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6月，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英帝国治下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出生，2012年，他以95岁高龄在英国辞世。死后，他被葬在伦敦海格特公墓，距离卡尔·马克思的墓地只有几步之遥。

霍布斯鲍姆一生高寿，几乎见证了整个20世纪。然而在他笔下，这个世纪却是“短暂”的，与之对照，19世纪分外漫长。

“漫长的19世纪”出自霍布斯鲍姆1962到1987年间先后完成的三部曲著作：《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和《帝国的年代：1875–1914》。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的125年，是西欧资本主义体系崛起并不断扩散的一整段过程。霍布斯鲍姆将之分成三个阶段：“革命”意味着工业革命与欧洲政治革命的两条并进道路；“资本”降临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失败之后的路易·波拿巴反动阴影下，整个欧洲建立起一整套便宜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秩序；“帝国”的时代，则是这一整套秩序不断扩张：资本积累、矛盾激化，最终倒向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

1994年，霍布斯鲍姆出版《极端的年代：1914-1991》，记录他眼中“短暂的20世纪”。这段历史从1914年一战爆发帝国解体开始，到1991年苏联崩溃冷战结束为止。霍布斯鲍姆追溯20世纪的种种社会思潮如何投入实践，又如何在最后的十几二十年中让位于新自由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秩序。冷战结束了，而未来却变得扁平而不再有想象力。

生在动荡年代的霍布斯鲍姆前后居住过埃及、奥地利、德国和英国，见证了帝国解体、纳粹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欧洲的满目疮痍。他一生笃信共产主义，青年时的霍布斯鲍姆曾经在德国加入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在街头抵抗和冲突中亲历了纳粹上台。这段经历让他对左翼理想坚定不移。尽管历史学家的使命让他在从事研究与写作时，要尽力避免个人政见的先入为主，但他对革命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关注，也催生了诸如诸多探讨20世纪革命与社会主义成败的著作。21世纪会怎样？霍布斯鲍姆并没有确凿的答案，但他留下的最后著作之一，是一本《如何改变世界》，它的副标题叫做“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的故事”。

为了纪念霍布斯鲍姆百年诞辰，他19世纪与20世纪四部曲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再版发行。而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授权，选取了《霍布斯鲍姆自传》中“尾声”一章与大家分享。

生活于20世纪的80多个年头让人自然而然上过一课，明白了政权、帝国及各种体制的变幻无常。我目睹了欧洲各个殖民帝国的彻底消失，尤其是身为其中佼佼者的大英帝国——其疆域之广、威势之隆，都在我的童年时期臻于巅峰，而且当时大英帝国曾率先引进空中轰炸这种新战略，借此在诸如库尔德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维持秩序。我目睹了一些世界强权如何裂解成林立的小国，还看见一个有意延续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国，以及一个打算永远存在下去的革命势力如何走上末路。我大概没办去经历“美国世纪”的终结了，但我可以笃定地跟人打赌，本书的某些读者将会亲眼看见此事发生。

我们这些老年人已经见识过各种时尚风潮的大起大落。自从苏联解体以来，新形成的政治基本教义和流行观点就是，“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乃唯一选项，“自由主义民主政体”则与那个社会密不可分，而且它几乎已在世界各地成为标准的政府形式。在1914年以前，那也是不少人曾经相信过的事情，即便情况还不像今日这般普遍。然而在20世纪大多数的时候，那些讲法都显得不大可信。因为资本主义曾看似气数将尽。今天看起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30年至1960年之间曾有许多头脑清楚的观察家宣称，于历次五年计划主导下的苏联“国家指令式经济体制”，已呈现出一个可在全球替代西方“自由企业”的模式——反正当初真正相信“资本主义”那个字眼的人，就跟今天真正相信“共产主义”这个字眼的人一样稀少。头脑清楚的观察家们还曾经认为，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可望超越资本主义。现在我再度发现一个不信任资本主义的时代，这并不令人惊讶；然而这个时代的人，再也不相信我们打算拿来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了。

对年龄与我相仿的人来说，生活于20世纪意味着参加过无与伦比的课程，领教了真正的历史冲击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30年间，全球的生活状况出现了既快速又彻底的改变，其剧烈程度更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可相提并论的时期。全人类已经集体发射了一艘不寻常的宇宙飞船，进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与文化剧变之轨道。北半球少数几个国家与我同样年迈的人士，就是在发射这艘宇宙飞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历史时刻的第一代人，眼睁睁看着迄今将人们维系于家庭、社群与社会之中的规矩和习俗如何停止运作。如果你想知道这种转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我们能够告诉你。如果你想走回头路，我们也可以告诉你“那是办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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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中面对的情况多半就是这副模样：出生于埃及而被烙印标签，可是埃及与我一生的历史并无实际关联，我就像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经依附于一些国家并觉得宾至如归，还在其他许多国度实地看见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过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拥有国籍的那个国家，我虽然未必是外人，却都并非纯正的当地人—置身中欧人之间的英国人、英国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不管到哪里都是犹太人(而且在以色列尤其如此)、专家世界之中的反专家、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世界人、一个将政治撰述与学术著作奉献给非知识分子的学术人。尤有甚者，我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共产党员当中的异数，而共产党员在我了解的那些国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数。这一切都让我的私人生活变得复杂，却是历史学家这个行业的宝贵资产。              

这一切让人轻而易举就可以抗拒帕斯卡尔所指称的“心中无法用理智来领悟的理由”，亦即在情感上认同某个明显的团体或自己中意的团体。认同感是为了排斥其他人而发，意味着党同伐异。那将会导致灾祸。正因为如此，仅仅为了特定团体的圈内人而撰写的历史(“身份历史”)——只为黑人写出的黑人历史、为同性恋者写出的同志历史、为妇女写出的女性主义历史，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种族历史或民族主义史——都无法成为良好的历史撰述。即便那不仅仅是某个较广义的认同群体之中，一个次级意识形态团体的偏颇政治表达方式，照样无法令人满意。规模再大的“身份团体”也无法遗世而独立，世界不可能仅仅为了迁就它而改变自己，过去的历史也不可能为了它而让自己遭到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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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历史学家的人生考验在于：当他或她面临一些对自身和世界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事件时，是否能够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一般，坦然针对那些事件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尤其是“假若......将会如何”之类的问题——虽然他们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那些问题无关“真实的”历史，所探讨对象未必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而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什么事情原本可能以不同方式发生却并未成真。那些问题影响至今而非仅仅局限于过去，因此对生活于新世纪之初的老老少少都相当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未能避免，所以有关“一战”是否可避免的问题纯属假设。我们若表示那场战争的惨重伤亡令人无法忍受(这是大多数人的看法)；或者认为假若德皇战胜的话，受到德国影响的欧洲可能优于《凡尔赛和约》的世界(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然而，要是有人问起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纵使只是理论上的问题，我也一定无法通过考验。

我能够勉强自己设想一种论点：假若佛朗哥的政变在1936年即获得成功，西班牙应可躲掉内战而改善处境。同时我更可毫不迟疑地承认（因为我从来就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奥多尔·赫茨尔的犹太民族国家方案同样不理想，假若他继续留在《新自由日报》担任明星专栏作家的话，反而可以做出更佳表现。可是万一有人要求我接受一个替代性选择：不值得为了击败国家社会主义而牺牲5000万人、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数之不尽的恐怖事件，那么我无论如何都无法苟同。至于美利坚世界帝国的前景，长久下去是无法看好的。当我思及于此并回顾往日大英帝国的纪录时，心中的恐惧多于热烈期待—大英帝国因为本土疆域不大，当初免于陷入妄自尊大的地步。我在这场考验中得到的分数如何？要是分数太低的话，那么这本书对读者的帮助恐怕不大，因为他们已经迈入新的世纪，而且绝大多数还将迎接比作者更长久的人生岁月。

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千万别缴械投降，即便在时机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会的不公不义仍有待我们加以谴责与打击。世界可不会自动自发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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