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君子的“泰山之约”

2012年夏天，有一对老夫妇自美国来厦门，打听一个叫黄省堂的鼓浪屿人。

美国老者，已年近八十，他们是近代中国最大的企业家黄奕住第12子黄世华夫妇，而他们要寻找的黄省堂，已经逝世近60年，他们不远万里所为何来？

这还得从黄奕住的遗嘱说起。

黄奕住身为印尼四大糖王之一，1919年携资2000万银元回国，定居鼓浪屿，又在上海创建了当时唯一可以发行货币的私家银行——中南银行，是民国年间首屈一指的大富商。

而黄奕住的儿子黄世华要找的黄省堂，虽也姓黄，却非本家，两人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可他却被巨富黄奕住作为遗嘱执行人，这是为什么呢？

乱世还款，君子重于义

1906年，黄省堂经人推荐进入工部局工作，鼓浪屿自鸦片战争后沦为万国租界，工部局就是岛上洋人的管理机构。

他在自家屋后买了一块地，但因没钱起屋，地一直荒着。

黄省堂1942年拍的全家福

有一天，黄奕住路过这块荒地，觉得这块地的位置非常好，闲置可惜。

于是就来黄省堂家叩门，开门见山就提起这块荒地：“地是你的，为何不起厝，给狗拉屎？”黄省堂认为这是块好地，可是建小厝太可惜，建大厝又没钱，只能先荒着。

黄奕住说：“找你就是为了这事。房子你必须要建的，钱则先从我日兴钱庄支取。第一不要任何利息；第二也没有时间限制，什么时候还都可以的。”

黄奕住对黄省堂还说：“我一生荫过很多人，唯独没有帮过你，所以想为你做点事”。

第二天，黄省堂就请人画了图纸，很快，工程就开工了。

未几，大厝建成，即今天的鼓新路13号至15号。

后来，黄省堂因族人争当族长的事遭遇刺，加上对洋人的不信任，心灰意冷的他辞掉工部局工作，想去菲律宾谋生。

不久回国后，失业在家整整三年，期间的开销就靠着妻子变卖嫁妆维持。

尽管失业闲居在家，手头非常拮据，除了日常开销外，几年间他一直在还黄奕住的贷款，直至还清。君子重于义，不负信任，莫过于此！

40岁那年，他被聘请为鼓浪屿电灯公司总经理。

两年后，鼓浪屿发生了一次大面积的火灾，把原来的电厂全都烧毁了。

火灾之后，鼓浪屿全部停电，为了恢复发电，电灯公司的股东们决定向中国银行借钱重建电厂。

黄省堂绘画作品

行长黄伯权，是晚清大诗人、外交家黄遵宪的侄儿，他同意贷款，但附加一个条件，电灯公司必须由黄省堂担任经理一职。

在抗战期间，面对日本人的骚扰，为了不当汉奸，黄省堂处处谨慎，什么事也没有做，枯守着电灯公司。而让他后来离开电灯公司的，却是因为黄奕住的一封遗嘱。

非亲非故，临终付予重托

黄奕住1945年6月病逝于上海。当时，日本还没有宣布投降。

起屋借款的“君子重于义”，让多年后的黄奕住笃定黄省堂是一个堂堂君子，正所谓“何以相托，生死以契”。

因此，黄奕住在临死之前立了遗言，要求他的后事，包括他的葬礼以及一切遗产的分配，都要委托黄省堂一人来执行。

由于战火尚未平息，黄奕住遗嘱还特意注明：假如战争期间交通不便，黄省堂一时来不了，至少也要等待他10年；若10年后他还来不了，才由另外的人代理。

让与自己毫无干系的大富豪黄奕住指定做他的遗嘱执行人，既是信任，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抗战一结束，黄省堂立即辞去电灯公司经理职务，马上从厦门赶到上海，为黄奕住家处理后事了。

到上海后，黄省堂首先是把黄奕住的遗体棺材运回安葬，自己担任黄奕住旗下的聚德堂经理，处理黄氏遗产，以及经营黄氏的一些不动产业。

家产分配完成后，黄奕住家族提出几个现成的职务让黄省堂来挑选，比如出任上海中南银行襄理，厦门自来水公司经理等。

黄奕住的第三子黄浴沂还邀请他一起经营美国棉纱生意，并且说赢了两个人分利，输了则自己一个人赔钱，但被黄省堂婉言拒绝。

后来，他就近挑了自来水公司经理一职，一直当到解放后。

“民国君子” 黄省堂与民国巨贾黄奕住“泰山之约”的美谈，背后体现出传统文化中诚信仁义价值观的高尚。

每一个家族企业的运作，贯穿其中的都是做人做事的过程。

所谓企业文化、老板“赚钱”哲学，应该是企业在做人做事时，分析问题要选什么合理的角度，解决问题时又该采用什么合适的方式等等。

一个家族、家族企业成功的基因，关键就在于掌握做人做事的正确态度，并将其感染给家族成员及其他人。

如此的家族企业掌门人，才是有远见、有思维高度的企业家。

因此，在家族企业的传承中，财产要继承，精神更必须传承。

从“黄聚德堂”董事会看家族财富治理

百年中国，风云激荡，天翻地覆，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黄奕住家族却至今长盛不衰。

今天的黄奕住家族的确太庞大了，500多后裔分布于多个国家，若要举办一次家族大聚会，同个家庭，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交流都是个大问题。

超过500人的大家族和庞大财富

黄奕住是个“两头家”的人，一是唐山明媒正娶的妻室，也就是黄萱的母亲原配王氏，另一个就是在印尼娶的本土侨生女子蔡缰娘。

当年，黄奕住与同是摆咖啡摊的蔡缰娘接触多了，日久生情，1890年结为夫妻。

婚后，这位侧室为黄奕住后来的社交、经商、购置产业上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可以说是一对很好的创业夫妻。

1919年，蔡缰娘随黄奕住回国后，曾在鼓浪屿上住一阶段，因不习惯又回去印尼。

因为蔡缰娘不能跟他回来，失去相濡以沫的蔡缰娘是黄奕住心头永远的痛，他后来在子女的婚姻上相当专制，命令自己的每一个儿子都得回故乡成亲，基本上是包办婚姻。

黄奕住一共有12个儿子，黄萱是在国内唯一的女儿。长子黄钦书是在家乡长大的，10多岁就放在身边学做生意，成了贴心的帮手。

而与蔡缰娘生的两个女儿的夫婿，也成了当时印尼经营班子的重要成员。而后来出任中南董事长的第三子黄浴沂，也是从印尼到国内一路历练的家族事业核心经营人物。

黄奕住家族的企业，除了成立中南银行外，在国内的投资范围及地域甚广，客观上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爱国企业家，也是知名慈善家和爱国人士。

由于解放后的变动，其家族产业有的因公私合营等方式，成了国有资产，加上后代枝繁叶茂，遍布国内、香港、美国、印尼、新加坡等地，其家族财富很难一一统计。

黄氏家族财富管理：传统华人家族机构管理模式

目前，黄氏家族有个类似家长委员会的议事机构，即“黄聚德堂”董事会，家族在厦门的产业，并没有逐一分配给后人，而是由家族机构“黄聚德堂”进行管理。

不少按政策落实归还的房产，产权人都为“黄聚德堂”。

“黄聚德堂”董事会是由黄奕住的后人组成，其12个儿子各为一房、每房选出代表担任董事。黄世华现在是该家族机构的董事长。

所有产业的管理，都要经过‘黄聚德堂’董事会的协商，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

“黄聚德堂”的家族财富治理模式，其实是中国现有百年以来家族企业的一种常见的治理模式，比如著名的陈嘉庚家族，也是采用家族董事会这种模式。

黄奕住孙女，百岁老人黄玉，父亲是黄奕住的第二个儿子

2015年，回到鼓浪屿定居的美籍华人黄玉，是黄奕住的孙女，在她的百岁生日时，美国领事馆特意派人祝贺。

孙女都已百岁，家族产业那么庞大，又是繁衍5代以上，如何避免家族冲突，强化家族凝聚力，肯定是家族企业所有权治理系统层面的问题。

家族规模越大，类似“黄聚德堂”董事会这种旨在维持家族的团结性和投入度的治理模式就越能发挥出重要作用。

一方面，它是促进家族与企业正向协同关系的纽带。

另一方面，它也有利于强调与落实家族目标及理念，并通过一些家族契约约束可能出现的冲突，让家族成员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会分崩离析。

当然，家族内部的事情，往往很复杂，如果有争议，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

不过，届时家族企业内部矛盾都已“破墙”而出，法律可以判清是非，被损害的亲情却可能永远也唤不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