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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CEO的救火行动 企业史上曾有几人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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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CEO的救火行动 企业史上曾有几人能成功?

这是一剂拯救重病的强心针,也是一招押上未来的险棋。

2017年2月2日,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集团(Ralph Lauren Corp. )宣布现任CEO史提芬·拉森(Stefan Larsson)于5月1日离任,他在职时间仅14个月,是该企业历史上的第一位空降CEO。

2016年年底,印度钢铁巨擎塔塔集团(Tata Group)第一任出自非家族内部的掌门人莫斯特斯(Cyrus Mistry)被扫地出门。代掌执政的,是其前任——塔塔家族成员拉丹·塔塔(Ratan Tata)。

它们曾经希望借助外部空降兵带来的颠覆力量、新技术和激进的商业模式,给转型期的企业换上新鲜的血液,但是结局未能如意。

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的调研,2012年至2015年间,董事会的接班人计划中有22%选择了外部人士。普华永道思略特高级合伙人加里·尼尔森(Gary L. Neilson)认为:“如果某一行业十分混乱或业绩欠佳,需要建立新的能力进行竞争,聘用外部CEO往往更为合适”。但是空降兵的结局有喜有悲,各不相同。

究竟,在知名企业的历史上,有多少空降兵能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帮企业实现业务突破和战略转型?(本文所提空降兵,不包括在战略上沿袭前任、未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平稳过渡者和平庸管理者等。)

稻盛和夫:让日航600天后满血复活

稻盛和夫

2010年1月,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受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邀请,一手创建京瓷和KDDI、已经78岁的稻盛和夫空降日航。

在稻盛看来,日航的溃败并非缘于油价走高、金融危机、不盈利却出于“政治需要”必须执行的航线,而是盲目的扩张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员工的服务已经趋于表面化、程式化。

稻盛和夫带来两件武器——经营哲学和 “阿米巴”。

他一上任,立即召集50名经营干部,花费1个月的时间,制定企业理念,并将其归纳为“日航哲学”(JAL philosopher)。 “阿米巴经营”管理会计系统帮助管理人员在第二天早晨,就看到头一天所有航线的收支情况,以改造糟糕的数据统计工作。同时,明确各条航线的负责人中心制,激励团队为提高收益率钻研创新。

2011年3月,新日航第一年度的销售额达到1.3622万亿日元,利润为1884亿日元,刷新了它自创立以来的最高业绩。经过两年多的换血,它最终获得东京证交所批准,重新登陆市场。

郭士纳(Lou Gerstner):打破IBM 前任的肢解计划

郭士纳(Lou Gerstner)

郭士纳1993年离开RJR食品烟草公司加盟IBM,担任CEO。当时“傲慢且自信”的IBM已经连续3年亏损,即将离任的CEO约翰·埃克斯(John Akers)准备宣告公司破产。

在计算机市场细分化的趋势下,郭士纳力排众议,否定了前任埃克斯的肢解计划,决定保持IBM的一体化,为客户提供整体的组合式解决方案。

接下来,在瘦身运动中,IBM24个事业部内的128个首席信息官只留下1个,155个数据中心被削减为16个,31个固定的内部交流网络被整合为1个。一反公司不裁员的规定,半年内就裁掉4-5万人,以降低企业成本,稳住毛利率。

他带领IBM从所埋首的硬件领域中抬起头,找到下一个利润增长点——IT服务业,建立了IBM的“全球服务部”,并以35亿美元收购Lotus,一举拿下企业网络市场,重新向PC市场发动攻击。

自从郭士纳掌权以来,IBM股票上涨了1200%,从亏损80亿美元转为净赚30亿美元。美国《时代》杂志这样描述他:“郭士纳把原本死板的IBM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在电子商务各方面处于优势并且提供计算机服务的公司。”

吉姆·麦克纳尼(Jim McNerney):改造传说中的3M“科学实验室”

吉姆·麦克纳尼(Jim McNerney)

麦克纳尼曾是通用电气公司(GE)接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CEO候选人之一。角逐失败之后,2001年3M将其招入麾下担任CEO。此时3M的衰退速度达到历史之最,研发部门获得商业成功的成果越来越少。

高薪聘请各个领域里的一流科学家,给予他们15%的机动时间,任他们自由实验、充分发展,已经成为百年3M的金科玉律。但是麦克纳尼是重塑纪律和经营重心的强硬派,他坚决执行GE所熟悉的“六个西格玛”,叫停多个研究项目,让科学家必须与市场营销部门、生产部门的员工进行交流。

为结束平均主义,打破散漫、无拘无束的科研氛围。麦克纳尼带领企业重新规划预算,把研发资金投放到更具前景的医疗和高科技等领域。同时,收购新产品,展开裁员计划,把更多的资源和人力迁往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

在麦克纳尼的领导下, “公司中钻牛角尖的人将越来越少”,研发成功的几率被大幅提高。两年后,3M的利润额为24亿美元,比前任CEO任内上涨了35% 。

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我只要“一个福特”

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

来自波音公司的穆拉利2006年出任福特CEO。当时的福特经历了全面扩张战略之后,身负1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频临崩塌的边缘。

上任72小时之后,穆拉利就以“铁腕”解散了福特旗下的高端品牌阵营,先后出售了捷豹路虎、阿斯顿马丁和沃尔沃。作为没有任何汽车厂商管理经验的门外汉,对他的质疑铺天盖地涌来,而穆拉利对此的回答是“One Ford”(一个福特)。

这一巨大的品牌瘦身行动,帮助福特获得了丰富的现金流。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际,通用和克莱斯勒都因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宣布破产,但是福特却因甩掉包袱而逃掉一劫。

穆拉利的口头禅是“集中焦点,简单执行” 。在剥离了其它业务条线之后,开始聚焦于自有品牌,寻找简化汽车生产流程的方法,推动开发可以面向全球的车款,并建立普遍适用于全球市场的生产平台。

2013年,福特实现净盈利72亿美元。在他的领导下,这家老牌车企开始驶向新的方向。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让固执的谷歌创始人参与业务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2001年,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吉(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从Novell挖角到埃里克·施密特。当时Google只有200名员工,除了出售技术,没有其他的盈利方式。

施密特表示:“佩吉和布林是时候要改变自己的管理方法了”。他定下了两大原则:不急于上市、建立起企业的商业价值观后再开始实施IPO;集中精力于搜索业务,所有的延伸业务开展都以搜索为核心。

施密特引导了“70-20-10”的法则——Google要把70%的努力花在搜索和网络广告业务上,将其塑造成公司财务健康的最大贡献者;将20%的资源投入其他领域,例如Gmail邮箱和谷歌桌面等;而剩下的10%则留作机动空间,鼓励员工在各个领域进行创新。同时,施密特坚持“一大群人比一小群精英分子更为聪明”,建立起Google集体决策的文化传统。

十年之后,拉里·佩吉评价施密特:“他能让固执的创始人参与业务,同时自己还能主导公司业务。”在他的领导下,Google的“手”越伸越长,推出了数百款产品,完成了近100项收购,股价突破500美元大关,最终领跑全球科技企业阵营。

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拆分惠普巨无霸

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

惠普自2000年以来赶走了三任CEO。2011年,盲目的战略扩张使惠普的股价暴跌,曾带领eBay以超过微软、雅虎、戴尔的速度飞速成长的惠特曼,成为惠普的救火队长。

她推翻了前任CEO李艾科(Leo Apotheker)以甩卖价出售PC业务的计划,调整移动端的业务方向;大刀阔斧地改革该公司的销售方式,使惠普的报价时间缩短了75%;为了节省公司成本,她奖励了对现金流有直接影响的几百位管理人员,并开始了涉及5.5万人的裁员计划。

2015年11月,惠特曼将惠普一分为二——一家以PC和打印机业务为主体的惠普公司,和一家以销售服务器、软件、咨询服务等为主的惠普企业公司。她将惠普企业饱受困境的咨询服务业务销售给CSC,专注于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核心产品。

惠普的现金流自2012年已经转正,并且一路上升到23亿美元,资本市场给出的评价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尽管拆分行动发生才1年多,但根据惠普2月23日公布的2017财年Q1财报,惠普该季度营收为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4%。

仍有很多空降兵,最终难挽狂澜

来自美国制药公司默克的皮特·罗旭德(Peter Loescher),于2007年接棒西门子的CEO一职。尽管帮助当时的西门子快速从全球贿赂的丑闻中抽身,但在2013年7月,他仍因为“无法实现2014财年12%的利润目标”被提前解除职位。

2013年,风雨中摇摇欲坠的黑莓(Black Berry),迎来了新任CEO——曾担任富国银行和迪士尼董事的程守宗。他一面希望复兴智能手机,一面积极开拓服务市场。2016年9月,由于手机业务持续的亏损,程守宗不得不宣布硬件业务已经寿终正寝,但这一举措同时也拖累了黑莓的转型步伐。

雅虎则是“空降兵”的忠实粉丝和快速否定者。在其发展的20年间经历过8任CEO,其中包括前摩托罗拉高级副总裁蒂莫西·库格尔(Timothy Koogle)、前华纳兄弟CEO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前Autodesk CEO卡罗尔·巴茨(Carol Bartz)和前谷歌搜索产品及用户体验副总裁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管理层的频繁变动和企业定位的反复调整,最终难挡其走向谢幕的结局。

启用“空降兵”的目的,往往是希望他们能帮助转型期企业超越内部的传统偏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运营管理。但是他们势必会与组织的原生文化产生激烈的“化学反应”。在董事会、股东、分析师、行业团体的多方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下,一旦经营势头不对,被“请来”的CEO也会随时面临被“送走”的风险。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安托瓦妮特·肖尔(Antoinette Schoar)教授的研究结果,在数百起管理层外部换帅的案例中,能获得盈利的大约占60%。

1997年迈克尔·阿姆斯特朗(Michael Armstrong)从休斯电子转投AT&T、2005年威廉·阿梅里奥(William Amelio)离开戴尔加盟联想、2007年约翰·赛恩(John Thain)从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奔向美林,他们所得到的赞誉都不长久。

这一剂看似拯救重病的强心针,有可能是一招押上未来的险棋。虽然经历丰富、智慧卓越的“空降兵”可为企业带来新鲜的能量,但他们无法改变一切。

企业转型成功的关键,仍在于是否具备战略的合理性和执行层上下的一致性,在整个行业的现状面前,杀出一条不同于其它竞争者的复苏之路。

未经正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侵权必究。

惠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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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降CEO的救火行动 企业史上曾有几人能成功?

这是一剂拯救重病的强心针,也是一招押上未来的险棋。

2017年2月2日,美国时尚品牌拉夫·劳伦集团(Ralph Lauren Corp. )宣布现任CEO史提芬·拉森(Stefan Larsson)于5月1日离任,他在职时间仅14个月,是该企业历史上的第一位空降CEO。

2016年年底,印度钢铁巨擎塔塔集团(Tata Group)第一任出自非家族内部的掌门人莫斯特斯(Cyrus Mistry)被扫地出门。代掌执政的,是其前任——塔塔家族成员拉丹·塔塔(Ratan Tata)。

它们曾经希望借助外部空降兵带来的颠覆力量、新技术和激进的商业模式,给转型期的企业换上新鲜的血液,但是结局未能如意。

根据普华永道思略特的调研,2012年至2015年间,董事会的接班人计划中有22%选择了外部人士。普华永道思略特高级合伙人加里·尼尔森(Gary L. Neilson)认为:“如果某一行业十分混乱或业绩欠佳,需要建立新的能力进行竞争,聘用外部CEO往往更为合适”。但是空降兵的结局有喜有悲,各不相同。

究竟,在知名企业的历史上,有多少空降兵能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帮企业实现业务突破和战略转型?(本文所提空降兵,不包括在战略上沿袭前任、未对企业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平稳过渡者和平庸管理者等。)

稻盛和夫:让日航600天后满血复活

稻盛和夫

2010年1月,世界第三大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受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邀请,一手创建京瓷和KDDI、已经78岁的稻盛和夫空降日航。

在稻盛看来,日航的溃败并非缘于油价走高、金融危机、不盈利却出于“政治需要”必须执行的航线,而是盲目的扩张和严重的官僚主义,员工的服务已经趋于表面化、程式化。

稻盛和夫带来两件武器——经营哲学和 “阿米巴”。

他一上任,立即召集50名经营干部,花费1个月的时间,制定企业理念,并将其归纳为“日航哲学”(JAL philosopher)。 “阿米巴经营”管理会计系统帮助管理人员在第二天早晨,就看到头一天所有航线的收支情况,以改造糟糕的数据统计工作。同时,明确各条航线的负责人中心制,激励团队为提高收益率钻研创新。

2011年3月,新日航第一年度的销售额达到1.3622万亿日元,利润为1884亿日元,刷新了它自创立以来的最高业绩。经过两年多的换血,它最终获得东京证交所批准,重新登陆市场。

郭士纳(Lou Gerstner):打破IBM 前任的肢解计划

郭士纳(Lou Gerstner)

郭士纳1993年离开RJR食品烟草公司加盟IBM,担任CEO。当时“傲慢且自信”的IBM已经连续3年亏损,即将离任的CEO约翰·埃克斯(John Akers)准备宣告公司破产。

在计算机市场细分化的趋势下,郭士纳力排众议,否定了前任埃克斯的肢解计划,决定保持IBM的一体化,为客户提供整体的组合式解决方案。

接下来,在瘦身运动中,IBM24个事业部内的128个首席信息官只留下1个,155个数据中心被削减为16个,31个固定的内部交流网络被整合为1个。一反公司不裁员的规定,半年内就裁掉4-5万人,以降低企业成本,稳住毛利率。

他带领IBM从所埋首的硬件领域中抬起头,找到下一个利润增长点——IT服务业,建立了IBM的“全球服务部”,并以35亿美元收购Lotus,一举拿下企业网络市场,重新向PC市场发动攻击。

自从郭士纳掌权以来,IBM股票上涨了1200%,从亏损80亿美元转为净赚30亿美元。美国《时代》杂志这样描述他:“郭士纳把原本死板的IBM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在电子商务各方面处于优势并且提供计算机服务的公司。”

吉姆·麦克纳尼(Jim McNerney):改造传说中的3M“科学实验室”

吉姆·麦克纳尼(Jim McNerney)

麦克纳尼曾是通用电气公司(GE)接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CEO候选人之一。角逐失败之后,2001年3M将其招入麾下担任CEO。此时3M的衰退速度达到历史之最,研发部门获得商业成功的成果越来越少。

高薪聘请各个领域里的一流科学家,给予他们15%的机动时间,任他们自由实验、充分发展,已经成为百年3M的金科玉律。但是麦克纳尼是重塑纪律和经营重心的强硬派,他坚决执行GE所熟悉的“六个西格玛”,叫停多个研究项目,让科学家必须与市场营销部门、生产部门的员工进行交流。

为结束平均主义,打破散漫、无拘无束的科研氛围。麦克纳尼带领企业重新规划预算,把研发资金投放到更具前景的医疗和高科技等领域。同时,收购新产品,展开裁员计划,把更多的资源和人力迁往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地区。

在麦克纳尼的领导下, “公司中钻牛角尖的人将越来越少”,研发成功的几率被大幅提高。两年后,3M的利润额为24亿美元,比前任CEO任内上涨了35% 。

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我只要“一个福特”

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

来自波音公司的穆拉利2006年出任福特CEO。当时的福特经历了全面扩张战略之后,身负1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频临崩塌的边缘。

上任72小时之后,穆拉利就以“铁腕”解散了福特旗下的高端品牌阵营,先后出售了捷豹路虎、阿斯顿马丁和沃尔沃。作为没有任何汽车厂商管理经验的门外汉,对他的质疑铺天盖地涌来,而穆拉利对此的回答是“One Ford”(一个福特)。

这一巨大的品牌瘦身行动,帮助福特获得了丰富的现金流。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之际,通用和克莱斯勒都因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宣布破产,但是福特却因甩掉包袱而逃掉一劫。

穆拉利的口头禅是“集中焦点,简单执行” 。在剥离了其它业务条线之后,开始聚焦于自有品牌,寻找简化汽车生产流程的方法,推动开发可以面向全球的车款,并建立普遍适用于全球市场的生产平台。

2013年,福特实现净盈利72亿美元。在他的领导下,这家老牌车企开始驶向新的方向。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让固执的谷歌创始人参与业务

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2001年,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吉(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从Novell挖角到埃里克·施密特。当时Google只有200名员工,除了出售技术,没有其他的盈利方式。

施密特表示:“佩吉和布林是时候要改变自己的管理方法了”。他定下了两大原则:不急于上市、建立起企业的商业价值观后再开始实施IPO;集中精力于搜索业务,所有的延伸业务开展都以搜索为核心。

施密特引导了“70-20-10”的法则——Google要把70%的努力花在搜索和网络广告业务上,将其塑造成公司财务健康的最大贡献者;将20%的资源投入其他领域,例如Gmail邮箱和谷歌桌面等;而剩下的10%则留作机动空间,鼓励员工在各个领域进行创新。同时,施密特坚持“一大群人比一小群精英分子更为聪明”,建立起Google集体决策的文化传统。

十年之后,拉里·佩吉评价施密特:“他能让固执的创始人参与业务,同时自己还能主导公司业务。”在他的领导下,Google的“手”越伸越长,推出了数百款产品,完成了近100项收购,股价突破500美元大关,最终领跑全球科技企业阵营。

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拆分惠普巨无霸

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

惠普自2000年以来赶走了三任CEO。2011年,盲目的战略扩张使惠普的股价暴跌,曾带领eBay以超过微软、雅虎、戴尔的速度飞速成长的惠特曼,成为惠普的救火队长。

她推翻了前任CEO李艾科(Leo Apotheker)以甩卖价出售PC业务的计划,调整移动端的业务方向;大刀阔斧地改革该公司的销售方式,使惠普的报价时间缩短了75%;为了节省公司成本,她奖励了对现金流有直接影响的几百位管理人员,并开始了涉及5.5万人的裁员计划。

2015年11月,惠特曼将惠普一分为二——一家以PC和打印机业务为主体的惠普公司,和一家以销售服务器、软件、咨询服务等为主的惠普企业公司。她将惠普企业饱受困境的咨询服务业务销售给CSC,专注于开发以数据为中心的核心产品。

惠普的现金流自2012年已经转正,并且一路上升到23亿美元,资本市场给出的评价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尽管拆分行动发生才1年多,但根据惠普2月23日公布的2017财年Q1财报,惠普该季度营收为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4%。

仍有很多空降兵,最终难挽狂澜

来自美国制药公司默克的皮特·罗旭德(Peter Loescher),于2007年接棒西门子的CEO一职。尽管帮助当时的西门子快速从全球贿赂的丑闻中抽身,但在2013年7月,他仍因为“无法实现2014财年12%的利润目标”被提前解除职位。

2013年,风雨中摇摇欲坠的黑莓(Black Berry),迎来了新任CEO——曾担任富国银行和迪士尼董事的程守宗。他一面希望复兴智能手机,一面积极开拓服务市场。2016年9月,由于手机业务持续的亏损,程守宗不得不宣布硬件业务已经寿终正寝,但这一举措同时也拖累了黑莓的转型步伐。

雅虎则是“空降兵”的忠实粉丝和快速否定者。在其发展的20年间经历过8任CEO,其中包括前摩托罗拉高级副总裁蒂莫西·库格尔(Timothy Koogle)、前华纳兄弟CEO特里·塞梅尔(Terry Semel)、前Autodesk CEO卡罗尔·巴茨(Carol Bartz)和前谷歌搜索产品及用户体验副总裁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管理层的频繁变动和企业定位的反复调整,最终难挡其走向谢幕的结局。

启用“空降兵”的目的,往往是希望他们能帮助转型期企业超越内部的传统偏见,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公司的组织架构和运营管理。但是他们势必会与组织的原生文化产生激烈的“化学反应”。在董事会、股东、分析师、行业团体的多方力量的影响和制约下,一旦经营势头不对,被“请来”的CEO也会随时面临被“送走”的风险。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安托瓦妮特·肖尔(Antoinette Schoar)教授的研究结果,在数百起管理层外部换帅的案例中,能获得盈利的大约占60%。

1997年迈克尔·阿姆斯特朗(Michael Armstrong)从休斯电子转投AT&T、2005年威廉·阿梅里奥(William Amelio)离开戴尔加盟联想、2007年约翰·赛恩(John Thain)从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奔向美林,他们所得到的赞誉都不长久。

这一剂看似拯救重病的强心针,有可能是一招押上未来的险棋。虽然经历丰富、智慧卓越的“空降兵”可为企业带来新鲜的能量,但他们无法改变一切。

企业转型成功的关键,仍在于是否具备战略的合理性和执行层上下的一致性,在整个行业的现状面前,杀出一条不同于其它竞争者的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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