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银翼杀手2049》将在中国大陆上映。这部电影是1982年上映的电影《银翼杀手》的续集，彼时，《银翼杀手》的故事背景是2019年的美国洛杉矶。如今，2019年尚未来临，我们又迎来了2049年的故事。

在《银翼杀手》中的2019年，由泰勒公司制造的先进机器人——也被叫做复制人——被人类用于外世界从事劳动、探险和殖民工作。在经过外界殖民地连锁六号战斗组的血腥暴动，复制人被宣布为违法物，必须处死。特勤小组（也就是银翼杀手）受命侦查复制人，并予以击毙。然而主人公瑞克·戴克（Rick Deckard）在奉命追踪复制人的过程中与复制人瑞秋产生感情，他在逐渐明白复制人为了延长自身寿命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人类命运的反思。30年后，新的银翼杀手，由瑞恩·高斯林（Ryan Gosling）饰演的洛杉矶警察K由于发现了一个颠覆社会的惊天秘密，于是他开始寻找消失许久的30年前的那位银翼杀手瑞克·戴克，新的故事就此展开。

30年前的《银翼杀手》因其较为完整的美学风格，成为科幻电影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电影。其续集在北美和大陆上映后，也好评如潮。谈到电影，就不得不谈到赋予电影灵感的小说原著作者美国科幻作家菲利普·K·迪克（Phillip K. Dick）。《银翼杀手》改编自他1968年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这位死后成名的作者生前大部分时间都穷困潦倒，在这部日后将改写科幻电影历史的《银翼杀手》上映前几个月，他死于反复中风伴随的心脏衰竭。用未来局合伙人、科幻研究者兔子瞧的话来说：“他死的太不巧了。1982年，距离科幻电影变成好莱坞印钞机还有至少十几年，距离互联网帮助小众文化传播也有十几年，可以说，那是最后一个值得怀旧的年代，却不是一个可以变现和成名的年代。”

在《银翼杀手2049》上映之际，界面文化（Booksandfun）采访了几位科幻作者、评论人以及译者，让他们谈谈各自眼中的菲利普·K·迪克。包括他们如何看待菲利普·K·迪克其人和作品？菲利普·K·迪克在引进中国时有哪些有趣的故事？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他的作品？年轻一代的科幻作家是否受到了他的影响？他的作品为何备受影视改编的青睐？

一、作为双重边缘人的菲利普·K·迪克

菲利普·K·迪克1928年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死于1982年。1938年，他随母亲搬到加州，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加州度过。他曾短暂地在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攻读德语专业，但在完成课程前退学，同时被诊断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1951年，菲利普卖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也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他决定从事全职写作工作。在那之后，他的短篇小说陆续刊登在一些杂志上。据菲利普·迪克作品《流吧！我的眼泪》中文版译者陈灼统计，从1951年底到1954年之间，是迪克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在他一生中120多个短篇故事中，其中有85篇都是这四年间完成的。他的这些短篇小说深受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多为一种群像式的描写和呈现。50年代中期以后，菲利普·迪克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一共出版了四本长篇小说。但整个1950年代，菲利普·迪克过得困难且拮据。他曾经说过：“我们甚至无法偿还图书馆的欠款。”虽然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科幻文学杂志上，但他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主流纯文学小说写作者。这种主流和科幻类型的张力在菲利普·迪克的写作生涯早期持续存在。

上世纪50年代，菲利普·迪克曾尝试创作主流的、相当传统的小说。但最终在1963年1月，斯科特雷迪斯（the Scott Meredith Literary Agency）文学代理归还了他所有没卖出去的主流小说。只有其中一本《一个废物艺术家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Crap Artist）在他生前成功出版。至此，他的主流文学梦被无情击碎。

同年，他的科幻小说《高城堡里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获得了当年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这部作品被认为创造了一种新的科幻类型——架空历史（alternative history）。迪克在小说中想象出有关二战的另一个版本的结局：同盟国战败，美国被德国和日本瓜分占领，在这个设定之下，他开始探讨独裁、种族歧视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后果。这让他在科幻界声名鹊起，可是主流文学界对他依然冷淡，这直接导致他的作品只能通过低价的科幻出版商出版发行。

虽然《高城堡里的人》为他赢得了雨果奖，但是相较于菲利普·迪克的创作量来说，他在科幻文学界获得的认可仍然是少之又少，也算不上当时科幻文学界的主流。究其原因，科幻作家韩松认为，在于他对西方科幻黄金时代的不解和批判性。韩松在译林版菲利普·迪克作品集的导读中曾写道：“特别是在迪克创作的高峰期，即六十年代，那正是西方科技文明创造出崭新的辉煌的时代，人进入太空，人登上月球，探测金星和火星，发现类星体、脉冲星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弱电统一理论提出，混沌理论提出，摩尔定律提出，制成第一台激光器，售出第一批工业用机器人，BASIC语言发明，英特尔公司成立，第一个体内起搏器问世，生态意识觉醒……人类张扬着开拓宇宙边疆和潜入原子内部的雄心勃勃。一九七零年，按一九五八年的美元计算，美国人均国民总值达到三千五百美元，是一个世纪前的六倍多。好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时代。这些也在主流的科幻小说中得以集中反映。但迪克却不那么主流。他仿佛对这一切成就感到迷离而不解。他的笔下是一个衰败的西方世界，是文明的深深没落，是科技的重重沦陷，是人类的异化和商业化，是整个宇宙的碎片化和假象化。”

因此韩松认为，迪克书写中所传达的那种混乱、虚无和对于时代的不信任感，和同时代的垮掉的一代或者嬉皮士如出一辙。的确，精神分裂、成瘾性药物以及后期的宗教、玄学，成为了菲利普·迪克作品中的重要主题。这和他自身的经历直接相关，在他创作高峰期，也正值美国经历轰轰烈烈的亚文化运动。就像科幻作者夏笳所言，“在菲利普·迪克生活的时代，你会看到所谓美国梦的黑暗面，他非常敏锐地抓住时代里阴郁的东西，个人在里面看不到未来的绝望感，把它融合在自己的科幻写作中。”

于是菲利普·K·迪克就变成了一个被双重边缘化的人物。一方面，他徘徊于主流文学之外，另一方面，在西方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菲利普·迪克的科幻作品中却透露出了他对于时代发展、技术进步的种种不信任。这也是为何韩松认为“迪克写的不是一般的科幻小说。他是边界的破坏者。”他的作品将目光投向小人物，“把他们放到极端的科幻场境中，让他们在一个美国梦成为主旋律的时代，充满惊恐和忧虑，无法共享出彩的人生，却又在内心深处不放弃梦想。迪克对他们的命运满怀同情。”与此同时，兔子瞧认为，从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来看，“和大多数逃避现实和反对技术进步的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技术的审视者，一个良心坚硬的人。在作为一个科幻作家的责任感上，他和阿西莫夫、克拉克、刘慈欣恰恰是一样的，绝不忽视现实的沉重和冷酷，哪怕自己无法认同。”

1975年，菲利普·K·迪克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成为美国知名人物。与此同时，他的作品在欧洲（例如法国和波兰）大热，这让他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晚年，他再次饱受财务问题困扰。在1980年出版的短篇故事集《钻石王老五》（The Golden Man）序言中，菲利普·迪克还提到科幻作家罗伯特·A·海莱茵（Robert A. Heinlein）曾在他欠政府很多税金，筹钱无门的时候出手相助。

二、迪克在中国的传播：从神秘符号到全面了解

1997年到1999年间，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科幻之路》。该系列丛书由美国科幻小说家詹姆斯·冈恩（James Gunn）编写，由翻译家、学者郭建中翻译，是一套具有代表性的世界科幻小说选本，详细系统介绍了科幻小说的性质、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名家名作。冈恩选取具有代表性科幻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在作品前附上导读，方便读者理解。在第三卷《从海因莱恩到七十年代》中，收录了菲利普·迪克的一篇名为《记忆公司》的故事，通过一个名叫道格拉斯·奎尔的人拜访记忆公司的经历，探讨何为记忆，何为现实。兔子瞧第一次接触菲利普·迪克的作品，就是通过《科幻之路》中的这个故事。

除了《记忆公司》，当时在中国科幻圈中流传最广的要属《高城堡中的人》。未来局科幻研究者、华语星云奖评委三丰第一次知道迪克的名字，就是因为《高城堡里的人》，有趣的是，三丰当时并没有读到过这个故事本身，而仅仅是听过故事的梗概和其中架空历史这个极具创造力的概念。这也让三丰想到刘慈欣2002年的一个名为《西洋》的小说，设定是郑和下西洋没再回来，继而征服了整个欧洲和美洲。在这个历史设定下进一步展开当代的故事。三丰于是大胆猜想（未经本人求证），刘慈欣这个故事中的想法可能是受到了《高城堡里的人》中架空历史这个想法的影响。

对于八零后科幻作家夏笳来说，早年间迪克是一个只闻其名，未见其作品的神奇存在。她很早就通过一些介绍性的文章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科幻作家，直到九十年代，她才第一次在网上接触到电子版的《高城堡里的人》中译本，“不知道是谁翻译的，翻译比较乱，排版也比较乱，就是在网上流传的电子版”。读过之后，夏笳的感觉是“不太懂，不太能够进入他表现的世界”。同为80后的科幻作家陈楸帆第一次接触的也是《高城堡里的人》，他的感受和夏笳类似：“看完之后很晕，没太明白他想表达什么。”这种“不明觉厉”的感受似乎是早年间大家接触迪克作品的一种共识。陈楸帆认为这和早年间的译本有关，那时候的翻译并不好。

韩松在译林版导读中也曾经提到，他在1996年去美国逛科幻书店时，还不知道有菲利普·迪克这号人物，没有买他的书。直到大概2003年才知晓，“以前都以为阿西莫夫和克拉克最牛，不知道还有个迪克。后来一天天感觉不一样了。听说能为迪克的书写序（指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尤比克》和《高城堡里的人》），能与这个牛人隔了阴阳对话，诚惶诚恐，受宠若惊，坐在电脑前甚至有了一种毕恭毕敬感。”

正如韩松所言，菲利普·迪克的作品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就是在2003年。当时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作品，但由于翻译和后期宣发问题，这个原本野心勃勃的迪克作品引进计划并没有荡出太大的水花。引进必然涉及翻译的问题，在韩松看来，迪克的作品“常常很难读，也很难理解，更难翻译。应该说，国内迄今没有十分满意的译本。”

翻译问题一直是早期横亘在菲利普·迪克和中国读者之间的一大障碍。可以说，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功劳在于将这样一位在美国科幻史上十分重要的科幻作者的作品第一次大规模地引入中国，但与此同时，不佳的翻译质量也为菲利普·迪克和中国读者之间设置了一道跨语言的障碍。如此一来，菲利普·迪克在早期中国科幻爱好者心中，更接近于一个符号式的存在。他代表着一种氛围，一种感觉。正如兔子瞧所说，当时读者“普遍是反应看不懂，翻译不好。但我认为情绪传递到了。而且印象很深刻。”

直到2011年，译林出版社购买了菲利普·迪克部分作品的版权，着手重新翻译。也是在那时候，译林出版社的编辑吴莹莹在豆瓣上联系到了陈灼。陈灼在2003年江苏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菲利普·迪克作品中，第一次认识了这位科幻作者。据陈灼回忆，2004年他第一次在图书馆拿起《高城堡里的人》读的时候，“简直看得我想撞墙”“当时感觉非常诡异，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能大概猜出剧情，感觉这个作家很不一样。”于是陈灼开始在豆瓣上写书评。这些书评在2011年被寻找译者的吴莹莹看到，吴莹莹询问陈灼是否愿意成为菲利普·迪克作品的译者之一。由于一些机缘巧合，陈灼选择了《流吧，我的眼泪》。由此，陈灼第一次接触到菲利普·迪克的英文原文。鉴于他第一次阅读菲利普·迪克那种不甚愉快的体验，陈灼先入为主地认为翻译他的书一定是件苦差事。但当他真正逐字逐句去翻译的时候，却发现并非如此。相反的，陈灼认为菲利普·迪克的文字是精心打磨过的，特别是这本写于1970年到1974年之间的《流吧，我的眼泪》。

到2013年，译林版的菲利普·迪克作品集和读者见面，其中包括《少数派报告》、《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尤比克》、《高城堡里的人》和《流吧！我的眼泪》五部作品。据三丰回忆，当年《科幻世界》的姚海军也希望购买迪克著作的版权，但迪克的版权所有人并不愿意将其买给做专门做科幻出版的出版商，因为他们认为迪克不是科幻小说家，是文学家。当时译林以做经典文学的品牌，拿到了迪克五本作品的版权。姚海军于是和版权人沟通，希望还是能购买一些作品。

于是就有了如今市面上2013年译林出版社的菲利普·K·迪克作品集和2015年四川科技出版社的作品集。这两次较大规模的引进让中国读者渐渐熟悉了菲利普·迪克。今年，译林出版社又推出了精装版的菲利普·迪克作品五卷。在兔子瞧看来，“迪克的作品一直是中国科幻出版行业非常重要的出版内容，大量作品至少反复引进过几次，是作品被引进最多的科幻作者之一。他的影响无论如何不能被低估。”

三、菲利普·迪克对中国科幻作者的影响：“中国科幻作品写得都太正常了”

由于菲利普·迪克作品引入的较晚，对于大陆科幻创作者来说，并没有造成直接的影响，但兔子瞧认为，“虽然在中国的科幻作者中，公开宣称受到菲利普·迪克作品影响的可能一个都没有，但其实绝大多数人都受到了影响。再加上迪克改编电影非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

夏笳把菲利普·迪克作品的中译本都读遍了。而最为著名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一书，她在读了中文版之后又去买了英文版。夏笳认为她接触迪克作品的过程是非常有趣的。“很早就知道这个人如此有名，但又无法读，或者读不明白，就会想是不是和他有距离，或者自己水平太低。后来在某些机缘巧合之下，时机到了，认真的从头到尾一步步去读下来，就会觉得很震撼。他不断地给你一种颠覆三观的阅读体验。”这种震撼三观的体验来自于菲利普·迪克的想象力，来自于他那种常常模糊现实和虚幻之间界限的写作手法，也来自于他在小说中呈现出的一种后现代的颓废景观，在那里，世界正不断走向无序好混乱，走向无法控制。

夏笳坦言，当她接触到菲利普·迪克作品的时候，已经过了早期写作的模仿阶段，开始能够有批判性地看待其他科幻作者的影响。但夏笳认为，菲利普·迪克本身的写作风格和他所呈现的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后来者。

菲利普·迪克善于直接展现一个混乱的世界，比如他经常在小说的开头呈现在混乱世界中一个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并通过这个小人物事事都不对劲的生活状态逐渐揭露背后的设定，揭示出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夏笳认为这种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去呈现诡异的背景的手法，对科幻写作的影响非常强烈。还有一点是迷失感，“他的主人公往往从一开始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经常被玩弄于命运鼓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陷入真实和幻觉之间的状态，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真正把握了现实，那种无力感。这些在当代科幻里很多地方其实都能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陈楸帆指出那种第一次接触“看不懂”，后来才恍然大悟的原因之一，是文化背景和语境的区别。菲利普·迪克的写作背景是美国的6、70年代，一方面技术发达，蒸蒸日上，另一方面人们开始陷入虚无，开始求助于成瘾性致幻性药物，探求内心的需求。而一旦看懂之后，陈楸帆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不光是我，中国科幻作品写得都太正常了。”很多人的作品都讲究逻辑缜密，设定符合科学依据，而在迪克的很多作品中，科幻只是一个幌子，他借用科幻的概念，实则是在探讨个人体验或者宗教意味。因此在陈楸帆眼里，“很多时候他是用一种科学的方式来呈现宗教，探讨的最终极的就是存在，什么样的存在是真实的，真实和虚幻之间的界限是什么？”

在兔子瞧看来，“因为时代和文化不同，能成为迪克风格的中国科幻作者可能一个都不会有。我们只会有自己各种各样的时代观察者，我们有刘慈欣，有韩松，还会有更多的人。”

四、迪克为何受好莱坞青睐？

在影评人电子骑士严蓬的作品《银河系科幻电影指南》中，他将菲利普·迪克称为最受好莱坞青睐的科幻作家。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菲利普·迪克的小说都比较“高概念”——即有一个很简单的、用一两句话就能够概括的科技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浓缩，但特别吸引人，也能够产生有意思的故事和话题。其次是因为迪克笔下的故事都比较有传奇色彩，有一些冒险性的、奇特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的身份被替换，记忆被改变，进入到一个搞不清楚什么时间的状况，或者陷入一个阴谋等等。最后是他的故事一般都是一个边缘人不断发现自己的过程，坠入到边缘，坠入到很奇特的环境里，进入原来人们没有发现过的世界。

这三点对于电影改编来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而如果将《银翼杀手》放到科幻电影史的脉络中来看，在《银翼杀手》之前，较为常见科幻片通常是科幻怪兽片，恐怖片，例如《金刚》《弗兰肯斯坦》等等。而在1977年《星球大战》之后通常又都是商业大片，唯独缺乏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向纵深发展的个性化影片。而从美学风格上来看，《银翼杀手》之前的片子基本上都是走B级片路线，很奇特，但是水准不高。而《银翼杀手》在美学上是特别独特的，超越了一般B级片的那种脏脏破破的感觉。这样一来，电影的格调就上升到了一种艺术形式，并且和表达的哲学思维结合起来了。

与此同时，《银翼杀手》也可以算是赛博朋克风格的开创性代表作。 严蓬在书中写到：“在它之前，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世界多半一尘不染，秩序井然，充满了机械崇拜的味道。本片中的未来社会却潮湿阴暗，西方文明已经崩溃，东方文明（影片中的大量细节暗示片中的东方文明指的是日本）成为当时文化的主导，先进的高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与混乱的人类生活交织在一起。颓废的美感，伤感忧郁的情绪，迷幻的音乐，反乌托邦精神，质疑世界本质的虚无主义……这种赛博朋克风格影响了很多的科幻影片。”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学风格的营造，很多都是《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在电影中加入和强化的。严蓬谈到，和小说相比，电影中科技的元素更多，比如飞车、扫面放大、复制人的眼球，制造复制人的方式等等，都增加了电影的赛博朋克味道。有《银翼杀手》在前，后来很多科幻电影在美学风格上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比如《全面回忆》、《黑客帝国》、《攻壳机动队》等等。

同时严蓬也认为，《银翼杀手》其实是最接近菲利普·迪克小说内核的一部改编作品，在其中探讨了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菲利普·迪克作品中常见的主题。而像后来根据菲利普·迪克小说改编的电影，很多只是沿用了他的概念设定，而将主角替换成好莱坞式的动作片主人公，与菲利普·迪克小说中要探讨的主题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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