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还不肯离开我”:鲁迅的疾病史

“病人”鲁迅的牙痛、胃痛,以及他的疾病观。

在鲁迅的小说里,我们可以目睹许多病痛病患与非正常死亡,例如《狂人日记》的受迫害妄想症、《药》里的肺痨患者、《明天》里热病致死的孩子、《白光》里的病态狂想症;《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因病而殁,《祝福》里的祥林嫂被命运摧残形神俱灭。在这些人物身上,“疾病”不仅仅是生理的折磨、缺损以及致死的原因,而且更像一种富有“鲁迅特色”的隐喻和意象。

鲁迅先生学医出身,却终身与疾病相伴。自小时起,牙痛就折磨着他;随着年纪渐长,胃痛、腹泻、背痛、麻痹等疾患也时常“光顾”。他甚至曾颇为戏谑地写下这样的话:“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 

从这点儿“生病的福气”延展出去,便是中国古代文人中间流行的“多愁多病身了”,而鲁迅对于“才子多病”的孱弱文人形象深恶痛绝,“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病后杂谈》)不仅如此,他还将当时中国的社会症状与“病态”相联系比对,例如鲁迅曾将“国粹”比喻成脸上生出的“瘤”和“疮“,“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 ‘粹’”。“瘤”和“疮”是“国粹”,女人的小脚和束胸也是“美的”,鲁迅曾注意到中国女人饱受摧残的脚与乳房,与中国圣人讲究的“中庸之道”形成了讽刺的对比:“然则圣人为什么大呼‘中庸’呢?曰:这正因为大家并不中庸的缘故。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南腔北调集·由女人的脚》)

鲁迅自身的疾病史与他笔下患病的世界和众人,似乎形成了互相对照、彼此隐喻的关系,那么作为“病人”的鲁迅,究竟受苦几何?对于个体的疾病和疼痛又有何见解?阎晶明的《鲁迅还在》一书日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本书中节选了“病还不肯离开我”一节的内容,以飨读者。

《鲁迅还在》
阎晶明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7年8月

“胃病无大苦”与“牙痛党之一”

鲁迅是多病的。人们通常的印象,鲁迅是肺病的长期患者,他也病逝于此病。这是的确的。不过从鲁迅自己的记述中可知,他长期受困扰最多的却是另外两种病:胃痛和牙痛。《鲁迅日记》从一九一二年五月进入北京始,让后人可知其日常生活情形之片段,而他得病治病的经历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一九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鲁迅日记里记载了数次“腹痛”“胃痛”的经历。十月十二日“夜腹忽大痛良久,殊不知其何故”,十三日“腹仍微痛”,十一月九日“夜半腹痛”,十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二十三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十二月五日,医生“云气管支及胃均有疾”,六日则“觉胃痛渐平,但颇无力”。

鲁迅的胃痛(腹痛)经常发生在夜里,“夜腹痛”是日记里常见表述。在鲁迅自己看来,胃痛并不算致命的病,所以他的措施也多是克服痛状而非谋求根治。从日记里可以看到,鲁迅并不专门到医院寻求根治胃病的方法,多是去医院或药店买药服用,有时甚至自己用偏方治疗。这也许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可以判断出胃痛或腹痛的原因。如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日记,“夜胃小痛,多饮故也。”同年十一月三日又记“夜腹小痛,似食滞”。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致母亲信中说“胃痛大约很与香烟有关,医生说亦如此”。在北京时,即使“胃大痛”也多是以服药治胃应对,并未见针对性的专门药名。晚年在上海居住,一九三一年后日记里又频繁出现“胃痛作”“腹痛”表述,不过此时他似乎有了专治胃病的药物,所以时常后缀服药情况,如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有“胃痛,服海儿普锭”,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记“胃痛,服海尔普”,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分别记有“胃痛,服Bismag”。

对待胃病原因,鲁迅多通过自我诊断治愈。这个伴随了他二十多年的病痛,并没有在心里造成多大担忧,他将之称为“老病”,虽未忽略,却也未求根治。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致母亲信中,鲁迅说道:“男亦安,惟近日胃中略痛,此系老病,服药数天即愈,乞勿远念为要。”同月二十五日信中称“男胃病先前虽不常发,但偶而作痛的时候,一年中也或有的,不过这回时日较长,经服药一礼拜后,已渐痊愈”。五月四日信中又安慰母亲道“男胃痛现已医好,但还在服药,医生言因吸烟太多之故,现拟逐渐少”。这一年,他在致山本初枝、曹靖华、徐懋庸信中,分别告知了对方自己已经痊愈或“胃病无大苦”的消息。

除了“胃痛”“腹痛”,鲁迅还有多次“腹写(泻)”经历。有时甚至“夜半腹部写二次,服HELP八粒”。

作为一个学医出身的人,鲁迅不会不知道胃病本身的致命性。一九二五年九月,朱安身患胃病,鲁迅这个月二十五日日记里有去医院的记述,应该就是陪同朱安去看胃病,他在二十九日致好友许钦文信中讲到,“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出[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一九三四年七月九日致徐懋庸信中说:“胃病无大苦,故患者易于疏忽,但这是极不好的。”而鲁迅知道自己身有其他疾患,他却把自己的胃病当成“并发症”或“伴随性”疾病对待。他是这么认为的,或者是这么安慰自己的。鲁迅对疾病的利害性和治愈可能,时常流露出自我安慰的感觉。

鲁迅自称自己是“牙痛党”。他长期受到牙痛的折磨,牙痛不是病,却让他产生格外强烈的身体意识。一九二五年十月,作杂文《从胡须说到牙齿》,说道:“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鲁迅的自述已经说明这实是家族遗传所得:“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鲁迅的母亲鲁瑞、二弟周作人,都有时常治疗牙痛的记录。也是在这篇文章里,鲁迅说:“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呻吟’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牙痛就是典型的自己有痛、别人漠然的疾病。而且这病自幼伴随,“我幼时曾经牙痛”。(《忽然想到》)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鲁迅日记第一次记述牙痛就颇具“力度”:“夜齿大痛,不得眠。”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齿大痛,失睡至曙”。被牙痛折磨得难以入眠,这可真的是别人不明白“底细”而只有“自家知”的痛苦了。鲁迅齿痛的原因多是龋齿之痛。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往徐景文寓治龋齿”,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以齿痛往陈顺龙寓,拔去龋齿,付泉三元。归后仍未愈,盖犹有龋者”。故三十日“复至陈顺龙寓拔去龋齿一枚,付三元”。齿痛还会引发牙齿周围病症,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九日在上海,就因“上龈肿,上午赴宇都齿科医院割治之”。

自幼就是“牙痛党”的鲁迅,牙齿所受苦痛甚至不止于遗传和好吃甜食而生龋齿。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一大早“往孔庙执事”,不料“归涂坠车落二齿”。这件事,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里曾有详述。不过因为文章写于一九二五年十月,所以在时间上有误,“民国十一年秋”应为民国十二年春才对。鲁迅的记述如下: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假的。”

那次受伤后,鲁迅从六月到八月多次到伊东医院“治齿”也“补齿”,八月八日“往伊东寓治齿并补齿毕”,二十五日“上午往伊东寓修正补齿”。鲁迅几乎每一年都会受到牙痛困扰,日记中多有疗齿记录。主要是制服“齿痛”“补牙”“造义齿”。例如: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午后往伊东寓补牙讫”;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日“午前赴宇都齿科医院疗齿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下牙肿痛,因请高桥医生将所余之牙全行拔去,计共五枚”;四月二十一日“午后往齿科医院试模”;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往高桥齿科医院修义齿”;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日“至高桥医院治齿”,八日、十日“治齿龈”。一九三六年未有治齿记录,但并非牙已无痛,而是身体实在有了更致命的疾病,使他顾不得继续做“牙痛党之一”了。

可以说,自青年时代起,胃病和牙痛或交替或并发地困扰着鲁迅,他不得不经常去应对。鲁迅日记里,提及“牙”或“齿”超过百次,提及“胃”“腹”疾病的也逾半百。时有小病捣乱,让鲁迅对身体及其健康常有感受并产生格外敏感。

祥林嫂

“病态的诗意”

鲁迅文章里写到“疾病”,虽说写的是“病态”,但也有表达上的某种“诗意”,这“诗意”是文字上的精彩和生趣,也含着对某种国民性或“病态”文化的批判。“记得幼小时,有父母爱护着我的时候,最有趣的是生点小毛病,大病却生不得,既痛苦,又危险的。生了小病,懒懒的躺在床上,有些悲凉,又有些娇气,小苦而微甜,实在好像秋的诗境。”(《新秋杂识(三)》)

他视“小病”为生命体验的机会,也认为是富贵者“优雅”生活的表征。

生一点病,的确也是一种福气。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一要病是小病,并非什么霍乱吐泻,黑死病,或脑膜炎之类;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不至于躺一天,就饿一天。这二者缺一,便是俗人,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

我曾经爱管闲事,知道过许多人,这些人物,都怀着一个大愿。大愿,原是每个人都有的,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自己抓不住,说不出。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还有一个卖大饼的;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这种志向,一看好像离奇,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第二位的“吐半口血”,就有很大的道理。才子本来多病,但要“多”,就不能重,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一个人的血,能有几回好吐呢?过不几天,就雅不下去了。(《病后杂谈》)

生活中的鲁迅终生在面对各种疾病,他的创作也与“疾病”有着“不解之缘”。鲁迅希望中国的将来是正常的社会,人们可以享受应有的幸福,然而面对现实并将之在小说里表现,他所看到和写下的,多是“病态”的人生。这里无法展开详述,不妨简要点提一下鲁迅小说中关涉“疾病”或“病态”的元素。

《狂人日记》——精神患者,受迫害狂。《孔乙己》——致残者。《药》——肺痨患者及其死亡。《明天》——热病致死的孩子。《白光》——病态狂想症。《祝福》——被命运摧残使精神、身体俱毁者。《长明灯》——疯子引发的惊慌。《孤独者》——病死的魏连殳。《弟兄》——病与治病的全程描写。

其实,鲁迅小说描写无论是极端的性格还是悲苦的人生,无论是“哀其不幸”的角色,还是虚伪的文士,笔下人物大都有着某种程度不等的精神病态。

鲁迅的创作很多是伴随着自身疾病进行的。以鲁迅小说里标注具体写作日期的几篇为例吧,写《风波》是一九二年八月五日,那天的日记:“午前往山本医院取药。小说一篇至夜写就。”《祝福》篇末注明日期是“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而二月六日日记有“夜失眠,尽酒一瓶”。一九二四年三月,鲁迅全月“往山本医院诊”十余次,其中就包括二十二日完成小说《肥皂》那一天。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午后发热,至夜大盛”,实为鲁迅肺病复发,直到次年一月转愈。而这期间,仅就写作,鲁迅完成了小说《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以及《野草》中的数篇、与陈西滢论争最为激烈的多篇杂文。

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病重并自感难以好起来的境况下,仍然不能放下手中的笔。“大病初愈,才能起坐,夜雨淅沥,怆然有怀,便力疾写了一点短文。”(《关于〈白莽遗诗序〉的声明》,1936年5月)“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死》,1936年9月)

鲁迅在一九三三年初认识须藤,七月开始请须藤为海婴看病,直到一九三四年四月,鲁迅才第一次请须藤为自己诊治胃病。到十一月开始,须藤频繁到鲁迅寓所为其看病。无论是鲁迅“往视”还须藤来“诊视”,两人的“医患”关系已经无法解除,直到鲁迅逝世,两年间鲁迅请须藤为自己看病应在一百五十次左右。鲁迅对须藤非常信任,认为“他是六十多岁的老手,经验丰富,且与我极熟,决不敲竹杠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开始,鲁迅持续发热近一个月,体温有时会高达三十八摄氏度以上,其间还伴有剧烈“胁痛”“肋间神经痛”等症状。这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他的健康趋向。

一九三五年,尽管无重病发作,但度过的也是“体弱多病”的一年。到了一九三六年,身体状况急转直下,神经痛剧烈,咳嗽,“面色恐怕真也特别青苍。”很快又“骤患气喘”,“气管痉挛”,到了六月,去医院拍了X光片,发现两肺都有病,到八月一日,体重已只有三十八点七公斤。须藤经常为其用注射法解除症状和痛感,抽去肋间积水,但根治已无可能,八月中曾吐血数十口,尽管他自己解释说“不过断一小血管”,“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但这明显已是安慰亲友的说法了。他已知道自己得的正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日渐病重不起的鲁迅,一方面接受着自己仍然信任的医生须藤的各种治疗,一方面竭力向周围关心自己的人们报告着病重但正在好转的消息:“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

“漠视生命,淡然处之。”这是一个战士的品格和勇气,也是通透者的生命认知。一九三六年九月五日,鲁迅写下那篇类似于“遗嘱”式的文章《死》,其中就讲道: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语气间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却透露出一种淡然中的凛然。但毕竟,鲁迅不是神而是人,是身体有痛就有感的常人,也是因感知病痛直至死亡而影响心境的普通人,因为他接着说道:“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

生命有如一盏灯,感受光的人不知道里面还有多少油,生命更如一支蜡烛,燃烧的过程比想象的要快,而且命运的风会随时吹过来,没有人知道那力量只是使光影晃动还是令其熄灭。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鲁迅逝世的前一天,他的生命感受已经无力探讨病情,而只求尽快缓解难以忍受的痛苦。他用极其潦草的笔迹写下最后一封信,请内山完造速延请须藤来救治:

老版几下:

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

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

L拜 十月十八日

已经创造了“五年”生命奇迹的鲁迅,感知着病痛甚至难以忍受,面对死亡却并无畏惧。他不想死,为了自己未完成的工作,为了给家人口,为了让亲友们安心,有时很显然也是为了不给敌手以畅快的机会。他顽强地活着,但绝不是苟活,不是懦弱地求生。他要给世界留下更多光亮和力量,也要向黑暗投出最后的一击。但是,他终于还是抵不过病痛的折磨,怀着太多的留恋、遗憾,带着无畏而又温暖的表情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使在最后一封求救信里,他也不忘记首先向朋友表达不能如约赴会的抱歉。即使他想到过死亡,写下了以《死》为题的文章,但他仍然没有向这个世界告别的打算。自幼的“牙痛党”,长期的胃病患者,青年时就累积下肺病隐患的清瘦之人,在自己搭建的“老虎尾巴”里和阁楼上写作的作家,生活没有规律、烟酒常伴随其日夜的写作者,必须以超负荷的劳作去换取众多家庭支出的承担者,一个无私帮助青年、文友的热心人,一个绝不与敌手讨论“宽恕”问题的不屈者,突然间放下了一切,包括放下了缠绕他一生的种种病痛。

鲁迅的生命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疾病史。他的逝世,是一个民族的创痛,就他个人而言,也是对种种疾病的彻底抛弃与“治愈”!

(经江苏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节选时有删节和标题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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