的活动方式使文化的传递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为何对大脑内在机制的研究并不能够取代对学习、文化和社会化研究的原因，前者只是尝试去解释后者是如何运作的。

以一个人的母语为例，这是一种习得性的最优秀的文化技能。如果将一只鹦鹉和一个儿童同时置于一定的语言情境中，两者都能够进行学习，但是只有儿童具有心智计算能力，可以从声波中提取出词语和规则，并在此基础上讲出或者理解无数的新句子。这种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实际上是一种学习语言的先天机制。同样，儿童在学习文化时也并非像摄像机那样只是被动地将画面和声音记录下来。他们必须具有特定的心理机制才能够将隐含在人们行为背后的有关信念和价值提取出来，只有这样，儿童才能够成为一个熟练掌握该文化的人。

即使是文化学习过程中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如模仿父母或者同伴的行为，实际上也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为了弄清楚当我们毫不费力地学习他人时，我们的头脑中发生了什么。不得不想象，假如我们拥有另外一种大脑，将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幸运的是，认知科学家们已经替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对机器人、动物以及脑损伤病人的大脑进行了探测。

人工智能研究专家罗德尼· 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希望能够制造出具有模仿学习能力的机器人，但是当他想运用计算机科学中比较常见的学习技巧时，很快就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

机器人观察到一个人正在打开玻璃瓶。这个人走近机器人，将瓶子放在机器人旁边的桌子上。他（人）将两只手放在一起反复摩擦着，然后将瓶盖从瓶子上面取下来。他一只手握紧瓶子，另一只手握着盖子，然后开始沿逆时针方向旋松盖子。当他打开瓶子时，停下来擦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然后瞥了一眼机器人，看它正在做什么。接下来，他继续开瓶盖。机器人试图去模仿这一动作。但哪些重要的动作是需要模仿的（比如，逆时针旋转盖子），哪些又是不需要模仿的（比如，擦一下自己的额头）……机器人如何才能对它从这次经历中获得的知识进行概括，并将其运用到其他相似的情境中呢？

答案就在于：必须使机器人具备洞察被模仿者心理的能力，这样它才能够推断出人的活动目标，并判断出人是通过哪些行为表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认知心理学家称这种能力为直觉心理学、大众心理学或者是心智理论（“理论”在这里是指被人、动物或机器人所默认的观念，而非科学家们持有的外显观念）。而目前已开发出来的机器人还远远不具备上述能力。

人们还发现，黑猩猩的头脑也很难推断他人的目标。心理学家劳拉· 佩蒂托（Laura Petitto）对一只名为宁姆· 猩斯基（Nim Chimpsky）的雄性黑猩猩进行了符号语言训练，并与它在大学公寓里共同生活了一年。起初，宁姆看上去仿佛在“模仿”她洗盘子，但实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宁姆用洗碗布擦洗盘子之后，盘子未必会比之前更为干净。如果给它一个并不脏的盘子，宁姆仍旧会按照洗脏盘子的方式来“刷洗”。宁姆并没有掌握“刷洗”的概念，即使用液体让某种物品变得干净。它只是在模仿佩蒂托擦洗的动作，同时也很喜欢手上沾着热水的感觉。许多实验室实验均得到了相似的结果。虽然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都喜欢模仿（即“见样学样”），但它们模仿人类行为的能力（即复制他人的意图而不是执行他人动作的能力）并不成熟，因为它们的直觉心理学不够成熟。

即使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学习，一个不能识别他人信念和意图的大脑也不会采用这种传承文化的学习方式。孤独症患者进行这种学习的能力受到了损伤。他们能够掌握诸如地图和图表之类的表征客观事物的东西，却不能掌握表征心理的事物，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揣测他人的心思。尽管他们的确是在模仿，却是以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在模仿。一些人总喜欢模仿他人的言语，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别人的发音，而不是提取出其中的语法模式，但正是这些语法模式可以帮助他们构造出他们自己的语句。

一些孤独症患者也会试着学习自己说话，却经常将“你”这个词当作自己的名字来使用，因为周围的人会用“你”来指代他，但对病人而言，他却从未意识到“你”这个词是具有相对意义的，只是在讲话者对着自己的说话对象时才会使用。如果一个家长敲击一块玻璃，并喊道：“噢，该死的！”患孤独症的儿童就可能会认为“噢，该死的”指代的是玻璃，这就驳斥了经验论者提出的理论，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正常孩子仅仅通过将语音和事件联结起来就可以学会语言。孤独症儿童的这些行为并非是低能造成的后果。在解决其他问题时，孤独症儿童是可以胜任的（甚至算得上是专家），其他一些未患孤独症的智障儿童，并没有表现出同样的言语和模仿能力的缺陷。孤独症属于一种先天性神经症状，具有很强的遗传性。孤独症患者以及机器人和黑猩猩的例子提示我们：文化学习是可能的，但只有神经正常的个体才具有天生的能力来完成这种学习。

人类拥有比较长的童年时期，科学家往往将其解释为一种适应方式，它使儿童在步入成年独立打拼之前能够从他们的文化中汲取大量信息。如果文化学习依赖于某种特殊的心理装置，那么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能力在儿童早期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我们也的确看到了这种情况。

有实验结果表明，1 岁半的婴儿并非只是将重叠的事物不加辨别地联系在一起的联结主义者。他们属于直觉心理学家，在模仿他人的行为之前会对被模仿人的意图进行揣测。当一个成年人在一个婴儿面前说出一个词，比如，“那是toma”这句话中“toma”这个词，婴儿会记住这个词，并认为它是成年人讲话时正在看着的那个玩具的名字，而不会认为它是自己看到的那个玩具的名字。如果成年人用一个道具做出演奏小提琴的动作，并暗示这只是一种偶然事件（高声发出“哎呀”的喊叫），那么婴儿就不会刻意去模仿他的动作。如果成年人做出同样的动作，并暗示这是他有意这样做的，那么婴儿就会对其进行模仿。当成年人试图去做某件事情却失败了时，比如，试图去按门铃上的按钮或者把线缠绕在钉子上，婴儿就会模仿成年人原本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模仿成年人真正做过的事情。作为一个研究儿童如何掌握语言的研究者，我总是非常惊讶于他们如此早就“掌握”了语言逻辑，以至于在3 岁时就能够掌握本国语言中的大部分口语。还有一种可能是，一旦我们的大脑发育到一定程度，有能力操纵我们的文化获得装置时，基因组就试图使这些装置尽可能早地发挥作用。

本文节选自《白板》（斯蒂芬·平克 著，湛庐文化2017年1月版）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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