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军事行动的敦刻尔克为日后的反击保存了实力，而作为故事的敦刻尔克则激发了同盟国战斗到底的信念。撤退行动中，共有近800艘私人船只参与，从高级邮轮到单薄的渔船，甚至只能在内河航行的小艇都被动员征召，一些船主甚至亲自驾船前往。这些大大小小、型号、旗帜各异的船只，头顶着两国空军战机的缠斗，驶过英吉利海峡，驶向士兵列队的漫漫海滩。一面是战局的凶险、撤退的仓促狼狈，另一面却是勇敢和团结，这种反差构成了一个好故事的核心。同年6月4日，丘吉尔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讲，“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地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永不投降。”如果没有敦刻尔克的故事，“永不投降”的宣言可能不会这么有底气，“我们”二字也难以找到明确的所指。

作者孙金昱还指出，作为一部讲述“回家”故事的电影，《敦刻尔克》对于“家”（home）的处理方式十分值得玩味。影片并没有呈现具体的家庭和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逃生和营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任何的亲情催化，然而在由海军舰艇和私人船只组成的营救船队出现在撤退指挥官的视野中时，“家”却突兀而又自然地出现了，正如电影海报的宣传语：“当四十万人无法回家，家为他们而来。”在这里，“home”是一个需要被理解为“祖国”，却又不能被直白地翻译成“祖国”的奇妙词汇，这也是中文字幕翻译遭到观众诟病的原因之一。

《敦刻尔克》并不是一部把宏大词汇挂在角色嘴边的政治宣传片，它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正是要消解这种高高在上的宏大。这是一部好莱坞拍摄的英国故事，它呈现的是一种“英式”的爱国主义——它要足够英国，才有灵魂，同时还要足够普世，才够动人。《敦刻尔克》代表了一种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的英式爱国主义。影片以田园牧歌式的英国乡村风光和沿途欢迎撤退士兵的英国民众作为结尾，再次确认了“家”的所指。

最后，孙金昱指出，在英国脱欧的语境下，《敦刻尔克》的历史和政治意涵似乎更加丰富了。《敦刻尔克》在脱欧公投一周年之后上映，这时人们发现，敦刻尔克大撤退好像是脱欧的一个镜像：欧洲大陆是危险的绝境，海峡另一边的小岛则美丽安宁，撤出欧洲才有新的希望。事实上，在脱欧进程中，敦刻尔克的历史也隐约可见，保守党议员彭尼·莫当特（Penny Mordaunt）曾撰文称，敦刻尔克精神可以帮助英国在欧盟之外寻求发展，而领导英国在二战初期独自抵抗的丘吉尔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脱欧阵营的精神领袖。

然而，敦刻尔克并非是孤军奋战的历史，在艰难岁月里，英国与它的盟友们都没有彼此抛弃。在敦刻尔克撤退的行动中，丘吉尔下令要求帮助法军士兵撤离，在美苏加入战争之前，英国资助欧洲各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在纳粹占领区进行抵抗，更不用说当时的各个殖民地的付出和牺牲。七十七年后，脱欧后的英国要退向何方，这是再次等待英国人回答的问题。

而微信公众号“凤凰网文化”发表的评论则将《敦刻尔克》敦睦怀柔的气质与《战狼2》的“虽远必诛”进行了对比。评论称，如果从“敦刻尔克”这一命题作文中抽取一些关键词——营救、撤退、祖国等等——我们会发现这一些元素同样适用于不久前在国内院线拔得票房头筹的《战狼2》。在类似的主题规约之下，《敦刻尔克》和《战狼2》却传递出了不同的意识形态。

在作者看来，《敦刻尔克》侧重展现的是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代英国人之间的相互依靠和包容。在海滩上绝望地等待撤离的年轻士兵，和开上自家游艇前来救援的船长、海军指挥官以及在目的地分发面包和热茶的盲人爷爷，两代英国人共赴国难的团结与勇气是影片花费大量篇幅去渲染的。而《战狼2》强调的则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强烈认同。英雄的无所不能与祖国的强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确凿无疑的胜利则增添了“祖国”这一概念的神圣光辉。而这两部电影也有意无意地构成了对中英两国现实政治的隐喻，当英国正在烦恼如何体面地从一段焦头烂额的关系（欧盟）里抽身的时候，中国考虑的则是如何将我们的对外联系拓展得更深更远。一面是可以接受和消化的失败，另一面则是必须宣誓和兑现的成功。

作家格非：偏安知识一隅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8月31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作为教师代表在本科生新生开学典礼上发言，他在发言中从文学出发，谈到了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之间彼此借鉴、互相融汇的重要性。

格非首先指出，文史哲外几个学科自古至今都是不分家的。《论语》、《孟子》、《左传》、《史记》这样的古典文献，不仅中文系的学生要学，历史系、哲学系也要学。外文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一位学者就曾说，外语不好的人，就失去了一个反观本国语言的独特视角；同样，中文不好也会成为学习外语的障碍。

而文学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可能并没有那么显而易见。在格非看来，如果没有现代传媒的崛起，现代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也就是说，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制度、运作方式、传播方式，乃至于文学创作本身，都和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从现代文学的发生来看，新闻和文学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学科。

格非指出，人类讲故事的方式，自古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是民间故事的时代，那时，故事在社会上流传，不同的人共同介入到故事的创作和传播当中，故事不会终结，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作者，它始终是开放的。第二个阶段是小说的时代，作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闭门造车，正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是上帝死去之后出现的史诗。第三个阶段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叫做“信息叙事时代”，今天最重要的故事讲述者，不是文学作家，而是媒体和新闻工作者，我们每天读到大量的对各类事件的描述，都来自于新闻。

在新闻诞生的初期，像托尔斯泰和霍桑这样的大作家，都会从报纸中寻找素材，新闻是激发作家想象力的重要介质；然而到了今天，跟着互联网新闻来写作的作家，就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因为完全依赖新闻写作不仅是懒惰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无从证实，媒体的权力被滥用之后，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急剧退化，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消费讯息，而无意探究事情的本末。除此之外，过去的新闻和文学都与社会的时尚话语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而在今天，二者都处于这套话语的内部，质疑和思考真相，变成了迎合与娱乐消费，这是文学和新闻的从业者们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