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作家余戈不是一位历史学者，而是一位历史“发烧友”。“我不指望玩这些东西吃饭、评职称，完全基于个人化的精神满足，这就是发烧友的特点”。余戈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他的外祖父是杨虎城西北军的军医，参加过西安事变；父亲也是军医，参加过新中国一个重要导弹基地的奠基。1985年，余戈考入军校从军，曾在部队任雷达技师、宣传干事，后来调入解放军出版社，从事文字工作。

2000年前后，作为《军营文化天地》杂志的编辑，余戈采访了抗战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和沈克尼，这段经历让他深受影响，从此他也开始收藏侵华日军的军品。除了日军图囊、钢盔、水壶、望远镜等物件，他还收集了许多文件资料：作战地图、老照片、士兵家信、典范令、手绘情报、日军战史和士兵战记。伴随着收藏物品的增多，他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每天直接与器物打交道，我写的文章也开始远离宏大叙事，变得具体而清晰。”余戈心中逐渐产生了一个模糊的想法，希望能够就某一段战史做一些具体研究。

2004年正值松山战役60周年，余戈去了一趟滇西。此前，他对抗战期间滇西战场的认识来自于邓贤的《大国之魂》和一些电视纪录片，这些资料的问题在于太“粗线条，细节上不太让人满足”。可是到了战争现场，当年日军的交通壕、堡垒、蓄水池、慰安所、指挥所清晰可见，余戈立刻被吸引住了。在20天时间里，余戈踏遍了18平方公里的松山阵地，积累的史实一下在脑海中激活，在松山的黄昏落日下，他决定要为滇西战场的松山战役写一本书。

靠着先前收藏的物品和后来买回的史料，余戈开始复盘战争的每一天、每一幕，一次次攻守、一场场搏杀……由于受不了杀戮的血腥，余戈买了一盘《大悲咒》，靠着梵音完成了“滇西抗战三部曲”的第一本《1944：松山战役笔记》。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与钟情于政治、外交、战略层面纵横捭阖的战史作品保持了距离。“中国人擅长定性，不喜欢定量，那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尝试着在螺蛳壳内做道场，拿着显微镜去弄清楚一场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余戈提出了“微观战史”的研究写作方法，形象地说，就是在“显微镜”下看历史，尽可能提供“像素”最高的历史图景。从对双方兵力、兵员成分、武器装备和战斗力的仔细研判，到对战场所在地域社会、人文、地理状况的必要交代，以及对战事进程中空间坐标、时间节点的网格化标注。在这种努力下，历史有可能变得“接近于无限透明”，显出细腻丰富的肌理，挤压掉“演义”和“戏说”的空间，让很多高蹈虚浮的历史成见难以立足。余戈这样描述自己所做的工作：“相当于一把针掉在地上，我一根一根得都找起来。希望能用这种写法，让年轻人更加了解战争的详细过程，正确看待这些历史。”

松山、腾冲、龙陵是1944年滇西战场日军防御体系的三个支撑点，也是中国军队在滇西对日军实施战略反攻作战的核心战场，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之后，余戈又在2014年出版《1944：腾冲之围》，2017年完成《1944：龙陵会战》。在“滇西抗战三部曲”完成之际，界面文化（微信公众号ID：Booksandfun）专访余戈，他谈了鲜为人知的滇西抗战和“微观战史”写作的秘密。

滇西战场：被遗忘的战场

界面文化：你研究的是滇西抗战，但为何滇西抗战为何长期以来不受重视，也不在中国抗战正面战场22次大会战之列？

余戈：它在抗战史研究中相对比较冷门。当时，云南在军阀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半独立状态，远离中国内地，公众了解少。又因为共产党没有参与，今天对它的研究积极性也不高，让它沉寂了很多年。到上世纪90年代公众才能看到一些相关的作品，比如邓贤的《大国之魂》、陈立人的纪实文学《缅甸中日大角逐》。但是这段历史认知不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自己干脆否定它。

国民党方面的历史叙事对滇缅抗战采取冷藏态度。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反法西斯同盟成立，美军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所以滇缅战场是一个同盟合作的战场。可是蒋介石认为滇缅战场浪费了中国的人力物力，导致中国在豫湘贵战场一败涂地，所以从那时起就对滇缅战场评价不高。抗战后期发生的“史迪威事件”（注：蒋介石和史迪威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政治、军事战略以及与其相关的是否装备中共军队、租界物资控制权的方面，并由此导致蒋、史矛盾不断激化。1944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将史迪威调离回国。）导致中美合作陷入了僵局。美国和中国建交前夕，蒋介石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招了一个御用文人梁敬錞，向他开放了很多档案，让他操作了《史迪威事件》这本书，代表当时国民党对历史的权威评述，目的是谴责美国背信弃义、抛弃国民党。这个背景之下，是不可能对这段历史有客观评价的。

国民党一直是褒扬陈纳德，贬低史迪威，也贬低史迪威背后的美国陆军，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以及罗斯福总统。（注：在中国战区的战略观点上，当时分成陆战与空战两派，史迪威是陆战派，这派的支持者包括马歇尔与史丁生。陆战派人士主张修筑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公路，进一步反攻缅甸，同时训练与装备中国陆军。而陈纳德是空战派，这派的观点是全力提高驼峰航线空运量、加强在中国境内的空军，利用战机切断南洋到日本本土的运输生命线。）

界面文化：你提到这是一个同盟合作的战场，为什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叙事里也没有强调这个战场？

余戈：整个西方世界的二战史叙事当中，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分层次的。欧洲战场第一，太平洋战场第二，东南亚战场第三。

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把中国拉入同盟四大国，给了一个虚名，让中国尽义务，我们在这种状态下也跻身四大国，但实力还是很弱。美国在舆论上支持中国，但实际操作上还是把中国当作弱国，给中国战场的物资援助、兵力都比较少，也不让中国参与重大决策。而当时美军在战争资源的调度上，也是优先欧洲，其次太平洋，最后是滇缅。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也主要是英国的力量。而英国又有北非战场、欧洲战场等很多战场，认为缅甸可以通过其他战场的胜利最后收取回来，所以不太积极，如果日本不主动攻击，就不会主动去打日本。史迪威没有自己的部队，主要靠自己手上的美国物资和中国的人力，所以对于盟军来说，这是一个小成本的战争。这些因素造成了滇缅战场在整个二战史叙事中地位不高。

综合以上国际和国内的因素，这个战场就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战场。

界面文化：当时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似乎也和中国战场的东线/西线之分有关，这两个战场之间是什么关系？滇缅战场在当中重要性如何？

余戈：1942年到1944年，战争前景并不清晰，没人知道日本最后会怎样被打败。美国当时的基本设想是以中国大陆为跳板，从中国东南沿海发起对日本本土的打击。实现这个设想得分成几步。第一步就是提高中国的抗战力量，但当时中国的外援通道只有滇缅公路，而且还被切断了。所以当时史迪威就想把这条“输血管”打通，把物资从印度运过来。经过卡萨布兰卡会议、开罗会议等等运筹，盟军决定在缅北由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对向打通缅北的通路，修一条中印公路和原来的滇缅公路连起来，把物资送到中国。第二步在中国组建90个美式装备的中国师，壮大中国的力量。第三步在中国大陆发起对日本的反攻，从西南推进到中国东部，最后从东部攻击日本。当时美国高层都是这么打算的，蒋介石也认为是这样。

但是蒋介石又有自己的利益考虑。蒋介石觉得自己独立抗战已经四五年了，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美英介入战争比较晚，现在应该由他们出大力。当时驼峰航线运量特别低，获得的物资很有限，只能维持政府运转和军队很少的装备，但蒋介石认为，绑在美英的战车上，也能熬到胜利，所以从美英介入之后，蒋介石就松了一口气，处于等待的状态，不太积极。蒋介石不想积极打仗，只想要美国保持空运，让自己运转。史迪威则认为美军已经介入，蒋介石就应该积极筹措兵员，准备打仗。所以1944年，在反攻这件事情上，中美冲突很激烈。蒋介石认为驻印军鞭长莫及，交给了史迪威指挥，这支缅北的军队在1943年10月底就开始了反攻。可是在云南的部队蒋介石不想动它，等了半年，到1944年的5月份才让它反攻。可以说在战事过程中，一直是史迪威逼迫着蒋介石动作。

但这个时候，日军又在豫湘桂全线发动了50万兵力的大举进攻，结果蒋介石的东线战场全线失利。蒋介石压力很大，把东线战场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西线战场的消耗。但是实际上，物资都在印度，就是因为补给困难才得就近利用，如果把驼峰航线运来的一点点东西再运到东线来，相当于提着一个漏壶经过漫长的空中通道运到湖南、广西，会造成很大的浪费。1944年东西线的尖锐矛盾导致了蒋介石和史迪威合作的崩溃。后来，很多人赞同蒋介石的看法或者对西线评价低，那是因为战争结束以后才弄清楚这场战争其实不需要经过中国大陆，美国从太平洋上直接发起对日本本土的打击以后，日本就投降了。

惨胜的教训：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界面文化：你把滇西抗战总结为“惨胜”，能不能讲讲为什么胜，又为什么是惨胜？

余戈：胜利代价太大。原因主要是先进的物力和相对较弱的人力之间的不匹配。当时的中国还是腐败的旧制度、旧的人力资源，训练不足，素质跟不上，没有能够消化美国的物资力量和高技术，不能把好装备立刻转化为战斗力。举个例子，“吃空饷”的现象在整个滇西都存在。本身军队补给少、军饷低，但是依然打包发给长官，由长官向下分发。部队常常不编满，一万人的编制常常只编五六千人，这样军官可以分掉四五千人的空饷。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缺兵源，在开战之前，本来编制16个师也就是16万人，竟然缺额10万。蒋介石对此也心知肚明，而史迪威把这些问题戳穿，伤到了中国的面子。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形成了对比。驻印军的部队指挥权被史迪威牢牢控制在手里，在制度上有革新，比如说全体列队在广场上公开发饷，军官就没法贪污，编制也都是满编的。驻印军训练也很彻底，在兰姆伽的美式训练营，士兵们从武器装备的使用到战术的运用都得到了训练。充分的训练加上充足的装备，战斗力很高，在缅北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把日军第18师团打得丢盔卸甲。但是滇西的进程就特别艰难，伤亡代价也特别大，平均伤亡比是1：5，我们拿5个换日军1个人。过程漫长，代价惨重，这就是惨胜。

胜是因为毕竟赢了，而且战争的主体还是中国军队，不完全借助外部的力量。我们还是在这个战场上找到了胜利的自信。滇缅战场也开启了反攻的序幕。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讲到了很多远征军指挥官的低级失误，比如宋希濂误报收复龙陵，比如让日军掌握了中国军队的密码……当时在远征军高级指挥官层面似乎有不少问题，能否具体谈一谈？

余戈：这还是和腐败的制度有关。高级军官都是中国二三十年代过来的，都经历了中国从相对弱后的状态，身上积陋甚深。黄埔系教育本身只有两年多时间，甚至更短，很多人根本没有学到什么军事理论知识，就被提拔到很高的位置，当上了师长、军长甚至集团军总司令。而且，当时中国的武力主要是用来在军阀割据之下取得政权、维持政局的，不是专业进行战争的部队，并没有经过现代战争的考验。所以，美国职业化军队的将领史迪威对这些高级将领的表现评价很低。

史迪威认为中国的兵吃苦耐劳，一点微薄的待遇就可以忍受其他国家军队无法忍受的艰苦，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兵，但他认为军官尤其是师以上的军官不太称职。所以他曾经有个极端的想法，驻印军只保留团以下的士兵，团以上都让美国将领指挥。由于这件事关系到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抵制，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在这种压力之下，驻印军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提升自己的状态。孙立人、廖耀湘等人虽然也高为师长、军长，但这样单纯的环境下，能够摆脱国内的陈腐环境，状态得到了刷新。但内地就不一样，宋希濂、霍揆彰这些人身上依然有很深的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宋希濂误报收复龙陵，稍微想想都知道日军不可能放弃龙陵，但宋希濂急于邀功，想要投机取巧，就判断失误，造成了很大的被动。而且，这些将领不仅政治上有问题，还经常瞎指挥，在他们自己的战斗总结中也说得很清楚：指挥官不具备指挥现代作战、攻坚战的能力。

界面文化：所以总结“三部曲”的时候，你认为不仅要实现武器的现代化，更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余戈：刚才说了军官，而士兵呢，吃不饱、身体弱，很多都是少年兵。虽然吃苦耐劳，但文化素质不高，很多都是文盲。他们操作美式武器主要靠模仿，其实没有完全掌握，常常损坏装备，无法发挥武器应有的效能。这些因素在一起，如何胜任严酷的战争考验？所以滇西战场上伤亡很大。

人的现代化过程太漫长了。战场就是考场，在滇缅战场打完仗以后锻炼出来的部队就成长为中国最好的部队。“国军五大主力”中，新一军、新六军都是滇缅战场下来的，其他部队也都装备了美式装备。

“微观战史”写作：以后的战争史至少要写到这个程度

界面文化：“滇西抗战三部曲”最大的特点就是首创了“微观战史”的写作理念，你是如何开始微观战史的写作的？

余戈：我在军队学的是理工科，但是在军内30多年，又是在出版社从事文字工作，对战争很感兴趣，特别想把一件事情弄清楚。阅读过程中，我发现美国、日本的战争史的技术扎实，叙事深入，觉得很优秀，读得很服气。而中国写战争史的实践很糟糕，没什么出彩的战争史作品。国内的战争题材主要有两类，一是教科书体例的抗日战争史，一类是纪实文学。我工作的解放军出版社是出版军事题材纪实文学的重镇，操作的方法我了解，不仅很多材料的来源不可靠，而且处理方法常常是以点带面，很不系统。很多作者是文青，没有军事背景，文学情怀一上来，容易缺少理性，作品很难让人获得对战争全面客观的认识。

我认为，不能一本书就把抗战全写了，可哪里都是蜻蜓点水，我就要写具体的战斗过程。“微观战史”说起来也很简单，要把战争的过程从了解敌情、战争部署、作战展开、战斗过程，像做工程一样做起来。首先控制战场全局，对时间和空间做网格化的标定，然后在每一步寻找史料把情况说清楚，没有说清楚的留下以后再找。最终就可以尽最大可能性写得很透彻，做到像素最高。

这个过程中，史料开拓是最重要的工作。史料占有要极其充分，在小题材上做到垄断，几乎每一个角色都要有当时自己的视角。我把历史留下的分散的碎片进行归拢和拼接，这样的拼接一定会准确。这个过程中我借助了沉寂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中的资料。而且随着近年条件变好，还找到了很多美军、日军的乙方叙事。用甲方乙方的史料进行互参，还原战斗过程。

《1944：松山战役笔记》写完之后，我把自己写作过程中的感想进行了梳理，写出了“微观战史”这个词，后来我也不断在想它是什么内涵，想法还是比较零散。不过，这个概念是被大家接受了，毕竟写了三部曲，提供了一个文本，读者会感觉到它的品质和以前读习惯的东西不一样。而读者对这种文本的接受就意味着他们提出了需求。“微观战史”树立了一个标准，影响到其他人去做。以后中国的战争史可能至少要写到这个程度，不然读者会觉得看得不过瘾。

界面文化：你说史料开拓是最重要的工作，如何辨别史料的价值，怎么看得出哪些说得对，哪些有错误？

余戈：只有接触材料不多的人才有这种提问，钻进去以后自然就知道怎么辨识了。“微观战史”在材料方面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史料批判。占有双方大量宏观、微观的材料以后，一比对就知道哪部分是准确的，哪部分不准确。研究的时间长了，我发现任何一方都会有错误，就不会迷信任何一方的说法。他们的错误也不一定都是故意要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说编订双方战史的人没有到过战场，留下口述的亲历者因为自己的地位和视角局限导致认知不到位。我掌握的资料比当时的亲历者要多得多，就变成了全知的，处理材料的时候就有把握。也有一些问题当时没有完全解决，后来又有了新的史料发现，我就进行修订。《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修订版增加了五万多字，修改了技术不准确的部分，删除了没有必要的内容。如果以后有新的发现，《1944:腾冲之围》和《1944:龙陵会战》也会做修订。说实话，大概也只有我自己能够修订自己了。

界面文化：有读者去当地考察，对照战场非常震惊，说你写得太真实了，你是不是实地考察也去了很多次？

余戈：从2004年到现在大概有十几次，每年至少去一次。最近给非虚构写作班上课，我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材料，二是写作，三是田野调查。微观战史要求一切都要落地，田野调查是离不开的环节。如果有读者带着书去现场检查，就会发现作者是一个一个战场研究过的，而书可以当作历史导游手册来用。军队的一切动作都在大地上展开，所以我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地图上，我在军校的时候学过军事地形学，这方面知识很丰富，攻山头的时候文字记载的错误，我在地图上一看就能够看出来。我先是在谷歌地图上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推进，碰到解决不了的地理问题，我就列好清单，带去云南，一次去一个星期左右，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但是在文字当中我不会刻意体现自己到了哪里，我希望文字比较干净，不是个人的旁观视角。

界面文化：《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殷实评价你的作品时称：“目前为止20世纪中国的国史研究一直无法摆脱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羁绊，在不同研究者基于不同立场自然会出现严重的扭曲史观、史事，这种自我遮蔽、相互遮蔽必定会为真正的历史书写留下很多遗憾，然而20世纪40年代的滇西抗战历史碰巧不存在上述困难。”是不是因为不涉及意识形态，相对来说获得史料比较方便？

余戈：这也是一个优势。宏观的战争史可能有很多政治判断，但是聚焦战争的微观层面，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战争是怎么打的，双方真实的经验得失是什么，这样就屏蔽掉那些问题，就可以就事论事。只有对战争了解不深入的才回去追究谁是主导力量。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搞清楚一个具体问题，就靠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在这里写文章在那里讲话，评高级职称，混一辈子，这叫什么呀？

过去大家满足于在教科书上获得一个粗线条的认识。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回头看历史的时候就不服气，觉得不应该是这样。读者水平提高了、要求高了，不像过去抱着崇拜的态度，而是会去质疑。做历史的人也就面临着特别严峻的考验，做历史得要有真功夫，要有澄清史实、还原历史真相这个本事。

界面文化：也就是要写出让读者服气的历史书。据说你的标杆是写《最长的一天》的美国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

余戈：还有约翰·托兰。约翰·托兰和瑞恩太厉害了，他们一边在战场上写通讯报道，一边也做历史研究，本来是二战战场上的职业军事记者，写出了作品就成了历史学家。而且他们用的方法和我们不一样。其实文体和认识世界的深度有关系，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对世界认识的表达也是落后的，过去我们写不出来约翰·托兰和瑞恩这样的作品。读了他们的作品，才明白还能这样写、这样研究。他们本身是当事人，又访问了几千个战争的亲历者，还看过档案。《最长的一天》写了1944年6月6日这一天的事件，可是你会觉得他在诺曼底的海滩上装了一万个摄像头，这种上帝般的控制能力建立在对几千个人的访问之上。他的采访还是打完仗没多久之后做的，而不是等人家七八十岁记忆模糊了才去做。

他们的作品是理想模版，但是我只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放在爬梳材料上。毕竟我和滇西抗战隔了六七十年，口述史料没有怎么用上。我也用了一些别人整理的口述或者自述，可是当时的记者即便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访问对象，也常常没怎么挖出有价值的内容，也没有能力鉴别真伪，有时候访问对象撒了个谎，登在报纸上，大部分读者也看不出来，就这么接受了。隔着时间久了，好几层都出了问题，但也没有办法。

我写作过程中要注明史料来源，提醒自己不能耍小聪明。有的作者实在没有材料，编了一个，还和人得意地宣传说自己编的东西读者没有看出来，我觉得这是耍流氓。非虚构绝对不能这样。我有了约翰·托兰和瑞恩等人作为标尺，就觉得“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努力了可能只落到中等，但总比在最低水平要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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