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鱼王》中文版的新书沙龙现场坐满了年轻人。 “这本书绝版好多年了，但是豆瓣上想读的人非常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的编辑雷韵介绍说，新版《鱼王》今年问世后，豆瓣上“想读”的人数已经突破了一万。

除了阿斯塔菲耶夫，近年来，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俄语作家也被中国媒体一再提及，就连巴别尔、哈尔姆斯、什克洛夫斯基等中国读者不甚熟悉的名字，也不断得到青睐。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全民争相阅读时的情形相差甚远，但这些俄语作家和作品受到的重视程度却是十几年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90年代，年轻人并不像十年前的中国读者那样青睐俄语文学，俄语文学书籍的发行量也低得可怜，“那时，每个出版社都不愿意出俄文的作品，只愿意出英文的。”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回忆道。

一提到“俄文的作品”，中国读者脑海中或许浮现出的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这些名字，他们是俄罗斯古典文学“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而较晚得到译介的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等作家则属于“白银时代”，他们活跃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在“白银时代”之后，苏联文学或许更为国人熟悉，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人。

可是，这些曾经拥有众多中国读者的名家巨作为何竟一度无人问津？而为什么近年来人们又开始关注俄语文学？如果我们回首俄语文学在中国百余年的历程，或许可以发现，在社会动荡和文学荒芜的时代，中国读者对俄语文学如饥似渴，不仅把它当作文学，更当作改良社会、启蒙民众的药方。而在近年来的回暖当中，出版社和读者从一种热情走向了另一种热情，俄语文学虽然没有重现当年动辄几十万册的销售盛况，却似乎迎来了个性化、审美化的接受。

俄语文学曾是“给起义的奴隶偷运的军火”

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中，最早注意到俄语文学的是鲁迅兄弟。1906年，由于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上目睹了神情麻木地看杀头的中国人而忧愤不已，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到东京，抱着以提倡文艺运动来改变精神的信念，开始大量搜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文学和有民主革命思想的俄罗斯文学”。

每月初各种杂志出版，鲁迅和周作人就忙着寻找，如果有俄罗斯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就要把杂志买来，把文章拆出保存。1907年，鲁迅写下《摩罗诗力说》，热情地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等介绍到中国。后来他作了这样的概括：“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是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发见了火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化和苏维埃文化的热情更加被激发出来。左翼文艺工作者把介绍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当作庄严的革命任务。中共早期的革命家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都积极出版苏俄著作, 以期从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的源泉。鲁迅则把译介俄语文学比作“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和“普罗米修斯取天火给人类”。

解放以前，俄语文学在中国虽然流传很广，但因为种种原因依然受到限制。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建国后的中苏蜜月期中，中国对俄苏文学几乎是全方位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的作者朱侠写道：当时，中国称苏联为“老大哥”，全国许多城市都有苏联援建项目，并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意识形态的认同加上权力“助推”，在中国形成了苏联文学热现象。从1949年至1957年，《普希金文集》再版了十几次，平均每年一次以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1952年一次就印了50万册，保尔成为不少青年的偶像；《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则鼓励着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陈丹青曾说：“当时，如果没有看过《安娜·卡列尼娜》是丢人的，就像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看过韩寒或村上春树。”在中苏开始交恶的1958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组组长叶水夫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新中国，具有阅读能力的青少年，没有一个不曾看过一两本以上的苏联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国内译介俄语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苏联人说好的，我们也说好，苏联人定性为毒草的，我们也视作禁区。也就是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把他们的毛病和缺陷也一起照搬了过来。这就造成了缺乏辨别力地引进了不少三四流作品的尴尬状况。”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汪剑钊这样评价。他认为这些文学水准不高的作品倒了读者的胃口，和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俄语文学一度无人问津有一定的关系。

从中苏决裂到“文革”之前，俄语文学被作为批判对象，以黄皮书的形式内部发行。到了“文革” 时期，绝大多数俄语文学作品被列为 “禁书”，读者私下传阅，形成了一批规模不大的“地下读者”。由于这十年里文学几近荒芜，到了八十年代，文学的复兴必须利用已有的基础：中国俄语人才济济，很多编辑都是学俄语出身的；很多书也曾以“黄皮书”的形式印行，出版也快。而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由于两国历史进程相似，他们对当代苏联作家也有亲近感。在这种背景之下，俄语文学著作的译介如火山喷发一样大量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又重现了“全民争读”的盛况。在十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语文学作品多达近万种。

“我们这一代中国作家中的许多人，特别是我自己，从不讳言苏联文学的影响。”王蒙在《苏联文学的光明梦》中写道，“在张洁、蒋子龙、李国文、从维熙、茹志鹃、张贤亮、杜鹏程、王纹石直到铁凝和张承志的作品中，都不难看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整个苏联文学的思路与情调、氛围的强大影响力在我们的身上屡屡开花结果。”甚至，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张承志的《黑骏马》以及蒋子龙的某些小说都曾经被人具体地指认出苏联的某部对应的文学作品。

80年代，王蒙等一批被解放出来的作家，因苏联文学的滋养，开始了文学生涯的“第二个春天”。由于中国作家能够体悟到苏联“解冻文学”里包含的各种情感，创作出了与之类似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改革文学”，得到国内读者的热烈反响。

可是，这样的盛况却没有能够延续到90年代。中国读者对俄语文学渐渐失去了兴趣。

俄语文学一度没人看是因为严肃文学本身面临严峻考验

上世纪80年代，市场上卖得最好的是国内外文学名著和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以及（80年代中后期开始涌入市场的）武侠、言情等港台娱乐消遣类图书。当时，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被一股脑地介绍到国内，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思潮令人目不暇接。经历了多年闭关锁国之后，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能够带给读者更多不同的阅读体验，而由于对强调写实和注重社会批判的俄语文学太熟悉了，读者已经开始产生喜新厌旧的心理。

到了90年代，中国俄语文学界掀起了译介“白银时代”作品的小高潮。白银时代在苏联解体前被看作是“颓废文学泛滥的时代”，一些评论人士因为那个时代一些文学家及其作品有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或宗教神秘主义的倾向而否定该时代的全部文学成就。但到了90年代，白银时代文学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中国陆续组织翻译了诸多白银时代文学丛书，向读者推荐了包括勃洛克、别雷、梅列日科夫斯基、列米佐夫等在内的大批文学名家，丰富了人们对19-20世纪俄苏文学的认识。进入21世纪，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几乎每年都有俄罗斯作家作品入选。但无论是新作的引进，还是业内的好评，都未能阻挡俄语文学吸引力的下降和销量的急剧减少。

 “白银时代的文学作品如果不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而是在80年代被引进，影响也许会更大一些。”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教授郑体武这样认为。他的看法是，俄语文学无人问津与90年代文学本身跌入低谷有关。

 “（1989年以后）文学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而进入一种平静而寂寞的发展时期。当时发生的令人心寒的事实是读者减少、刊物滞销、评论冷淡，大众似乎以一种极为冷漠而挑剔的眼光看待文学，他们即使掏钱买一份文学刊物，也只是看其是否能满足自己的消遣性、娱乐性需要，而不再关心其中的深度。”苏州大学教授朱栋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案中这样写道。90年代，市场上最受追捧的是青春文学、励志类图书、大众健康和大众理财类以及《哈佛女孩刘亦婷》这样的素质教育类图书。文学逃逸社会话语中心，商业主义大潮突起，人们“在没有先富起来时，关心的是如何发财；已富起来时，关心的是如何享乐”。非但俄语文学不再获得读者青睐，严肃文学本身就受到了市场的严峻考验。四川大学教授刘亚宁就曾声称，当代俄语文学在全球青少年读者中吸引力不够大，是因为没有丹·布朗、J.K·罗琳这样的通俗文学作家。

而另一方面，由于俄罗斯国力的衰退，俄语文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下降。刘文飞告诉记者：“虽然小国弱国也可能出现文学大家，但是一个国家国力强大一定有助于它的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比如中国国力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影响也在扩大。虽然不一定中国当代的作家比之前时代的好，但因为全世界人都关注中国，文学也受到了关注。”

俄语文学的回暖可能是文学阅读本身的回暖

二十一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几乎是俄语文学在中国最艰难的时期，那时，很少有出版社愿意冒险出版俄文作品。不过时至今日，这样的低迷已经成为了过去。不少人发觉，俄语文学在中国迎来了一次“回暖”。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编辑杨铭宇认为，回暖是从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开始的。2014年，《小于一》横扫国内所有年度好书榜单，随后的两年里，《悲伤与理智》《水印》中文版相继面世，都得到了市场较好的反馈。

而201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也唤起了人们对俄语文学的热情。2016年的上海书展上，她带着新书《二手时间》参加文学对谈和现场签售，活动场场爆满。签售当日，队伍围绕展场中央大厅排了好几圈。

在布罗茨基和阿列克谢耶维奇这两位诺奖作家的作品以外，2015年，被中国读者遗忘的《生活与命运》出版；2016年，长期为国人误解的俄罗斯犹太裔作家巴别尔中文版全集问世；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金色俄罗斯”丛书，主打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作品；201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则推出了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鱼王》和《树号》；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双头鹰经典”，重点介绍白银时代的小说……

“我们出版的都是现在市面上难以见到，但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史上有其地位的文学作品。”浙江文艺上海分社的编辑吴剑文介绍，“双头鹰经典”出版的目的是把优秀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卖得挺不错：4月份推出，目前已经二印。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张春晓说，“金色俄罗斯”系列的出版也抱有类似初衷：“中国图书市场上很久没有这样的经典文丛，所以就做了。也许不是热卖的书，但值得传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不少出版单位都把俄语文学定位为“长销书”而非“畅销书”。

“如果从赚钱的角度，出版社当然还是愿意选择英美文学作品，出版《哈利·波特》这样的畅销书。”刘文飞说，不过，一些出版社由于慢慢富裕起来了，对外国文学种类平衡有要求，再加上情怀使然，近年来引进了不少优秀的俄语文学作品。

俄语文学在国内也得到了官方的积极推广。2013年，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俄罗斯签署备忘录，启动“中俄经典及新当代文学互译出版项目”，六年内双方相互翻译并出版对方国家不少于50种经典作品，或双方共出版不少于100种图书。后来书目增加到两百种。俄罗斯的中译作品里，当代作品约占80%。“国际政治会推动文化的传播，而国家在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也会鼓励出版社将眼光放得更远，甚至摆脱商业利润对自己的束缚，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汪剑钊这样解读国家政策对俄语文学译介的作用。

除了被首次翻译的作品，受到读者喜爱的还有像《鱼王》《生活与命运》这样出过中文译本但没有引起重视的作品，在这股“回暖”中，它们的价值得到了新的认可，汪剑钊说这与人们的审美趣味日益提高有关。刘文飞也发觉读者的趣味发生了改变：“前年给上海译文翻译了布罗茨基的《悲伤与理智》，当时我和出版社都没有想过这本书会卖几万册。”再往前，2011年，他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著《抒情诗的呼吸》也出乎意料地大受欢迎，并且在诗歌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所以，要说到回暖，或许要看清楚，是俄语文学在回暖还是文学阅读在回暖。如果是后者的话，俄语文学不过是搭了个顺风车而已。” 刘文飞这样说。他看到，近年来不仅俄语文学，诗歌的阅读也有回暖的气象，而其他语种文学的市场接受度“也都还不错”。据此，他总结道：“我有一个猜想，中国文学读者最浮躁的时代或许已经过去了。”

在出版社和专家为近来俄语文学阅读的新气象感到喜悦的同时，也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俄语文学又“热”起来了，占据读者注意力中心的似乎依然是俄罗斯古典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当代俄语文学受到的关注则要少一些。

刘文飞部分认同这个观察，“因为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和白银时代的文学实在是太辉煌了，任何俄语文学读者的首选当然是它们。而当代作家与其相比，文学创作的实力相对没有那么高。”

但另一方面，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无论是当代文学的老作家，还是文坛新人，甚至“处女作奖”的获得者，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得到了与中国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刘文飞说，虽然和形成话语垄断的英美文学有很大的距离，但当代俄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和当代法国文学、德国文学、韩国文学、日本文学等比较，其实是差不多的。

由于其他语种的当代作品接受情况与俄语文学大体相同，汪剑钊认为读者对当代俄语作品关注度较少与俄语文学是否没落并无关系：“人们对于接受新事物态度更保守。这其实跟交朋友一样，在一个社交圈里，人与人最初对谈、交流的往往是自己从前熟识的朋友，而结交新朋友则需要契机和时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方是否投合自己的趣味、价值观，等等。”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俄语文学在苏联解体之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曾经一度低迷。俄罗斯作家鲍里斯·阿库宁就曾指出，苏联解体后，俄语文学不再思考与其紧密相连的领域——哲学、宗教、经济（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特性），而是变得更加轻松了。与此同时，俄语文学丧失了它90%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

 “苏联解体以后，大家都有一种惘然若失的感觉，文学的转型非常明显。以前地下的半地下的现代派、后现代派，在苏联解体以后全部浮到表面。很多作家找不到路数，不知道该怎么写了。”刘文飞说，不过，在苏联解体近30年的今天，俄罗斯一部分学者认为，俄语文学正在向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回归。

作为俄语文学中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获得诺奖前，四本书的中文版印量最多的一本是印了1.3万册，诺奖公布后，之前的库存很快被抢光，每本的加印量超过了15万册。中信出版集团编辑陆丝告诉记者，目前，《二手时间》的总销量已经接近20万册。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后，有媒体评论说，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俄语文学已经走出了最低迷的时期。

最近，刘文飞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译介做了两件事：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合作，编了一套俄罗斯当代长篇小说丛书，即将出版。还促成了俄罗斯《十月》杂志和中国《十月》杂志合作，在今年十月份分别刊发彼此国家的当代作品。他认为，这样的合作渐渐多起来，有利于两国文学的交往。

刘文飞从80年代初开始从事俄语文学翻译，对比如今读者对俄语文学的喜爱与五四前后到80年代之间的几段译介高潮，他说：“永远不会有那个（全民争读的）时代了，但我倒不觉得那样的时代一定好。过去我们一直把俄语文学当成非文学的对象在接受，而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文学的接受时代，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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