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们似乎成功闯入了全球商业的第一阵营。
这一年，中国工业产值等于美国、日本、德国之和。在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联网公司中，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网易占据了一半席位，与美国企业分庭抗礼。同时，共享单车概念率先在中国兴起，带动了西方初创企业的纷纷效仿，中国企业似乎已经从创新“追随者”进阶为“领导者”。
但是另一方面，光环难掩窘境。
经济放缓、全球化波动、兼并重组浪潮以及多变的商业环境，让各个类型的中国企业都面临严峻的挑战。BCG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企业的相对股东回报率都发生了下滑。2017年，曾经的当红炸子鸡乐视经历了数次生死劫，互联网巨头们爆发多起贪污舞弊事件，中兴通讯员工不明原因坠楼身亡……中国企业的管理经营状况与它的发展速度并不同步，有诸多是非选择题正横亘在企业管理者面前。
回顾这一年，我们发现，管理学界对于中国企业现状和发展的评价，张扬与反省并存，炽烈与克制同在，思与辩的交织贯穿始终。
一、中国企业将颠覆西方大企业
下此判断的不是别人，而是当今商业思想界的大师——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
他在2017年8月表示，中国企业是他 “颠覆性创新”思想的实践者。西方巨头将提高利润率的幻景寄托于高端市场，而来自中国的挑战者则从低端市场发起进攻——如海尔推出小型冰箱，让美国大学生可以购买得起；中国产出的众多小型、功能简单的电动汽车，仅为了满足能在小地理范围内使用，并非为走南闯北而设计。
在克里斯坦森看来，这种游击战打法的特点是，产品不需要很好，只要功能够用、够便宜，就会创造增长，因此能够迅速开辟、扩大市场，并为中国公司未来颠覆西方现有的大企业而蓄力。
实际上，2017年，中国有115家企业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名单，比20年前增长了114%，仅比美国少17家。如果按照中国6个/年的追赶速度，到2020年，中国可以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大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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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企业虽“大”，但仍非“伟大”
虽然中国企业日益壮“大”，但中国学者中却有种声音认为，它们离“伟大”还有漫长的征途。
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陈春花表示：“我跟踪领先企业做研究有20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下结论说中国存在优秀企业。” 在她看来，目前的中国企业还没有经历过两个最重要的挑战——逆经济周期、代际领导人更换。如果经历过了这两个阶段依然能保持高增长率，企业一般就会活过100年，甚至几百年，成为伟大公司，如IBM、GE、迪士尼等。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还没有遭遇过极其恶劣的经济环境，阿里巴巴、华为、海尔等公司目前的发展依然尚未离开马云、任正非、张瑞敏等创始人的控制和影响，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其其是否具有“自我生长”的能力。它们暂时可以称为“领先企业”，而非“优秀企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中国企业的“大”归功于过去经济的高速增长——2017年中国十大市值公司中，有9家提供生产要素，7家金融机构、2家能源企业，这种分布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所遵循的发展模式、发展路径完全匹配。而如今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它们经营提出新的要求。“中国企业的2.0阶段”即将开启，等待它们的是一场从“大”到“伟大”的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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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企业正在摆脱“亚健康”
领先企业的表现固然夺人眼球，而中国企业的整体“体质”如何？2017年6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带来好消息，他们调查了全国1353名企业高级管理者后发现，中国企业健康状况的总体得分从2012年的56.05分提升到2017年的76分，从“亚健康”的初级阶段迈入“趋稳向好”的中级阶段。
这76分，具体表现在“健康九力”的提升和稳定，其中包括创新力、创业力、竞争力、市场力、服务力等。
除了吉利、海尔、华为、奇瑞这样的知名企业正在成为全球业内领袖，一批隐形冠军队伍也正在崛起——重庆昌元化工、青岛科海生物公司、万华化学公司等，它们以自己的知识积累斩获了全球的技术话语权，还进一步握住了业内定价权。
普华永道的调研也佐证了中国企业高管对于创新的信心。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高管对未来12个月的全球经济展望表现更为乐观 ，他们对企业数字化战略的应用意识领先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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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新正在被“瓶颈”胁迫
中国创新似乎正要进入新的轨道，但这一天目前仍未到来。
有调研显示，中国市场上的企业创新处于全球中级水平，其中外企仍是创新主力军。中国企业研发投入的确排名全球第四 ，但是整体研发投入强度较低、也未因此获得相应的高利润率。
一些成功“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国外走俏的中国品牌，正遭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窘境。
国内客户依然停留在“崇洋媚外”的自卑情结中，不愿意做第一个试用国内新产品的人。因此，即便中国企业有领先技术，他们也选择在国外最先发行产品，或实施技术的市场化。大疆、联想、中兴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数次在国外首发产品，大疆80%的销量都来自于海外。
甚至，阿里巴巴、华为这样的领先企业也正在遭遇不为人知的创新窘境。
国内中小企业成本压力逐步攀升，阿里巴巴依然固守既有的游戏规则不予让利，其它电商平台正在蚕食淘宝的部分市场；华为的技术虽然已经领跑全球，它在企业创新层面依然只是一个跟随者——它的巅峰时刻，并不是由商业模式的重大创新所带来的，而是由于全球通信设备制造转移到亚太地区而形成的。
此外，中国企业的品牌创新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自主品牌仅占36席。5月5日，国产大飞机试飞成功，12月17日，第二架打飞机首飞凯旋，但国产大飞机始终缺乏一个响亮品牌。2017年5月10日被设立为第一个“中国品牌日”，这无疑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企业品牌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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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场上的企业创新处于全球中级水平 外企仍是创新主力军》
五、中国互联网企业越来越“美国化”
2017年6月，“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Mary Meeker）在发布2017年度互联网趋势报告时表示“美国和中国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全球竞争已经爆发。”三个月后，BCG经过调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中国、美国已成为驱动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双引擎。
不同于美国企业偏重技术驱动，中国互联网企业以技术驱动型创新为多。过去它们普遍向西方企业学习原创技术，进行商业模式、应用、内容层面的创新，如支付宝向Paypal学习、滴滴模仿Uber、京东向亚马逊靠拢等，让西方巨头们在中国市场频频折戟。
但是这一创新套路即将被丢弃，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大环境正在发生微妙变化——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和资本红利下降，无论是百度对人工智能的投入，还是阿里对数据的投资，抑或是猎豹移动的产品输出，都在暗示中国互联网企业越来越向技术流靠拢。
新的打法或许会激发出新的竞争格局。和美国相比，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更年轻、更草根、更“喜新厌旧”，中国独角兽养成时间仅为4年，而美国则需要7年。但是相应地，用户们也更早对产品和品牌失去耐心，公司虽然更加容易“一夜成名”，平均寿命却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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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多元化经营的美梦该醒了
近年来，多元化经营几乎成为中国流行的企业文化。实际上，过去40年，世界大公司的主要趋势与此相反——回归到主业，可口可乐、西门子、GE都在给自己做减法，进行业务的分拆和集中，让自身的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更为清晰。
而由于融资市场对大公司的偏爱，中国企业仍急切希望自己从小公司变成大公司，从大公司变成集团公司。
但BCG的研究发现，多元化的业务组合、集团型的组织架构，虽然的确帮国企实现1+1>2的“规模效应”，但这一举措对于民企并不友好。数据显示，单一业务型（例如只聚焦于互联网服务的腾讯）民企的股东回报能力最佳，远胜于多元型和集团型民企。和主业不相关的、靠低廉的资金成本发展的业务，今天已经变为企业累赘，但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仍在幻想自己成为“全面管理者”，在规模化发展压力下，只看得到短期价值，忽略企业长期发展。
“增长陷阱”的温柔乡眼看就要成为黄粱一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提醒管理者，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以后，谁输谁赢将取决于谁能够集中火力、做精做细、能守能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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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并购“风光”背后多少辛酸泪
2017年6月，国企历史上最大一宗海外并购案——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斥资430亿美元现金收购瑞士先正达公司完成交割，中国企业正在逼近“全球买手”的头把交椅。
看似财大气粗、风光无限的背后，是企业付出的巨额溢价。来自外国政府的阻力、繁琐的批准手续、企业的恶性竞争，不仅让交易额水涨船高的，也在对中国公司现金流的稳定性造成风险。
有学者发现，在费尽力气抢夺下标的之后，很多中国买家迟迟不愿在交割后主持大局，棘手的并后管理，困住了自身管理和文化都尚待完善的中国买家。现实中，如果选择照抄西方跨国公司的整合的经验，失败概率居高不下。比如上汽曾以5亿美元收购了韩国双龙的完整知识产权和研发平台，中方试图从人员架构、工作流程、管理方式等方面对其进行彻底改造，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因此，中国企业不能再盲目跟风美国、加拿大等政策趋严国家的企业，应寻找体量较小的标的。在并后管理环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市场营销学教授王高提出，“一国两制”是目前中国企业并购之后最好的选择——双方各自为政，变革幅度小。如中航国际收购美国大陆航空公司（Continental Airlines）后，依然保留了对方的团队和机制，只委派了财务人员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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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管理模式VS西方管理理论
截至2017年，海航、中粮、伊利、华为、联想、海尔、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已经凭借自己出色的业绩和独特的商业模式叩开了哈佛商业案例的大门，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登上了世界知名学府讲堂。
看起来，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中国企业似乎已经从学习借鉴西方企业管理经验，进化到摸索出“中国管理模式” 了。
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学习”过程还未完成。陈春花指出，过去无论是学习日本企业的5S管理，还是美国企业对于技术的独特偏好，中国企业都喜欢“挑肥拣瘦”，积累了很多慢性问题。学者汪涛发现，中国企业拼命追赶的世界科技巨头，正一个个地被印度人直接“接管”了——从谷歌公司CEO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到微软公司CEO萨蒂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管理者所接受的MBA教育远不如印度人。
而《金融时报》的专栏作作者周掌柜却持反对意见，他提出中国企业管理的问题并非出在MBA层面，而是价值错位——由于商界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导致"股东利益最大化"的价值主张、纸上谈兵的教条哲学，过度量化的管理技巧在企业中泛滥。
其实，多年来，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中，这种文化困境始终存在——如何解决欧美原创的管理学理论和中国管理实践对接。德鲁克很早就给出我们答案——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方式，正是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因为， “管理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的”。
因此，“中国管理模式”虽然还是个新生儿，它将和中国企业一起成长，而西方管理理论将是为它执灯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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