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译者访谈】黄荭：翻译是一场“相遇” 有一见钟情有日久生情也有“一夜情”|界面新闻

“译者”似乎一直是一个相对低调的职业，他们所做的努力之一或许是尽量使自己趋近于透明，把一个更真实的原作者呈现出来。但我们这次想要把他们从原作者的背后带到台前，他们是一部作品的合作创造者，有辛劳，有才华，有热情，也有故事。

人们所熟知的译者大都是老一辈的翻译家：傅雷、杨绛、草婴、朱生豪、钱春绮、柳鸣九……他们最早把一批世界经典作品带入了中国。相比起来，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可能也越加忽视了译者的地位。每每听到和译者有关的消息，大多与负面内容有关。这也将一些问题摆在了眼前：何为优秀的翻译？翻译自由度的底线何在？翻译又如何应对网络和流行文化？

我们选择了一些当代的优秀译者，他们大都正值壮年，耕耘在不同语言的土壤中，已经饶有成就，并且依然处于旺盛的产出期。文学、历史、哲学、法学等等方面均有涉及。每一篇包括译者的翻译故事、探讨翻译相关问题的同题问答，以及译者本人推荐的自己的代表译作。

我们称之为“新译者访谈”系列，这里的“新”对应的是读者们更为熟悉的老一代译者。这应该是第一次，让这些译者们以群像的方式将自己的故事讲述出来。

今天，我们推送的是“新译者系列”访谈的第八篇，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法语译者黄荭的故事。

黄荭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的和园，距离城区有几十分钟的车程。家中布置得清净雅致，沙发绘着花朵的纹路，顶灯是轻盈的陶瓷灯罩，茶杯垫上是小猫和小鱼的图案，处处流露个人气息——还上过某家居杂志的内页。书房里，她翻译的杜拉斯、圣埃克絮佩里、波伏瓦、科莱特、萨冈、莫迪亚诺、菲利普·福雷斯特的作品整齐地摆了几排，和杜拉斯研究相关的书和资料在另一个书架上，除法国之外的外国文学、碟片和旧书则分别占据着阳台和阁楼上的书架。“书太多了，你看到的只是我一部分的藏书。”黄荭说。

她现在是南大法语系教授，日常生活很简单，上课、带学生、做翻译，写书评，平常也爱做点好吃的，在露台上养锦鲤、栽培绿植，偶尔和闺蜜唱和诗词，时不时还去南艺美术馆看个展，上昆曲课。她在浙江乐清山清水秀、群山环绕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喜欢花草热爱自然。

傍晚时分，黄荭邀请我上楼去顶楼的露台，雾气弥漫中看见群山起伏，她摘下一丛迷迭香送给我，又指着爬满屋檐的已在寒风中枯萎的爬山虎说，“这是七年前的冬天我从鼓楼校区搬走时从北大楼偷偷扯下的一根枝条，来年春天就插活了，现在爬得到处都是，感觉像是把北大楼带回家了，这是鼓楼校区给我的一点念想。朋友们都说我是‘绿手’，扔什么在土里都长得特别茂盛。”

最开始很讨厌法语，是宿舍的“卧床生”

读中学时，黄荭更偏爱古典文学和诗歌，她常去父母工作的中药厂的阅览室看书，也常去学校和县城的图书馆，懵懂地从《诗经》《红楼梦》读到王蒙、格非的“有些莫名其妙的先锋派作品”，还曾在《星星诗刊》《江南》等刊物上发表诗歌，自以为可以成为一名“作家”（后来发现多数时候的确是坐在家里）。

伤感的旅程

孩子的童话

偶然掉进秋井里

秋水就漫过来了

等待做长大的鱼

泥沙

呛了一口

黄荭发表于1992年《星星》第六期

大一时，黄荭很讨厌法语，专业成绩不太好，她把这归因于语言学习中枯燥无味的“鹦鹉学舌阶段”，她也不太喜欢去图书馆，总是窝在八人宿舍的床上看书，还被同学谑称为“卧床生”。直到要考全国的法语水平统测，她才发现必须要去自习了。“我们一个班只有八个人，如果我不通过，那就有百分之十几的不通过率。后果很严重！”黄荭笑道。考完以后，她便又恢复了卧床的状态。

熬过机械的鹦鹉学舌阶段，她突然发现了“法语之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法国文学之美，她常去外语学院的地下图书馆借书，那里有不少出版于1900年之前的原版书籍，每次要看都要拂过封面厚厚的灰尘，感觉像在擦拭古董。到了大二，她总算摆脱了“讨厌”法语的入门阶段。现在她常把把这段“逆袭”的故事讲给学生听，“一开始学不好没事，可以赶上来的。”

“年轻时候，接翻译任务跟做作业一样，都是导师、系主任交待下来，规定多少时间完成。”黄荭说。她最早参与的翻译项目是翻译罗曼·罗兰的《心路历程》的几章。一上手就是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对只学了四年法语的黄荭来说，挑战显而易见，但她反而觉得，“硬骨头啃过了，以后碰到什么都不会有畏难情绪了”。罗曼·罗兰以外，她还翻译了几篇学术论文和莫里斯·伯莱的《梦》。

不久，她接到了一个时间紧迫的任务——翻译杜拉斯的《外面的世界》（袁筱一负责上册，她负责下册，其实在法国这原本就是两本书），这是她翻译生涯最初阶段的重要事件，因为就在此后，她的学术、翻译的路径都雏形初现。“翻译就是‘相遇’，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在找文本，文本也在找你，这个关系是平等的。一个好的翻译文本，是译者和作者的一种神交、一种共鸣、一种合拍。” 黄荭说，她与杜拉斯此时的相遇也注定了之后的不断重逢。

遇见杜拉斯，并和她不断重逢

1997年，正是毕业季，漓江出版社只给她几个月的时间来翻译《外面的世界II》，这也是黄荭第一次暑假不回家。南京的火炉天，待在南园的宿舍里，把两台电风扇都开着，一台对着老式台式电脑，一台对着自己，还是流了很多汗，“天热是其一，心虚是其次”，世界里只有杜拉斯、电脑、茶和窗外纠缠的蝉鸣。就在这火炉般的四十天内，她完成翻译了二十万字的初稿。

回忆起这本信息芜杂、包罗万象的杜拉斯文集，黄荭说，“文字的愉悦在某种程度上被繁复的资料查证冲淡了”。困难之处并不在于语言上的理解，而在于涉及很多的人名事件书名；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她也不知道找谁请教。幸运的是，当时南大中文系有一个法国留学生的短期汉语暑期班，黄荭兼任他们的导游和翻译，她抓住时机把书中不懂的地方一一向他们询问， “虽然他们也不都是什么都知道，但都尽量解答……我已经把我所有可以利用的法语圈的朋友都问了一遍。”现在给学生上课时黄荭还会以这件事为例，她说，一开始翻译的时候，态度很重要，关键在于认真与否、勤奋与否，聪明还是笨一点反而在其次。

最开始黄荭并不太喜欢杜拉斯，觉得她太嚣张、自以为是，太过头了，《外面的世界》也不是让她眼前一亮的作品，但由于翻译这本书，她阅读了杜拉斯很多作品，也开始研究杜拉斯。“译完这本书我对她已经颇为了解。可以说她给我打开了一扇很大的门，因为她的领域特别宽，一会儿谈戏剧，一会儿谈电影，一会儿谈政治，一会儿谈音乐……所以我常说我喜欢杜拉斯是因为她给了我想要的触角，经由她我可以接触到各个领域，接触到各个领域不同的人。”

此后，黄荭总是与杜拉斯有意无意地“重逢”，她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研究方向都是杜拉斯，在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读博士时，她也进入了杜拉斯的法国研究圈——她主动给杜拉斯学会主席玛德莱娜·博格马诺打电话约见面，后来还遇到了杜拉斯学会的前主席、杜拉斯的好友米歇尔·波尔特以及杜拉斯研究专家阿列特·阿梅尔，她与她们探讨论作品，讲述她在写杜拉斯的东方情结和在中国的接受问题，在研讨会上她在参与人员的请求之下将杜拉斯中国情人的名字用中文念出来，“大家都扭着头，出神地望着我，不知道他们在那一刹那看见了中国还是瞥见了情人被杜拉斯神话了的面容”。

黄荭对于杜拉斯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她这样形容杜拉斯的语言，“杜拉斯有着自己的小音乐，是与主旋律不同的，有咒语般的魅力，那些东方的地名，似乎只要她一叫出口，一切就都中了魔，仿佛睡美人的城堡和森林。”

《外面的世界》初版面世近十年后，作家出版社要再版这本书，虽然出版社没有要求，黄荭还是又把稿子重新校对了一遍，修正了一些内容，把脚注调整得更加规范，她非常认同梁宗岱的说法，“好译本是改出来的”。“我不认为我的翻译分为几个阶段，或是突然间有什么质的改变或飞跃，一个译者翻译的成熟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你去看傅雷和梁宗岱早期的译作和解放以后的译作，会发现每次出版都有重译和修订，这是好译者对自己的要求。做翻译是在寂寞中成就文字的圆融。如同里尔克写给青年诗人的信中写‘你要爱你的寂寞’因为心灵是在寂寞中成长的。”

“你要投入你的感情，译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感染力”

随着黄荭的翻译逐渐进入自主选择阶段，她对翻译的选择也产生了更深的认知。“一件艺术品是 ‘想做’、’能做’和 ‘应做’之间一种深切的契合。”黄荭引用梁宗岱的话，将“想做”排在最前面，其次才是“能做”——译者的能力，和“应做”——译者的境界。

“想做”是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合拍：“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小音乐，如果要译的文本跟你内心的小音乐合拍，那样翻译起来就会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如果不合拍，你都会觉得不是这里就是那里磕着硌着，哪儿哪儿都别扭，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所以她认为，开始翻译前要丰富广泛地研读文本，了解作者生平和创作经历，要找对调子或者说是风格，原文的风格和作为译者她可以呈现的译文风格。

由此她选择出了属于自己“小音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和菲利普·福雷斯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以“自传”或“自我虚构”著名——曲折的人生深刻地影响到了创作，而作品直接体现了他们的人生经历；而黄荭，如同她在很多译后记中所说的，常常把作家本人的生活当做一部真实的小说去阅读，非常注重作者与文本之间“互文”关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个“八卦”的人。

圣埃克絮佩里是一位法国飞行员作家，在一次执行飞行任务时为国捐躯，他生前最后一本书《小王子》为无数人熟知。接到出版社邀请翻译《小王子》时黄荭喜不自胜，因为她“实在太喜爱这本书了，所以想通过自己的笔把这个故事再说一次”。她也觉得圣埃克絮佩里和她自己有着相通之处，“飞行员圣埃克絮佩里身上的孩子气和率性特别吸引人。而我也是很有童心，很有孩子气的人。”

黄荭还甚至重新“译”了一遍作者的画，跟原作放在一起，真假难辨。经她指出来，才能看出她不只是临摹原作，还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或是将黑白画面改成彩色，或是给小王子上补上了围巾，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觉得黑白的不好看，没有围巾不漂亮”。她从小就爱画画，基本靠自学，可以速度飞快地临摹。

作为圣艾克絮佩里的研究者，黄荭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创作有系统的梳理研究。所以不仅仅将《小王子》解读为“儿童的、天真的”，她更认为《小王子》是一部“隐蔽的自传”：“虽然它有两条情节线索：飞行员作者的故事和小王子的故事。如果说飞行员的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作家的童年生活点滴和他在利比亚沙摸飞机失事的经历，那小王子的故事就是作家的内心历程，折射出他对世界和人生的种种朴素的认识和感悟，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信任、关于忠诚、关于幸福、关于责任……”

圣艾克絮佩里之外，另外一个作着“隐秘自传”的作者也进入了她的视野。 2004年巴黎书展的中法作家交流会中，黄荭第一次见到了菲利普·福雷斯特，“一片喜洋洋的气氛中，只有他哭丧着脸”，后来她发现，“丧”就是他文学的主题。他所有的文学创作都源自他的生活：1995年冬女儿刚过完三周岁生日，就被查出有尤文氏瘤，次年死神夺走了这个稚嫩的生命，从他的第一部小说《永恒的孩子》开始，到《纸上的精灵》《然而》再到《薛定谔之猫》，他始终在挖掘自己的记忆，其文学初衷就是“通过描写个人的真实经历，去企及一种普遍性，以表现共同的人心”。如黄荭所说，“他是一个从自传转向自我虚构的作家。”

《然而》讲述的是福雷斯特丧女之后前往日本研究日本文学的历程，“经由三位日本艺术家——诗人小林一茶、日本现代小说之父夏目漱石和第一个拍摄长崎原子弹爆炸罹难者的摄影师山端庸介——的曲折人生，再次潜入自身痛苦的谷底，在虚空中寻找启示：‘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

之所以被《然而》打动，黄荭觉得，一是因为死亡一直是她沉思的主题，其次是文本弥漫出来的诗意和这种诗意对翻译提出的挑战，也让她过了一把诗歌瘾。她在中学时代经常写诗，后来大学时“被法语苦苦摧残，弄得诗意全失”。翻译《然而》让她觉得一下子又回归到了以前的自己，找回了过去对诗歌的热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翻译是遇见也是重逢，你遇见了一个跟你合拍的外国作家，同时也重逢了或许已经失落了的自己。”当她把小林一茶的俳句从法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她也享受了阔别已久的写诗的乐趣，“是的，一切皆空/过客、烟云、寂静 /诗云”。

有意思的是，福雷斯特还偷偷告诉她，“有些俳句不是小林一茶写的，所以可以爱翻成什么就翻成什么，最重要的是保留诗意。”所以她也创造性十足地翻译这些俳句，完成后她觉得还算满意，还算捕捉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灵光乍现”。

“如果你对文本没有感情，它没有吸引你、打动你，那这个文本经你的手翻译出来也很难打动别人。你要投入你的感情，译出来的作品才会有感染力。”黄荭总结说，“阅读是呼吸，翻译就是如鱼饮水，饮了别人的文字，于是那文字也有了我的温度”。

喜欢，就是被击中弱点

虽然已是教授，忙于教课、改论文、带学生，黄荭从心底还是难以被“学术八股”驯服，她仍然不喜欢规规矩矩地写论文，内心还是那个思路无边无际，下笔“离题万里”的小孩子，喜欢很多与书本无关的事物，爱吃，在法国跟导师讨论论文进展，十分钟后话题就变成去哪儿吃饭，采访时举的例子也是“慕斯”和“可丽饼”，此外她还特别热爱花草和猫咪。

“法语里偏爱某个人或某样东西直译过来是‘对她/他/它有一个弱点 ’。喜欢谁，谁就成了你心底的柔软，你不堪一击的脆弱。”黄荭说，当她第一次把法文版的《花事》捧在手里，就被击中了弱点。而这次击中她的并非柯莱特这位传奇女作家的人生，而是关于花的细节。“清晨，铁线莲叶上盛着的一滴凝露；正午，栀子花开前幽香未展的那抹淡绿；傍晚，缟裳夜蛾张开灰色的翅膀，舒展开它黑色或蓝月色、覆盆子红缲边的由浅入深的夜宴裙裾……”

她小时就喜欢“拈花惹草”，“校长办公室走廊上雍容富贵的牡丹，但凡我从旁经过，总会少掉一枝两枝，一朵两朵，我也因此没少挨班主任的批评教育、再批评再教育。”现在，她的家中有一个阳台、顶楼还一个露台，大盆大罐里生长着花花草草，藤蔓爬满顶架。豆瓣上还有一个花名册，里面全是她拍摄的花草，大丽花、雏菊、天堂鸟，共有96种。她被《花事》击中了“弱点”，所以翻译了科莱特的《花事》，并在末尾插入了自己中学时代写下的花日记《曾经花语》，不同于普通的译后记，这段日记像是译者孤独地在纸间回应着作者，“我为何翻译……”

黄荭爱猫也是在朋友圈有名的，只要谁出版了有关猫的书和日历都会寄给她，她也自称“所有人家的猫都能上手，哪怕平常碰也不让碰的那种，在她的抚摸下也会变乖。”在仙林校园里散步时，她也经常和“网红”大黄猫亲密无间地合影，十分温存地抚摸。虽然家中无猫，奈何天生猫缘深厚，所以她接下《猫的私人词典》的翻译，而这本书原本不在她的计划之内，属于“没有抵抗住的诱惑”。

对于《猫的私人词典》，她不仅仅是译者，还是编辑、甚至是美编。她帮助出版社把很多与中国语境不相干的词条都删除了，留下四分之三的内容，“因为文化语境不同，有些词条国人实在无法理解，如果保持原本的厚度其实不是很利于市场推广。”她还对出版社提出请插画师，改掉原来的插图，并且重新设计封面。“原来的插图是黑白的，没人会去看。现在封面比原版好看多了。”

“译者不应该只局限于翻译文本，更应该深入参与到书籍的制作流程中来，不管是前期的选题，还是后期的活动，我都积极去做，译者要做的本来就是一个落地的事情，将原作落地到本国读者中来。”黄荭近来为了《苏菲的烦恼》《猫的私人词典》出现在很多推广场合中；在她与出版社的努力之下，她所译的菲利普·福雷斯特的《薛定谔的猫》被媒体推为“年度十大好书”，“这是本多么小众的书啊，但是为了好书是值得努力的”，黄荭说。

从事翻译这么多年，对黄荭来说翻译从来都是“遇见”，而各种“遇见”的情感等级并不相同，“有些文本你对它是一见钟情。比如《小王子》《玫瑰的回忆》《花事》《然而》，我对它们是一见倾心。但也有一些文本，你对它是日久生情，一开始书是老师或同事介绍或出版社找来的，这就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样，一开始不见得能对上眼，当朝夕相处、耳鬓厮磨下来，慢慢体会到文字的好，慢慢有了感情有了依恋，比如杜拉斯、波伏瓦、萨勒娜芙之于我。还有一类翻译，被我戏称做 ‘一夜情 ’的，比如带学生翻译的畅销小说《女人的阴谋》《情路风雨》，这类书原本完全不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内，之后也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翻译视野里。”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喜欢的翻译家前辈是谁？

黄荭：我最喜欢的老一辈翻译家是马振骋老师，因为熟，去上海经常约编辑和好友去他家喝茶聊天，翻译也有交集，我们都译过杜拉斯和圣埃克絮佩里，都喜欢美食，马老师个性特别儒雅，生活态度积极又淡然，我很钦佩。翻译理论方面，我特别推荐罗新璋老先生的《翻译论集》，不管是做翻译理论也好，还是翻译实践也好，都值得好好研读。老一辈翻译大家对翻译的认真和执着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学习，我个人很喜欢的还有周克希、徐和瑾、徐知免、郭宏安老师。

界面文化：你认为翻译应该侧重直译还是意译？

黄荭：和其他很多译者一样，我也觉得没有绝对的直译和意译。个人的话，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原汁原味那是更好，考虑到中国文字和法语的美感不一样，译者把法语的美移植过来多多少少会有点走形——比如说原来是“欧月”，长出来的就不应该是中国本土的月季，虽然经过移植，花型和颜色肯定有变化，但基因不能变（虽然欧月貌似是中国古老的月季传到欧洲变了基因回来的，这也是翻译的魅力所在，说的几乎是一样的东西，但在细微的差别中看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包容和参差之美）。

界面文化：你现在最想翻译的作品是？

黄荭：把手上圣埃克絮佩里重新再译一遍，圣埃克絮佩里这个作家很特殊，08年世纪文景出过我主编的他的作品集，其实就是全集。但这个版本是我牵头组织了二十多个译者合译完成的，我翻译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一部分的《堡垒》和《写给战争》，然后整体做校稿和统稿。因为译者人数众多，风格上容易不统一。所以13年左右我就跟作家出版社签了合同，要在几年内一己之力翻译出圣埃克絮佩里的全集，但说实话，现在好多出版社找我译书，而我又常常受不了诱惑……这个出版社给你一本“花”、那个给你一本“猫”，经常打岔……所以给我太多的自由也不太好。这个寒假我要争取把《夜航》译完，其实这个工作暑假就开始了，但后来因为《猫的私人词典》和《苏菲的烦恼》的活动就停滞下来。

界面文化：当一部作品出来时，你是否心惊胆战有人来挑错？

黄荭：只要认认真真地去译就会有底气，而且如果真的译错了有人挑出来是好事。开始接翻译的时候，你是一个无知者无畏、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懵懂无知，却也干劲十足，译得很快；再加上当时对翻译的理解也不像现在这么全面，比如年轻的时候容易一味追求文字上的美感。现在一方面译得多了，能够更加精准贴切地把握文字，另一方面随着自己阅读、历练的增长，能够检讨自己，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过或不及，会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翻译也应该拿版税而非千字多少元的稿费？

黄荭：很多人以为译者拿版税收入会更高、更合理，但这只针对畅销书，一般的社科类或小众文学的书其实销量都不大，拿版税和拿稿费都差不多。法国文学似乎很少有特别畅销的作品，不像80年代受到关注和亲睐。比如杜拉斯，大家都觉得她在国内知名度很高，她的书应该很畅销，但其实她的书除了《情人》、《琴声如诉》、《广岛之恋》，多数都卖得很一般。总之选择做文学翻译，靠的还是对文学的热爱吧，我觉得现在应该很少有人是冲着稿费去翻译外国文学的。

界面文化：你认为稿酬多少才合理？

黄荭：这个不是多少才合理的问题，而是通货膨胀那么厉害，物价以十倍的速度增长，而翻译稿酬几乎十年如一日，这是不合理的。不过现在出版社稿酬形式开始多样化，不同出版社稿费标准也不一样，译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多了一些选择，但文学翻译稿酬普遍低下是业内的共识。

界面文化：你对当今电子词典、网络资料运用的看法？

黄荭：这个提供了很多便利，有一些人名、事件还没有进入到纸板词典里，在网上就能查到，但是可能年轻译者有时不太敏感，不会甄别信息的真假，有可能一个人名出现四五种译法；反过来说，如果有网络，那我译的《外面的世界》就会省很多力，但花了多少工夫，之后总是有帮助的。百度百科、维基百科，其实都是志愿者输上去的，信息对不对要看志愿者是不是专业，如果这个志愿者口音有问题，不懂翻译惯例，你要是把他输入的当成权威，就会有问题，所以维基、百度可以当做参考，但是一定要查证。比方可以把名字输进去，词频如何；当然，更专业的做法是查词典。现在很多学生写论文也是一样，越来越依赖电子资料，大家都复制粘贴，然而不知道源头在哪儿，这就很可怕。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现在翻译正在分化为流行文化、纯文化、官方用语等多种体系？

黄荭：我觉得翻译还是要看文本的，如果领导说话，自然就是领导强调官方语气；翻译工程类的，科技类的，就会有偏机器、冷的语感；不同种类的文学也不一样，翻译诗歌，可能性就更大点，太束手束脚，诗意的轻盈就破坏掉；也要看作家的风格，文本就是有各种风格的，译文也是与原文本的风格符合的。

界面文化：你怎么解决外来词汇的中文化问题，是不是有事不得已需要自己制造新词？

黄荭：还是会合成一些新的词，如果能够化，就化一下。但有的词可以保留的，比如慕斯为什么翻译成慕斯，可丽饼为什么翻译成可丽饼？现在老外也能接受“功夫”，“锅”、“炕”这些有中国特色的词。在多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语言会将外来语纳入自己的词汇，对异的接受程度更大。本身我们的语言就有非常多的外来词，经过时间的积淀慢慢转换为自己的词汇。吸收异的功能，本来就是语言能够持续发展本质性的特点之一。

译著展示

《小王子》圣埃克絮佩里著

黄荭：国内外这本书的广告都说，下到八岁，上大到八十八老少咸宜，的确如此。这本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能读出不同的味道。我个人很喜欢。它是很简单，用简单的话讲出人生最质朴、深刻的道理。市面上《小王子》的版本很多，经典的作品是值得复译的，但这本书扎堆得太厉害。作家出版社推出我翻译的《小王子》是中英法三语对照，邀请周国平老师作序，还赠了我写的一万多字的导读小册子《请你，听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应该属于附加值比较高的版本。乐乐趣推出的《小王子》立体书也选的我的译本，立体书真的精美得不要不要的，你捧在手上就舍不得放下了。

《猫的私人词典》维杜著

黄荭：现在文学或者纯文学和社科类、大众知识文类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大众对于纯文学的阅读的口味在变淡，《猫的私人词典》是法兰西的院士、文学大家写的，有文学性，也有很多的趣味性，还透露出个人的小情感，这类书比较契合现代人的阅读品味，只要不是讨厌猫的就会喜欢，也能在阅读中增长很多见闻。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百科全书，但里面涉及到猫的品种，猫跟名人的关系，猫如何在世界名画中出现，这些有一些奇怪的话题，也足以让你脑洞大开。我之所以选择这类文本，也是觉得，不能陷在某个领域，而是各种各样的文本都要看一看，我还译过社科类的《对面的疯子》是讲心理分析的。《爱如何降临：爱的自然史》是讲诱惑的。法国人写这些作品，会引用很多文学文本、电影、音乐，非常有意思。

《写给杜拉斯的信》达尼埃尔·洛兰著

黄荭：这本书是加拿大女作家达尼埃尔·洛兰，作为一个杜拉斯迷的不懈追寻。“这本书不是散文，不是档案，也不是自传。而是一种撕裂自己、强烈地想换一种生活的欲望”。在这本书里，作者以热烈真挚的笔调和抒情诗意的文字毫无保留地讲述了她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组品的喜爱和体验式解读。这份爱带她去寻找杜拉斯和她的亲友，让她和很多人建立了联系，如杜拉斯的儿子乌塔，密友杜林纳，杜拉斯的最后一个情人——温顺的、被吞噬了的扬·安德烈亚，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她还去越南朝圣，在湄公河上寻找小说《情人》的渡轮和落日……这本小书短小、浓缩，它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困惑，却一直保守着它的秘密：这样最好，生活就是阅读，而阅读同样也是生活。

黄荭:1973年1月，浙江乐清人。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国际杜拉斯学会会员，江苏省外文学会理事，南京译协理事。著有《经过》、《闲来翻书》、《转身，相遇》、《杜拉斯的小音乐》；主编《圣艾克絮佩里作品》全集，译作有：《梦》、《外面的世界II》、《玫瑰的回忆》、《小王子》、《人类的大地》、《花事》、《然而》、《爱如何降临》、《对面的疯子》、《秋之蝇》、《战斗的海狸》、《萨冈之恋》、《乌龟的华尔兹》、《岁月的力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