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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的平等愿景 是如何在内战后的美国消亡的

内战后,共和党人分裂,自由派共和党人压制了激进派,把美国带上了一条不平等之路。

“没有像家一样的地方,”在龙卷风将多萝西和她的小狗托托卷入到明亮的世界奥兹国之后,她对她的朋友稻草人这样说道,“不管多沉闷多灰暗,我们有血有肉的人都更愿意住在那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国家,哪怕它是无比美丽。”它是如此灰暗和沉闷——正如多萝西在弗兰克·鲍姆的所著的《绿野仙踪》中心爱的堪萨斯大草原——家是一个原则,一个团结的呼喊,一个理想;在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共和国的象征》(The 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一书中,这是一个巧妙的符号,是组织全书的架构,这是一段全新的三十年的历史,被称为美国重建和镀金时代。

“家,甜蜜的家”,这是柯里尔和艾夫斯在南北战争期间印刷出来的标题,用于安抚南方邦联州的将士。正如怀特所写的,家也是我们“跳动的心脏”,是“一个大规模政治计划”。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家的概念包含了美利坚所有“关于性别和种族的假设”。那意味着,家代表着道德、家族和安全。如果家有颜色,那它是白色的;如果它有宗教信仰,那则是新教。家:这是一个为拥有男子汉气概的男人和女性化特质的女人所设的地方,一个不受酗酒、无神论、天主教、摩门教和女权主义诱惑的地方。它的起源是一所简陋的小木屋(最好是由原木制成),在经历千辛万苦后兴起,并成就伟大。《宅地法》寻求为花了五年时间改良土地的定居者们提供所有的这些权利,让他们可以获得住房,并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当共和党人提高税收时,他们承诺高收入将会帮助工人们维持他们的家园。家是“珍贵的思想沃土”,怀特这样认为,大多数战斗都基于这片土地。

同时,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置,怀特可以将其用于塑造一个松散、膨胀的怪兽:一个国家内战后的编年史,受困于劳工动乱、仇外情绪、新技术和两次严重的经济衰退。在1873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大恐慌后,“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和政治动荡时期,对此他们并没有准备好。”这是一个生产商品的时代;这是一个摩天大楼的时代(“资本的特权在钢筋水泥中体现”);这是一个租户、全国性罢工和罢工破坏者的时代;这是一个暴力、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的时代。这是诞生了亨利·乔治被广泛阅读的巨作《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的时代;这是一个企业兼并、铺张浪费的时代。富裕的食客穿着燕尾服,配着法国巴兰迪吃整只火烈鸟。难怪马克·吐温将其称为“镀金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家庭显示出了对自身能力是否可以抵抗外界威胁的深切焦虑,这些威胁来自移民、酗酒的男人和渴望得到选举权的妇女。对于美洲原住民部落而言,家的象征(白人、新教徒),也被许许多多的条约强加了新的含义。他们被分配了新的家园,被强迫搬去致命的居住地,原来的文化被打破——妇女们不得不学习编织。“家”也成为攻击中国移民的利器,反华人士指责华裔不了解也不关心家庭生活;在南方,劳动合同,也就是所谓的《黑人法典》(Black Codes),以及南方各州立法机关颁布的流浪罪,有效地阻止了黑人男女拥有自己的家。另外,由于存在越来越多的单亲家庭,以及有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儿童流落街头,孤儿的形象开始主导大众文化。《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西便是一个孤儿,《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和小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笔下的《衣衫褴褛的迪克》(Ragged Dick)也是如此。

最近让人印象深刻、足以载入《牛津美国史》(Oxford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著作是《共和国的象征》。《牛津美国史》前几卷中收录的著作包括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cPherson)的《自由的呐喊》(Battle Cry of Freedom)和沃克·豪尔(Walker Howe)的《上帝创造了什么》(What Hath God Wrought)。在书中,怀特阐释了自己对于被称为“国家历史立交桥”的美国西部的微妙见解。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历史教授玛格丽特·伯恩(Margaret Byrne)评论道:“怀特也是《铁路:联通并创造现代美国》(Railroaded: The Transcontinenta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这本充满细节并入围普利策奖最终名单的书的作者,他在他所熟悉的土地赠与、政府补贴和铁路大盗的话题上带来了新的敏锐见解。”移民、工业化、失败的治理、阶级冲突,以及更重要的是南北战争的遗产,他展示出主宰这一时期的动乱、不平等,以及狭隘地隐藏在表象之后并保存至今的希望。

从某种角度来看,怀特所描写的历史也是共和主义的历史。怀特书中的优点之一就是他仔细描绘了南北战争之后亚伯拉罕·林肯党内潜藏的紧张局势。共和党不再因为反对奴隶制的共识而被团结起来,自由派的共和党人脱离了追求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在意识形态上反对战争期间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自由派共和党人追求更受约束的联邦政府和更广阔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不加干涉的资本主义,他们实际上更接近今天的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捍卫传统道德、个人自治、自由贸易和黄金本位,他们也反对联邦政府干涉各州政府,并很快进一步限制了国家的权力。

另一个将这本长篇巨作连接起来的设置,是在书中出现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威廉·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一位在他的朋友亨利·詹姆斯和马克·吐温的映衬下显得渺小而被人遗忘的十九世纪小说家。捍卫乐观温和的豪威尔斯是一个过分禁欲的人,他在办公室里简要地阅读了激进派共和党人废奴主义者本杰明·韦德(Benjamin Wade)所提出的法律条文,随后组织了一场为亚伯拉罕·林肯撰写传记的选拔。他在战后是自由派共和党人,为温和的《国家》(Naiton)撰稿,还是稳重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编辑,并且优雅地把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的小说藏在孩子们找不到的地方。1876年,他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Ohioan Rutherford B. Hayes)组织传记编写,这是一位在战争期间使南方军队退兵但却不会再有政治仕途机会的人,这尤其体现在在民意测验的结果上。“同样的公民权,其本源上宽容。”怀特写道,“一次又一次地缩窄,只剩下白人男子的权利。”

《共和国的象征》,牛津大学出版社

豪威尔斯支持詹姆斯·加菲尔德(James Garfield)参选1880年的总统大选,但在他被暗杀的不久之后,豪威尔斯便去了欧洲,读托尔斯泰,并返回美国捍卫现实主义流派的俄罗斯文学作家。他不再相信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代表的兼收并蓄的流行哲学。豪威尔斯随后被认为是年轻一代的“美国知识分子、学者和改革者”,对此,怀特指出,他所不同意的斯宾塞的自由主义,意味着“自然法度系统地淘汰了不合适的生物”。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言,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正如借用星座研究麻雀坠落一样。”在意识到共和党追求相同的公民权,即每个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很快萎缩成财阀统治之后,豪威尔斯同意了改革者莱曼·阿博特(Lyman Abbott)所说的话:“政治上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工业上美国却受贵族统治。”

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劳工运动)发生后,十几个人丧生,更多的人受伤,八名无政府主义者因阴谋活动被审判。对此,豪威尔斯公开反对:“人们因为他们疯狂的意见而被惩罚”。在和林肯的前秘书和其中一位传记作者海约翰(John Hay)以及其他自由派的朋友断绝来往后,豪威尔斯开始参加各种社会主义俱乐部;与此同时,海约翰开始撰写一本小说《养家糊口》(Bread-Winners),在书中他将一些富裕的工人塑造为骗子和罪犯。

正如怀特展示的那样,豪威尔斯不是对国家感到绝望的唯一一个人。同样,也不只有他希望能改善男人、女人以及常受冷遇黑人、美洲原住民和华人工人的待遇。还有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的赫尔宫协会(Hull House)和她的安置工作;以及特伦斯·帕德利(Terence Powderly)和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这样的劳工领导。另外,还有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他不仅将种族暴力和治安维持会的威权进行归类和宣传,还迫使种族主义组织妇女基督教禁酒联盟(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League)谴责对黑人广泛使用的私刑。还有《派尤特人的生活》(Life Among the Piutes)一书的作者莎拉·温尼马卡(Sara Winnemucca),她挥舞着家的理念,并将此作为反对美国白人的武器。穿着维多利亚时代想象中的美国原住民公主的衣裙,她用自己的方式激怒观众,讲述着强奸和掠夺的故事——白人男子恐吓美国土著家庭和妇女,而不是反过来白人被恐吓。

改革者越来越接受拒绝个人主义和正统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拒绝一成不变的道德法律;他们在面对垄断和其他的公司合作结构时,可能会有激烈的情绪;他们组织工人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并想要维护家庭的神圣;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但他们也在“对国家未来的狂热激情和濒临绝望”之间摇摆不定。对此,怀特做出了有力的评价:“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反映出了年龄。”

在针对印第安苏族人的伤膝河大屠杀后,豪威尔斯的想象让他自己失望了。尽管他谴责政府关于印第安人的政策,但他钦佩乔治·卡斯特(George Custer)将军,并将苏族人称为“屠夫”。不过,怀特并没有追求他笔下人物的一致性和完美性;他理解历史讽刺般的造就人类的易错和欺骗,无乱是小范围还是大规模。

敬爱的总统的儿子——罗伯特·托德·林肯(Robert Todd Lincoln),他成为了剥削者,普尔曼豪华汽车的董事长。(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乔治·普尔曼(George Pullman)创立了这间公司,工资过低的雇员们对他恨之入骨,以至于他为了防止死后被人报复,用水泥做了自己的棺材。)再考虑一下罗斯福总统的母亲,她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最终死于伤寒,而这很可能是通过污染的水源传染的。污染对富人和穷人都有影响;这就是怀特干巴巴写道的“大便般的民主”。(怀特的书的乐趣之一,就是这种狡猾的幽默。)或者考虑一下自然的概念。根据怀特的观察,“文明对野性的需求是自相矛盾的。”保护,尤其是通过狩猎,成为富裕、紧张的中产阶级男子恢复健康的一种方式;但狩猎的方式必须正确,那就是从东方而来的时尚、精巧的方式——而不是美洲原住民的狩猎方式。讽刺的是,狩猎意味着在法律上创造出美洲原住民可以住在哪里,或者说,在哪里能够狩猎。人们在西部定居破坏了一些大路上常见物种的栖息地,比如说野牛和旅鸽,其数量从1870年代早期的数以亿计,锐减到1890年代的几十只。

另外,在怀特令人印象深刻的叙事中,第十四修正案的故事有着另一种特质。1869年,新奥尔良屠夫协会起诉路易斯安那州政府为了控制污染,只允许一家公司在城市内经营屠宰场,并要求其他所有人前往郊区。屠夫协会随后使用第十四修正案宣称他们的权利没有经过适当的程序就被剥夺了。虽然第十四修正案被广泛认为是《权利法案》的延伸,旨在确保种族平等和保护所有公民不受歧视,但在屠宰场案例中,最高法院认定联邦政府没有司法权管辖屠夫屠杀动物的地点,这是州的权限。换而言之,第十四修正案不能保护被视作是州特权的权利。因此,这意味这该修正案无法绝对保证公民理应受国家保护的权利。这一决定使得修正案旨在维护的条例遭到侵蚀。

随后,在1886年一场铁路工人的胜利中,修正案被用于捍卫企业人格,和人的人格不同,这是一个人为的结构。在一起评估税收的案件中,法院裁决该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也适用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司,并且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作为法人,和自然人之间的区别将会被打破。除此之外,第十四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重新定义了那些在市场中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自然权利。例如,当纽约州禁止在公寓式血汗工厂——这是由雇主租用、整个家庭居住在一个堆满干燥烟草的房间、每个人包括孩子都在卷雪茄——中生产雪茄时,法院推翻了法律,认为这剥夺了工人们的财产和人身自由。怀特解释道:“法官们认为他们的决定包含了合约自由和一视同仁,打击了任何阻止人们跟随内心呼吁的做法,无论谁是受伤害的一方。”此外,怀特指出,这其中还有一个悖论:“以限制政府的名义,法院正在建立更广泛的政府新权力。”这成为了一个司法帝国主义的时代。

1896年,著名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判决结果,铭记了吉姆·克罗(Jim Crow)在“独立但平等”的裁决中展现出来的歧视。此外,第十四修正案也可以被解释为对财产的捍卫,而凭借于此,白人的肤色被认为“具有实际价值”从而值得被保护。黑色的皮肤则毫无意义。

直到1890年代,正如怀特充分证明的那样,个人主义和官僚作风之间持续的紧张形势似乎更有利于后者。共和党“在反对奴隶制和封建制度时期诞生,并对此作出有力抨击”的思想,如今似乎变成了“与新兴个人经济无关”。自由市场是不公开也不公平的。“真实的市场是不透明、不公平的,是由具有截然不同影响力和权利的实体之间的关联交易组成的。”与此同时,民主党也面临着不同的矛盾。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福音派演说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辩称,麦金利(McKinley)的共和党是一个代表企业权力、企业补贴和黄金本位的政党。布莱恩的白宫竞选团队也因此在不经意间为民主党带来了一个转变,从小地方政府主义,走向为了改善公共工作条件从而接受改革和行动主义。

当画面从新回到1865年林肯忽然去世时,怀特的镀金时代编年史走向了尾声。十九世纪末期,这个国家不再属于林肯。它有更多的子民、更大的土地、更肮脏的街道、更国际化的市场、更庞大的公司、更多被划分的阶层,但它的种族和移民依然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而关于最近的过去,其叙述被清理了。从关于南北战争和奴隶制的故事中消失,在曾经有过罪恶、冲突、自由、束缚和努力之雄辩的地方,也会有一个天下为善的神话。同时,林肯的身影虽然无处不在,却变得有点渺小。怀特点评道:“对于每个人、每件事而言,他变成了虚无的历史内容,而且不止于此,他在远见上的失败,连同对共和党和国家更大的愿景,都被忽视了。”

被忽视,是的,在一段时间,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如此,但不是永远,更不会被理查德·怀特所忽视。他将林肯塑造为一个忧郁的男人,勇敢地面对痛苦,随着时间一同成长。他憧憬着最好的,却计划了最坏的,他和怀特本人一样,没有完全忽视共和的可能性——也没有对其无数的悲剧性错误视而不见。

本文作者Brenda Wineapple著有《狂喜的国家:信心、危机和妥协(1848-1877)》(Ecstatic Nation: Confidence, Crisis, and Compromise 1848–1877)一书。目前,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的书。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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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New Republic

原标题:Grand Illusions: How the ideal of a radically equal republic faded after the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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