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鸟类，有200多亿只。鸡曾是代表太阳的圣物，波斯人甚至禁止吃鸡。流感常常传染自鸡，而流感疫苗也要用鸡蛋生产。鸡在西方也与性器官有关，却又曾被放在教堂屋顶。如今巴厘岛土著仍然宰鸡献祭，纽约的犹太人也如此。工业化养殖的肉鸡生命只有45天，而蛋鸡中的公鸡只能活几天……

以上事实告诉了我们两个道理：第一，我们经常吃鸡，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了解鸡；第二，鸡已经征服了世界。

《科学》杂志撰稿人和《考古学》杂志特约编辑安德鲁·劳勒（Andrew Lawler）写了一本书，名字就叫《鸡征服世界》（Why Did the Chicken Cross the World?），其内容涉及生物学、进化论、考古学、经济学、文化、宗教、历史等多个方面，从方方面面讲述了这种无处不在又令人惊喜的鸟类的故事。

天主教教皇、非洲的巫师、中国哲学家和中东的神秘主义者都曾经称赞过鸡，它还是信使神，是性符号，是复活的象征，是邪恶的缩影，是万灵药……达尔文和巴斯德都曾利用鸡为现代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鸡之于人，可不只是肉食而已。

《鸡征服世界》（节选）

文 | [美]安德鲁·劳勒   译 | 萧傲然

跟着鸡的步伐，就能走遍全世界。——唐娜·J.哈拉维，《当物种相遇》

将全世界的猫、狗、猪、牛全部加起来，也没有鸡的数量多。即便再算上地球上所有的耗子，鸡的优势地位依旧难以撼动。作为世界上最为普遍的鸟类以及最常见的农场动物，在我们这颗星球上时时刻刻都生存着 200 多亿只鸡，平均每人 3 只。而鸟类中的第二名，是一种名为红嘴奎利亚雀的非洲小型雀类，数量仅仅为 20 亿只左右。

全球仅有一个国家和一块大陆没有这种家禽。梵蒂冈的教皇方济各一世会定期食用无皮鸡胸肉，鸡肉采购于罗马的市场，毕竟像梵蒂冈这样的弹丸之国已经没有什么空间能用来放鸡笼子了。而在南极洲，鸡被严令禁止。尽管在阿蒙森 –斯科特科考站一年一度的新年庆祝活动上，烤鸡翅是绝对的主角，但是管辖这片南极大陆的国际公约仍然禁止携带活禽或生的禽肉进入，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帝企鹅免受疾病的侵害。话虽如此，实际上大部分帝企鹅却早已暴露在常见的鸡所携带的病毒之下。

这两个特例均印证了鸡的支配性地位。从西伯利亚到南大西洋的南桑威奇群岛，鸡的身影无处不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甚至研究过鸡是否能在登陆火星的旅途中存活下来。这种起源于南亚森林灌木丛中的鸟类，现在已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蛋白质来源，若没有鸡的陪伴，人类很难离开地球远行。随着人类城市的扩张与胃口的增大，鸡的数量以及我们对它的依赖度也随之加大。早在 1879 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就曾写道：“老鹰与人类都吃鸡肉。只不过老鹰越多，鸡越少；而人越多，鸡越多。”

在此之前，我从未思考过为什么鸡能从 15000 多种哺乳动物与鸟类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动物伴侣。我苦苦追寻着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我们放弃了平静的狩猎采集生活，而选择与喧嚣的都市、制霸全球的帝国、世界大战以及社交媒体为伍呢？其过程又是怎样的？为此我分别前往了位于中东、中亚以及东亚的各大考古挖掘现场。人类进入城市生活时代的这段神秘而变化剧烈的过程最早开始于 6000 年前的中东，时至今日，该进程仍在继续。直到最近的十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数量才超过了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数量，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当我听说某阿拉伯国家的海滩上有挖掘机发现了 4000 多年前印度商人借着季风在大洋上乘风破浪的证据后，我便开始向杂志社推销本书的点子。这群无畏的青铜时代的水手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时代，擦出了全球性经济的第一束火花，他们携带着来自喜马拉雅山的木材与阿富汗的天青石，不远万里来到两河流域的伟大都市，而此时埃及的工匠们才刚刚垒上吉萨金字塔的最后一块石头。我向杂志社的编辑提到，考古学家们在古代印度人的贸易货物遗迹中发现了一块鸡骨头，这很可能标志着鸡在此时已经正式进入西方世界。

“很有意思，”编辑说，“从这只鸡入手，我们可以探讨鸡到底源自何方，为什么人类热衷于食用鸡肉，或者说，到底什么是鸡。”虽说有些不情愿，但我还是同意他的看法。几个星期后，我抵达了阿曼海边的一座村庄，在阿拉伯海里畅游了一下午之后，来自意大利的考古队回到了此处的沙滩遗址上，开始投入工作。可鸡骨头在哪儿呢？“哦，”领队用毛巾擦拭着汗津津的头发说道，“我们觉得可能认错了。没准儿是哪个工人吃午饭时扔的。”

话说回来，鸡既没有拉动巴比伦的战车，也没有从中国运来丝绸，所以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们也没有对鸡寄予厚望。而人类学家也更倾向于研究人类是如何猎杀野猪的，而不是如何喂养家禽的。禽类学家的注意力则集中在如何高效地将谷类转换成肉类，而对鸡是如何遍及世界的却不感兴趣。即便是意识到动物对于人类社会形成的重要性的科学家，也常常不屑于研究家禽。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将鸡的地位贬入了所谓的“小型家养哺乳动物、鸟类与昆虫”一类——同样是对人类有益的动物，有些却不值得为之投入精力，比如牛。

记者们往往对失败者与无名英雄感兴趣，而人们对鸡总是一副鄙夷不屑的态度，几乎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尽管鸡肉与鸡蛋推动着人类的城市生活与工业生产，但是鸡却从未被视作家畜——甚至连动物都算不上——按照美国法律，家畜是指为食用目的而喂养的动物。“对于在城市长大的人来说，鸡的地位并不高。” E. B. 怀特如此说道。如果人们开始认真思考鸡的话，浮现在脑海中的总是一副“杂耍场里滑稽道具”的形象。虽然苏珊·奥尔良（Susan Orlean）于 2009 年在《纽约客》上发表文章称鸡是“最佳”鸟类，为如火如荼的后院养鸡运动添薪加柴，但是猫狗所享有的最受人类喜爱宠物的地位仍然不可撼动。

如果明天所有犬类与猫科动物全部消失，长相奇怪的长尾小鹦鹉与沙鼠也一同人间蒸发，人们一定会悲痛欲绝，但因此对全球经济或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然而，若是全世界的鸡都不见了，将会立即招致巨大的灾难。 2012 年，墨西哥城因禽流感扑杀上百万只鸡，鸡蛋价格一飞冲天，导致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新任政府下台。这次事件被称为“鸡蛋大危机”，这也难怪，毕竟墨西哥的人均食用鸡蛋数量比其他国家都要多。同年在开罗，居高不下的禽肉价格助长了埃及的革命运动，抗议者们高呼：“别人都在吃着鸽肉鸡肉，而我们却只能吃豆子度日！”最近，伊朗的禽肉价格暴涨三倍，警察部门警告电视台不得播放展现吃鸡肉的画面，以免刺激到那些不再吃得起炭烤鸡肉的人，继而引发暴力行为。

鸡就这样悄无声息，而又不可阻挡地成了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鸡无法飞行，却借助国际贸易成了世界上迁徙最频繁的鸟类。一只鸡身上的各个部位可能会分布在全球的两端：鸡爪去了中国，鸡腿去了俄罗斯，西班牙人拿到了鸡翅，土耳其人拿到了鸡肠，荷兰的鸡汤厂家得到了鸡骨，而鸡胸肉则去了美国与英国。在全球化商业的作用下，巴西的鸡吃上了来自堪萨斯的谷子，欧洲的抗生素被用来治疗美国的禽病，而南美的鸡则被放入了印度生产的鸡笼中。

“乍看上去，商品只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卡尔·马克思曾这样写道，但仔细分析后，商品便成了“一种奇怪的东西，满是形而上学的微妙与理论上的细节”。在我追寻鸡在全球的踪迹之时，我意外地发现其踪迹充满了形而上学与理论的含义。作为一种起源于亚洲丛林中的生物，鸡很快遍布全球，就如同皇家动物园中的明星，扮演着指导未来的角色，继而又变成了光明与复兴的神圣使者。它们在斗鸡场上斗得你死我活来娱乐人类，又是治病的百宝箱，且不断激励鼓舞着无数战士、情侣与母亲。从巴厘岛到布鲁克林，鸡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承担着人类的原罪。从未有这样一种动物能够跨越如此多的社会与时代，产生如此之多的传奇、迷信与信仰。

鸡之所以能征服世界是因为人类一直将它们带在身边，这趟伟大的旅程始于数千年前的东南亚，每一步都离不开人类的帮助。在沿着宽阔的湄公河顺流而下的独木舟里的竹笼中，它们缓缓睡去；在古代中国拉往市集的牛车里，它们发出诉苦的鸣声；在喜马拉雅山区商人挑着的柳条篮里，它们紧紧地挤在一起。水手们带着鸡穿越了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到了 17 世纪，鸡便已经出现在全球所有有人类居住的大陆上。在这一路的旅途中，它们使得波利尼西亚殖民者得以果腹，使非洲的社会得以实现城市化，并在工业革命之初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饥荒。

查尔斯·达尔文利用鸡进一步巩固了其进化学说，而路易·巴斯德则利用鸡制出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疫苗。人类对鸡蛋进行了长达 2500 年的研究，现在鸡蛋仍然是科学上的最佳模式生物（model organism），同时也是人类每年用于制作免疫血清的媒介。鸡是第一种被测出基因组序列的家畜。鸡骨可以用于缓解关节炎，公鸡鸡冠可以用于舒展脸部皱纹，而转基因鸡很快就可以用于合成大量我们所需的药品。此外，饲养鸡还可以为贫困的农村妇女儿童提供必需的卡路里与维生素，防止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同时还可以作为一项收入帮助困难家庭脱离贫困。

鸡就像一把长了羽毛的瑞士军刀，用途广泛，能够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回顾历史，正是鸡的这种可塑性使其成为所有驯化动物中最具价值的动物。鸡就像是鸟类中的变色龙，一面映照着人类欲望、目标与意图之变迁的神奇镜子——它是威望的象征、真相的诉说者、不可思议的万灵药、魔鬼的工具、驱魔者，或是巨大财富的来源——忠实记录着人类的探索、扩张、娱乐以及信仰。如今，考古学家开始利用简单的筛网收集鸟类骨骼，其中蕴藏着有关古代人类生活的方式、时间以及地点的信息；而通过复杂的大量数据计算，生物学家得以有可能追溯鸡基因的演变，而这也与人类基因的演变息息相关。此外，通过研究长期被浪费的鸡脑，神经科学家也发现了令人不安的迹象——鸡的智力程度很高，而这也为人类自身行为的研究带来了有趣的见解。

今天，鸡基本上已经从我们的城市生活中消失，其中绝大部分被囚禁在巨大的养鸡场或屠宰场的阴影当中，四周被围栏隔开，与公众的界线泾渭分明。现代的鸡既是科技的胜利，也是工业化农业所带来的可悲可怕事物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史上人工改造程度最高的生物，鸡同时也是世界上待遇最为恶劣的动物。总而言之，人类将鸡单独拎出来当作通往世界城市化未来的饭票，却同时也将它踢出了我们的生活，眼不见心不烦。

对于人类刻意将城市生活隔离在农场杀戮之外的行为，席卷欧美的后院养鸡运动便是对此的回应，通过养鸡这种经济而容易上手的方式，我们得以与正在消失的人类农业传统再次建立联系。这股风潮也许并不能改善数十亿工业化养鸡场中家禽的生活，但却能找回我们与鸡之间古老、丰富以及复杂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鸡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伙伴。而我们也能借此机会改变对于鸡的看法，重新审视、对待它们。

尽管我们与鸡的距离渐行渐远，但对其的依赖却越来越强。当我们形容勇气、怯懦、坚韧与自私，以及其他人类特征与情感的时候，用词仍与鸡紧密相连。正如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所言：“一切都会被遗忘，除了语言。”我们或是狂妄自大，或是临阵退缩；或是“妻管严”，或是如履薄冰；或是孵化观点，或是怒发冲冠；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许多方面与鸡更为类似，而非老鹰或鸽子。我们就像这群后院里的家禽：既温顺又暴烈；既平和又易怒；既优雅又笨拙；想翱翔于苍穹，却被囚困在地面。

书摘部分节选自《鸡征服世界》（[美]安德鲁·劳勒 著  萧傲然 译，中信出版社，2017-10）一书前言部分，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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