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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之后 重获新生的费城交响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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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之后 重获新生的费城交响乐团

不久前,享誉全球的费城交响乐团完成了他们2017年度的亚洲巡演,北京和上海自然是他们行程中的重要目的地。可是普通乐迷是否知道,几年前,乐团曾游走在破产的边缘。

雅尼克·涅杰瑟贡

2009年,艾丽森·沃格莫在一份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此成为了费城交响乐团的新任CEO。第二天,她翻看报纸时,看到有篇文章在猜测,费城交响乐团会不会破产。

这样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彼时身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身陷财务困境。曾经带领亚特兰大交响乐团走出财政泥潭的艾丽森·沃格莫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经过调查才发现,“严重”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乐团当时的困境了。8年后,她来到北京面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使用的词是——“悲剧”。

从管理层的角度看来,财务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音乐家们高昂的工资、养老金以及不合理的工资计算制度;前任董事和管理层在筹资、营销、社区融入等等问题上的失败;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狂风刮过,企业捐助数额剧减,乐团的财务根基摇摇欲坠。而乐团的听众则对音乐总监颇有微词,称他带来很多根本无法理解的音乐,据传,当时费城交响乐团的上座率一度只有三分之一。

艾丽森·沃格莫并没有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到了2011年,乐团的赤字达到了500万美元。费城交响乐团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寻求破产保护,费交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支申请破产保护的传统大乐团。

  “破产”一词看起来可能分外严重,但几年过去,费城交响乐团非但没有停止演出,甚至还因此而焕然一新。费交副团长韩凯歌曾这样形容:就像蜕掉一层外皮,以维持新陈代谢。破产之后,乐团能以降薪、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等方式渡过难关,也能以此寻求更多投资。“重组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所有人都降薪16%,但没有人离开。”对乐团来说,破产并不意味着终结,反而是新生的开始。

第一步 锁定年轻的新总监

在艾丽森·沃格莫看来,要走出困难重重的局面,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更换音乐总监。遴选委员会锁定了年轻的加拿大指挥雅尼克·涅杰-瑟贡。当时担任鹿特丹爱乐乐团指挥的雅尼克本人还不能确定自己能够承担这份极为荣耀又充满挑战的工作,但艾丽森·沃格莫对他却信心十足,她跟随雅尼克的欧洲行程,不断地告诉他:“没人会拒绝费城交响乐。”他们多次面对面长聊、视频通话,试图把乐团糟糕的现状抛在脑后,共同描绘未来的图景:第一个音乐季会怎样,今后如何实现目标……

就这样,小个子、纹着乌龟纹身,年仅36岁的雅尼克接替艾森巴赫,成为了费交112年历史中的第9任艺术总监。同时,夏尔·迪图瓦也受邀担任乐团的荣誉指挥,沃格莫正是试图以这样的“老少配”确保乐团的稳定发挥。

雅尼克指挥时,“英气勃勃,活力四射,动作幅度极大”,“电闪雷鸣、惊天动地,乐队热得似乎要爆炸”,他那充满活力的风格和对乐团一流的掌控能力,让“费城之声”焕发出新的光彩。不仅如此,雅尼克在上任之初经常免费加班,还动用自己的人脉,邀请大都会的名角来费交的音乐会演出。《悲惨世界》大热时,他请来休·杰克曼,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们脑中对这位年轻指挥家的问号,也逐渐变成了惊叹号。在雅尼克的带领下,费城交响乐团一步步走出了黑暗。

第二步 中国给出的五年计划                                           

2011年,走完破产程序三天后,乐团就受国家大剧院的邀请来到北京,中国也成为了费交“后破产时期”的首个音乐试点。从中国之旅开始,费交仿佛开始“转运”,逐渐从困境中走出,迪图瓦分外感慨地说:“正是国家大剧院在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手!”

“中国市场对于费城交响乐团的重建真的至关重要吗?”如果有人这么问,艾丽森·沃格莫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的。而费城交响乐团之所以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还和那段中美建交“破冰年代”的历史有关。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应尼克松邀请,在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的率领下首次访华演出。在北京的音乐会上,费交与中国钢琴家殷承宗携手演绎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美谈。

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访华演出

费交来到北京时,已经25年没有西方人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了,街上的人们看到他们,都愣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乐团首席诺曼·卡罗和一群小提琴手和中国人一起排队买煎饼。乐团到上海演出,小提琴手帕斯奎勒在街上散步,听到小提琴声,他冲上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孩子,给这个惶恐的学生上了一小时课。

费城交响乐团打开了一扇紧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门。回到美国后,乐团的乐手给北京的同行发去了邮件、乐谱和杂志,低音提琴手托里罗回到家就迷上了针灸疗法。很多费交的老乐手至今还对当年如何跟中国音乐家学习打乒乓球津津乐道,而中国音乐家则回忆起当时与费交乐手一起玩飞盘的场景。

自1973年首次访华之后,费交又多次造访中国。1993年,费交来到上海,在使用着扩音喇叭的体育馆进行演出,糟糕的效果让上海十多位音乐家联名上书,催生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落成。2008年四川地震后,一些音乐家自费去了汶川,为孩子们募款建设音乐学校。2010年,乐团受邀在上海世博会上演出,带来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祝愿。

2011年,费交提交破产保护之后,中国立刻伸出了橄榄枝。那一年,国家大剧院与费交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策划组织了乐团在北京、广州、上海和天津四地的巡演。按照合同,从2012年开始,费城交响乐团连续5年到访中国。就这样,“我们成为了能够到中国定期演出最多的国外乐团。”艾丽森·沃格莫说。2012年4月,在即将出发前往中国前,她对外宣布,乐团已经偿清了债务,顺利渡过了危机,而他们从中国得到的机会,在关键的时刻拯救了乐团。

第三步 重新吸引观众

2016年,费城交响乐团与北京国家大剧院续签了5年合作协议,并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17年5月,费交在上海东艺举办的“中国交响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的中西对话”的高峰论坛上,分享了目前费交吸引观众的秘诀。

在美国,只有四五个独奏家可以保证音乐会的票房售罄,费交会挑选最好的独奏家加盟他们的演出。然而,乐团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明星独奏家身上,因此设计曲目成了关键点。艾丽森会和雅尼克、市场部经理讨论乐季的音乐会曲目。“我们能够预测,一套音乐会曲目制定出来之后,票房成绩大概是怎样的。”为了提高上座率,他们会把莫扎特等作曲家的著名作品和没有名气的新作放在一场演出,有名的曲目放在上半场,吸引听众购票。

除了在曲目设计上花费心思,费交还针对不同观众群体实施不同的策略。费交为占据观众总数40%的套票购买者保留固定席位,并在票价上提供优惠。此外,乐团还开发了面向大学生的售票模式——大学生只要付25美金,就可以在一年之中任意观看有余票的演出。“如果票没有卖完,就把票留给这些大学生。不久前,座位还有多余,但是现在出票率越来越高,我担心以后是否还有留给大学生的空位。”艾莉森说。而针对另一组21-40岁的年轻群体,费交虽然不会在票价上给予特别优惠,但会邀请他们参加酒会,联络感情。

在吸引听众的同时,费城交响还会花大量时间走进社区,进行音乐会普及。“乐团是给社区的一大礼物。”

如今,费城交响乐团每年都会来到中国定期演出,它亲近观众、走进社区的特色也在中国保留了下来。在今年费交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期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丽森·沃格莫和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

艾丽森·沃格莫在上海东艺举办的“中国交响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的中西对话”的高峰论坛上

艾丽森·沃格莫:不到中国拜访,就称不上进入了古典音乐界

界面文化:你参加过交响乐团管理项目,当时被教导说管理乐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智地赔钱”,现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艾丽森·沃格莫: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导师是这么说的——“明智地赔钱”。这种做法现在再也不可能了。因为对资金的要求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们过去的8年里,每年都能做到收支平衡。那时候人们的理念是,“即便得花一大笔钱,也要创作伟大的艺术”,但是今天我们要创造伟大的艺术,同时要从捐赠人处募集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运营。所以这种说法目前已经不再适用了。

界面文化:为何中国在费城交响乐团重建中会起这么大的作用?

艾丽森·沃格莫: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费交的继承者有时会回顾历史。我们1973年就在中国了,而且在中国我们的品牌也受到广泛的认可,再加上年复一年的友好关系,也让我们成为能够到中国定期演出最多的国外乐团。

这对我们也是机遇,可以遇到完全不一样的受众群体,遇到更多学生,还让我们每年的工作更有节奏。我们在费城、中国、纽约,在Bravo! Vail Valley音乐节演出,在卡耐基音乐厅我们每年演出4次……这样,费交可以每周都有演出。

界面文化:你认为中国市场对于费城交响乐团的重建真的至关重要吗?

艾丽森·沃格莫:我认为中国市场对费城交响乐团的重建至关重要。不仅如此,还对古典音乐的未来至关重要。我真心认为中国的古典音乐具有活力,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富有实验精神,而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所以我认为,不到中国拜访,就称不上进入了古典音乐界。

界面文化:费城交响乐团不仅到中国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到二三线城市演出,能为它们带来什么?

艾丽森·沃格莫:我们指导当地的乐团,我们把古典音乐的声音传递给中国各个新建音乐厅的听众,让他们理解在音乐厅可以听到什么。我们也不只停留在音乐厅,还走下舞台和观众交流,我们走进社区,进入特别的居民活动。我们用音乐维持友谊。

界面文化:作为CEO,你给费城交响乐团带来了什么不同以往的特色?

艾丽森·沃格莫:我知道“费城之声”是由音乐家带来的,木管乐器的闪亮,铜管乐器的坚实以及弦乐的美妙,这声音在全世界受到珍视或艳羡。

如果你作为音乐家有独特的能力,雅尼克和我可以决定在音乐会之外,你可以如何使用这能力。我们会设计曲目给生病的人听,让病人感受好一些,我们也像在上海做的培训一样,给费城的一些年轻的交响乐团进行培训,让演奏者肩并肩地演出。我们让社区意识到,交响乐团还能够成为社区的老师和年轻人活动的组织者。我们的角色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一部分,而不仅只是在舞台上演出。我们是有一个大的品牌,并使之充满欢乐,并且找到了分享欢乐的新方式。我们目前对科技的发展也十分关注。

界面文化:所以你们也做了新的手机app,可以下订单,也能学习。

艾丽森·沃格莫:没错,我们有两个app,一个是可以在手机上买票,另一个APP“Live Note”(鲜活的音符)可以让用户进入音乐厅,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进入项目,理解正在演奏的音乐。所以作为管弦乐团,我们已经变得很摩登了。

界面文化:费城相对于纽约来说,人口比较少,金主也比较少。而且经历过破产危机之后,音乐家的薪水和养老金也减少了。费城交响乐团是如何吸引人才的呢?

艾丽森·沃格莫:噢!完全没有问题。哈哈哈哈!只走了两个人,他们有机会去别的交响乐团谋求更好的职位。而我完全相信,如果原来的职位再度开放,他们还会回来。我们每年都有甄选会,而且一向都会有收获。最近刚进4位新成员,两位有中国血统。这些甄选会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想法。

其实音乐家们都知道,费城交响乐团非常健康,在艺术方面作出很好的决策,在资金上的决策也相当合适。这对一位音乐家来说是很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看起来很棒!我们有雅尼克,我们有活儿,我们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我们在科罗拉多演出,我们还来中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交响乐团啊!我们完全没有问题。

雅尼克·涅杰瑟贡 图片来源/费城交响乐团2017年亚洲巡演官方摄影师Jan Regan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就像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界面文化:你在费交申请破产保护之后担任音乐总监,当时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做到让上座率从不足1/3变为场场爆满的?

雅尼克·涅杰瑟贡:在我担任音乐总监的几个月前,费城交响乐团就已经递交了应对紧急破产的计划,我是在乐团申请破产保护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正式加入的。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在我担任音乐总监期间,费城交响乐团的上座率有所提高,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之前的上座率从没有下过1/3,我认为在费城交响乐团的历史中,上座率都没有这么低过!

自我小时候起,成为一个乐团的总监对我而言就十分重要,我发现了音乐家们的热情,并且愿意和他们一起创造出新的篇章。我们获得的成功离不开每个人的付出。当我们在舞台上时,最重要的曲目是正在排练或表演的那一首。不断付出时,观众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人们也愿意身处其中。

界面文化:费交请休·杰克曼来演出,以及在中国在飞机延误时演的四重奏都让人们津津乐道。这些做法可以说和大众心目中的古典音乐演出很不一样,在你担任总监之后,费交有了怎样不同以往的特色?​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很高兴我们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自我加入费城交响乐团以来,乐团对于新的想法、对于音乐的新见解一直怀着支持的态度。我尝试着去接受新的想法,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乐团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愿意去理解彼此,都愿意去探索。这些都会无可避免地拓展和改变大家的想法,但是这些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在我决定做出变化之前,我们最好是先清楚地了解未来的趋势在哪里。

界面文化:费交可以说不仅仅是演出,对费城地区音乐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起加拿大的雅尼克会更偏爱加拿大的贾斯汀·比伯。费交能够做什么来扭转这种局面呢?

雅尼克·涅杰瑟贡: 费城交响乐团有很多专门为年轻观众准备的项目。我们的Young Friend项目通过为年轻的音乐家们提供欣赏音乐会和其他独特的活动的机会,让他们互相交换经验,以及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大家庭相互认识。我们还有eZseatU项目,这是为了大学生设计的项目。大学生们只需在年初交付很小一笔入会费,就能根据每场音乐会的上座情况参加当季的音乐会。你可以在www.philorch.org了解这些项目的更多信息。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中国市场对费交有多重要?中国的听众和费城或者美国的听众有何不同吗?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认为中国本身对于费城交响乐团是最重要的:这其中的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见到老朋友般的感觉以及双方努力去理解彼此的愉悦,都是十分重要的。

中美观众的反应很相似,对音乐都表现出了热情和真诚,例如对贝多芬的交响曲,双方的观众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喜爱。虽然我们相距甚远,文化差异巨大,但是双方的人们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共鸣,通过音乐架起理解的桥梁,这点让我满怀希望。

界面文化:费城人口才150万,纽约爱乐的衣食父母是费城的七八倍。那么费交是靠什么留得住人才?现在中国音乐家都往北上广或者国外去,如何在像费城这样的城市培养顶尖的乐团,费交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认为吸引音乐家们加入费城交响乐团的是传奇的“费城之声”。顶尖的音乐学院毕业生都想加入进来。关键在于要让乐团与其他的乐团相比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特质,让人们注意到它,并且想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界面文化:你推特上写,你是鹿特丹爱乐、费城交响、蒙特利尔的大都会乐团的爸爸和伦敦爱乐的叔叔(father of Rotterdam Phil,Philadelphia Orchestra,Orchestre Metropolitan Mtl+Uncle of London Phil),你接下来还要接手大都会歌剧院(Met Opera)。你是如何确保兼顾,并且在发挥您人风格的同时,保留这些乐团原有特色的?

雅尼克·涅杰瑟贡:对于一个指挥家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要谨记你并不是在和一群习惯了一起工作的人合作。指挥家和乐团不仅仅是单纯的把一部分自己的能量融入到音乐中,还要去倾听和尊重其他人的付出。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够达到更加宽广,丰富和深刻的艺术境界,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互相成长。

界面文化:你是一位艺术家,但同时也需要考虑乐团的生计。这恐怕是连贝多芬、瓦格纳都难以解决的巨大难题。你是如何平衡艺术与现实的?

雅尼克·涅杰瑟贡:平衡艺术和现实一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作为乐团的音乐总监,我需要参与到很多工作中:需要参加试音,需要与赞助商见面,需要探讨新的作品,需要从一个城市赶往下一个城市,需要研究音乐。但是这些终归是为了艺术,一点一滴都是为了舞台艺术。如果你一直铭记这一点,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更像是旅程中的不同经历,而这段旅程的最终目的地,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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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之后 重获新生的费城交响乐团

不久前,享誉全球的费城交响乐团完成了他们2017年度的亚洲巡演,北京和上海自然是他们行程中的重要目的地。可是普通乐迷是否知道,几年前,乐团曾游走在破产的边缘。

雅尼克·涅杰瑟贡

2009年,艾丽森·沃格莫在一份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此成为了费城交响乐团的新任CEO。第二天,她翻看报纸时,看到有篇文章在猜测,费城交响乐团会不会破产。

这样的猜测不是空穴来风,彼时身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身陷财务困境。曾经带领亚特兰大交响乐团走出财政泥潭的艾丽森·沃格莫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但经过调查才发现,“严重”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乐团当时的困境了。8年后,她来到北京面对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使用的词是——“悲剧”。

从管理层的角度看来,财务困境的根本原因是音乐家们高昂的工资、养老金以及不合理的工资计算制度;前任董事和管理层在筹资、营销、社区融入等等问题上的失败;加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狂风刮过,企业捐助数额剧减,乐团的财务根基摇摇欲坠。而乐团的听众则对音乐总监颇有微词,称他带来很多根本无法理解的音乐,据传,当时费城交响乐团的上座率一度只有三分之一。

艾丽森·沃格莫并没有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到了2011年,乐团的赤字达到了500万美元。费城交响乐团董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寻求破产保护,费交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支申请破产保护的传统大乐团。

  “破产”一词看起来可能分外严重,但几年过去,费城交响乐团非但没有停止演出,甚至还因此而焕然一新。费交副团长韩凯歌曾这样形容:就像蜕掉一层外皮,以维持新陈代谢。破产之后,乐团能以降薪、实施新的养老金制度等方式渡过难关,也能以此寻求更多投资。“重组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所有人都降薪16%,但没有人离开。”对乐团来说,破产并不意味着终结,反而是新生的开始。

第一步 锁定年轻的新总监

在艾丽森·沃格莫看来,要走出困难重重的局面,见效最快的方法就是更换音乐总监。遴选委员会锁定了年轻的加拿大指挥雅尼克·涅杰-瑟贡。当时担任鹿特丹爱乐乐团指挥的雅尼克本人还不能确定自己能够承担这份极为荣耀又充满挑战的工作,但艾丽森·沃格莫对他却信心十足,她跟随雅尼克的欧洲行程,不断地告诉他:“没人会拒绝费城交响乐。”他们多次面对面长聊、视频通话,试图把乐团糟糕的现状抛在脑后,共同描绘未来的图景:第一个音乐季会怎样,今后如何实现目标……

就这样,小个子、纹着乌龟纹身,年仅36岁的雅尼克接替艾森巴赫,成为了费交112年历史中的第9任艺术总监。同时,夏尔·迪图瓦也受邀担任乐团的荣誉指挥,沃格莫正是试图以这样的“老少配”确保乐团的稳定发挥。

雅尼克指挥时,“英气勃勃,活力四射,动作幅度极大”,“电闪雷鸣、惊天动地,乐队热得似乎要爆炸”,他那充满活力的风格和对乐团一流的掌控能力,让“费城之声”焕发出新的光彩。不仅如此,雅尼克在上任之初经常免费加班,还动用自己的人脉,邀请大都会的名角来费交的音乐会演出。《悲惨世界》大热时,他请来休·杰克曼,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们脑中对这位年轻指挥家的问号,也逐渐变成了惊叹号。在雅尼克的带领下,费城交响乐团一步步走出了黑暗。

第二步 中国给出的五年计划                                           

2011年,走完破产程序三天后,乐团就受国家大剧院的邀请来到北京,中国也成为了费交“后破产时期”的首个音乐试点。从中国之旅开始,费交仿佛开始“转运”,逐渐从困境中走出,迪图瓦分外感慨地说:“正是国家大剧院在关键时刻向我们伸出援手!”

“中国市场对于费城交响乐团的重建真的至关重要吗?”如果有人这么问,艾丽森·沃格莫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的。而费城交响乐团之所以受到中国市场的青睐,还和那段中美建交“破冰年代”的历史有关。

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应尼克松邀请,在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的率领下首次访华演出。在北京的音乐会上,费交与中国钢琴家殷承宗携手演绎了钢琴协奏曲《黄河》,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美谈。

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访华演出

费交来到北京时,已经25年没有西方人在这些街道上散步了,街上的人们看到他们,都愣在那里。第二天早上,乐团首席诺曼·卡罗和一群小提琴手和中国人一起排队买煎饼。乐团到上海演出,小提琴手帕斯奎勒在街上散步,听到小提琴声,他冲上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孩子,给这个惶恐的学生上了一小时课。

费城交响乐团打开了一扇紧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大门。回到美国后,乐团的乐手给北京的同行发去了邮件、乐谱和杂志,低音提琴手托里罗回到家就迷上了针灸疗法。很多费交的老乐手至今还对当年如何跟中国音乐家学习打乒乓球津津乐道,而中国音乐家则回忆起当时与费交乐手一起玩飞盘的场景。

自1973年首次访华之后,费交又多次造访中国。1993年,费交来到上海,在使用着扩音喇叭的体育馆进行演出,糟糕的效果让上海十多位音乐家联名上书,催生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的落成。2008年四川地震后,一些音乐家自费去了汶川,为孩子们募款建设音乐学校。2010年,乐团受邀在上海世博会上演出,带来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祝愿。

2011年,费交提交破产保护之后,中国立刻伸出了橄榄枝。那一年,国家大剧院与费交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策划组织了乐团在北京、广州、上海和天津四地的巡演。按照合同,从2012年开始,费城交响乐团连续5年到访中国。就这样,“我们成为了能够到中国定期演出最多的国外乐团。”艾丽森·沃格莫说。2012年4月,在即将出发前往中国前,她对外宣布,乐团已经偿清了债务,顺利渡过了危机,而他们从中国得到的机会,在关键的时刻拯救了乐团。

第三步 重新吸引观众

2016年,费城交响乐团与北京国家大剧院续签了5年合作协议,并与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2017年5月,费交在上海东艺举办的“中国交响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的中西对话”的高峰论坛上,分享了目前费交吸引观众的秘诀。

在美国,只有四五个独奏家可以保证音乐会的票房售罄,费交会挑选最好的独奏家加盟他们的演出。然而,乐团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明星独奏家身上,因此设计曲目成了关键点。艾丽森会和雅尼克、市场部经理讨论乐季的音乐会曲目。“我们能够预测,一套音乐会曲目制定出来之后,票房成绩大概是怎样的。”为了提高上座率,他们会把莫扎特等作曲家的著名作品和没有名气的新作放在一场演出,有名的曲目放在上半场,吸引听众购票。

除了在曲目设计上花费心思,费交还针对不同观众群体实施不同的策略。费交为占据观众总数40%的套票购买者保留固定席位,并在票价上提供优惠。此外,乐团还开发了面向大学生的售票模式——大学生只要付25美金,就可以在一年之中任意观看有余票的演出。“如果票没有卖完,就把票留给这些大学生。不久前,座位还有多余,但是现在出票率越来越高,我担心以后是否还有留给大学生的空位。”艾莉森说。而针对另一组21-40岁的年轻群体,费交虽然不会在票价上给予特别优惠,但会邀请他们参加酒会,联络感情。

在吸引听众的同时,费城交响还会花大量时间走进社区,进行音乐会普及。“乐团是给社区的一大礼物。”

如今,费城交响乐团每年都会来到中国定期演出,它亲近观众、走进社区的特色也在中国保留了下来。在今年费交在国家大剧院演出期间,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团长兼首席执行官艾丽森·沃格莫和音乐总监雅尼克·涅杰瑟贡。

艾丽森·沃格莫在上海东艺举办的“中国交响乐团与费城交响乐团的中西对话”的高峰论坛上

艾丽森·沃格莫:不到中国拜访,就称不上进入了古典音乐界

界面文化:你参加过交响乐团管理项目,当时被教导说管理乐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明智地赔钱”,现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艾丽森·沃格莫:我刚入这一行的时候,导师是这么说的——“明智地赔钱”。这种做法现在再也不可能了。因为对资金的要求提高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我们过去的8年里,每年都能做到收支平衡。那时候人们的理念是,“即便得花一大笔钱,也要创作伟大的艺术”,但是今天我们要创造伟大的艺术,同时要从捐赠人处募集足够的资金来维持运营。所以这种说法目前已经不再适用了。

界面文化:为何中国在费城交响乐团重建中会起这么大的作用?

艾丽森·沃格莫:这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费交的继承者有时会回顾历史。我们1973年就在中国了,而且在中国我们的品牌也受到广泛的认可,再加上年复一年的友好关系,也让我们成为能够到中国定期演出最多的国外乐团。

这对我们也是机遇,可以遇到完全不一样的受众群体,遇到更多学生,还让我们每年的工作更有节奏。我们在费城、中国、纽约,在Bravo! Vail Valley音乐节演出,在卡耐基音乐厅我们每年演出4次……这样,费交可以每周都有演出。

界面文化:你认为中国市场对于费城交响乐团的重建真的至关重要吗?

艾丽森·沃格莫:我认为中国市场对费城交响乐团的重建至关重要。不仅如此,还对古典音乐的未来至关重要。我真心认为中国的古典音乐具有活力,让人耳目一新而且富有实验精神,而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所以我认为,不到中国拜访,就称不上进入了古典音乐界。

界面文化:费城交响乐团不仅到中国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也到二三线城市演出,能为它们带来什么?

艾丽森·沃格莫:我们指导当地的乐团,我们把古典音乐的声音传递给中国各个新建音乐厅的听众,让他们理解在音乐厅可以听到什么。我们也不只停留在音乐厅,还走下舞台和观众交流,我们走进社区,进入特别的居民活动。我们用音乐维持友谊。

界面文化:作为CEO,你给费城交响乐团带来了什么不同以往的特色?

艾丽森·沃格莫:我知道“费城之声”是由音乐家带来的,木管乐器的闪亮,铜管乐器的坚实以及弦乐的美妙,这声音在全世界受到珍视或艳羡。

如果你作为音乐家有独特的能力,雅尼克和我可以决定在音乐会之外,你可以如何使用这能力。我们会设计曲目给生病的人听,让病人感受好一些,我们也像在上海做的培训一样,给费城的一些年轻的交响乐团进行培训,让演奏者肩并肩地演出。我们让社区意识到,交响乐团还能够成为社区的老师和年轻人活动的组织者。我们的角色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一部分,而不仅只是在舞台上演出。我们是有一个大的品牌,并使之充满欢乐,并且找到了分享欢乐的新方式。我们目前对科技的发展也十分关注。

界面文化:所以你们也做了新的手机app,可以下订单,也能学习。

艾丽森·沃格莫:没错,我们有两个app,一个是可以在手机上买票,另一个APP“Live Note”(鲜活的音符)可以让用户进入音乐厅,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进入项目,理解正在演奏的音乐。所以作为管弦乐团,我们已经变得很摩登了。

界面文化:费城相对于纽约来说,人口比较少,金主也比较少。而且经历过破产危机之后,音乐家的薪水和养老金也减少了。费城交响乐团是如何吸引人才的呢?

艾丽森·沃格莫:噢!完全没有问题。哈哈哈哈!只走了两个人,他们有机会去别的交响乐团谋求更好的职位。而我完全相信,如果原来的职位再度开放,他们还会回来。我们每年都有甄选会,而且一向都会有收获。最近刚进4位新成员,两位有中国血统。这些甄选会带来了新的血液和新的想法。

其实音乐家们都知道,费城交响乐团非常健康,在艺术方面作出很好的决策,在资金上的决策也相当合适。这对一位音乐家来说是很安全的环境。所以我们看起来很棒!我们有雅尼克,我们有活儿,我们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我们在科罗拉多演出,我们还来中国。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交响乐团啊!我们完全没有问题。

雅尼克·涅杰瑟贡 图片来源/费城交响乐团2017年亚洲巡演官方摄影师Jan Regan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就像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界面文化:你在费交申请破产保护之后担任音乐总监,当时是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做到让上座率从不足1/3变为场场爆满的?

雅尼克·涅杰瑟贡:在我担任音乐总监的几个月前,费城交响乐团就已经递交了应对紧急破产的计划,我是在乐团申请破产保护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正式加入的。我可以很高兴地说,在我担任音乐总监期间,费城交响乐团的上座率有所提高,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之前的上座率从没有下过1/3,我认为在费城交响乐团的历史中,上座率都没有这么低过!

自我小时候起,成为一个乐团的总监对我而言就十分重要,我发现了音乐家们的热情,并且愿意和他们一起创造出新的篇章。我们获得的成功离不开每个人的付出。当我们在舞台上时,最重要的曲目是正在排练或表演的那一首。不断付出时,观众可以感受到音乐的力量,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人们也愿意身处其中。

界面文化:费交请休·杰克曼来演出,以及在中国在飞机延误时演的四重奏都让人们津津乐道。这些做法可以说和大众心目中的古典音乐演出很不一样,在你担任总监之后,费交有了怎样不同以往的特色?​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很高兴我们做的事情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自我加入费城交响乐团以来,乐团对于新的想法、对于音乐的新见解一直怀着支持的态度。我尝试着去接受新的想法,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乐团的每一个人都十分愿意去理解彼此,都愿意去探索。这些都会无可避免地拓展和改变大家的想法,但是这些变化是一直在进行的,所以在我决定做出变化之前,我们最好是先清楚地了解未来的趋势在哪里。

界面文化:费交可以说不仅仅是演出,对费城地区音乐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起加拿大的雅尼克会更偏爱加拿大的贾斯汀·比伯。费交能够做什么来扭转这种局面呢?

雅尼克·涅杰瑟贡: 费城交响乐团有很多专门为年轻观众准备的项目。我们的Young Friend项目通过为年轻的音乐家们提供欣赏音乐会和其他独特的活动的机会,让他们互相交换经验,以及与费城交响乐团的大家庭相互认识。我们还有eZseatU项目,这是为了大学生设计的项目。大学生们只需在年初交付很小一笔入会费,就能根据每场音乐会的上座情况参加当季的音乐会。你可以在www.philorch.org了解这些项目的更多信息。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中国市场对费交有多重要?中国的听众和费城或者美国的听众有何不同吗?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认为中国本身对于费城交响乐团是最重要的:这其中的人、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见到老朋友般的感觉以及双方努力去理解彼此的愉悦,都是十分重要的。

中美观众的反应很相似,对音乐都表现出了热情和真诚,例如对贝多芬的交响曲,双方的观众都表现出了相同的喜爱。虽然我们相距甚远,文化差异巨大,但是双方的人们仍然可以产生很大的共鸣,通过音乐架起理解的桥梁,这点让我满怀希望。

界面文化:费城人口才150万,纽约爱乐的衣食父母是费城的七八倍。那么费交是靠什么留得住人才?现在中国音乐家都往北上广或者国外去,如何在像费城这样的城市培养顶尖的乐团,费交对中国有什么建议?

雅尼克·涅杰瑟贡:我认为吸引音乐家们加入费城交响乐团的是传奇的“费城之声”。顶尖的音乐学院毕业生都想加入进来。关键在于要让乐团与其他的乐团相比有所不同,有其独特的特质,让人们注意到它,并且想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界面文化:你推特上写,你是鹿特丹爱乐、费城交响、蒙特利尔的大都会乐团的爸爸和伦敦爱乐的叔叔(father of Rotterdam Phil,Philadelphia Orchestra,Orchestre Metropolitan Mtl+Uncle of London Phil),你接下来还要接手大都会歌剧院(Met Opera)。你是如何确保兼顾,并且在发挥您人风格的同时,保留这些乐团原有特色的?

雅尼克·涅杰瑟贡:对于一个指挥家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要谨记你并不是在和一群习惯了一起工作的人合作。指挥家和乐团不仅仅是单纯的把一部分自己的能量融入到音乐中,还要去倾听和尊重其他人的付出。只有这样,双方才能够达到更加宽广,丰富和深刻的艺术境界,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互相成长。

界面文化:你是一位艺术家,但同时也需要考虑乐团的生计。这恐怕是连贝多芬、瓦格纳都难以解决的巨大难题。你是如何平衡艺术与现实的?

雅尼克·涅杰瑟贡:平衡艺术和现实一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 作为乐团的音乐总监,我需要参与到很多工作中:需要参加试音,需要与赞助商见面,需要探讨新的作品,需要从一个城市赶往下一个城市,需要研究音乐。但是这些终归是为了艺术,一点一滴都是为了舞台艺术。如果你一直铭记这一点,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更像是旅程中的不同经历,而这段旅程的最终目的地,是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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