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先生弟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今天上午在朋友圈发布公告：中国考古学泰斗、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今晨6时05分在北医三院病逝，享年96岁。

宿白1922年出生于沈阳。“九一八”事变以后，他发现日本教师在学校教授日语，不讲中国历史。“他们越不讲，我越想知道。”本着这样的心理，1939年，宿白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

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全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苏秉琦任教研室主任，宿白任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他讲授的课程有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古代建筑、古代陶瓷、古代葬书、中国考古学等。宿白的学生、考古学家徐光冀称：“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他可说是桃李满天下。”

考古不能脱离田野工作，宿白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在河南禹县白沙墓群。1951年，宿白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在历史考古学草创时期编年分期标准很不明确和历史现象及问题多不及深入讨论的困难情况下，他一人承担了宋墓发掘报告的编写任务，并于1957年出版了《白沙宋墓》报告。将田野考古和文献描述相结合，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并以十分明确的编写体例，为中国历史考古学开创了研究的典范。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是我国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出版70年后的今天依然颇具影响。

《白沙宋墓》富有浓厚的研究色彩，但依然是一本考古报告，宿白的第一部研究专著《中国石窟寺研究》迟至1996年才正式出版，此时他已经从事研究教学近半个世纪之久。除了文革等因素外，宿白对专著所持的审慎态度也决定了这本书的面世之晚。他精选了过去发表的23篇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的论文，对每一篇都加以校订，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多数文章作了部分补充和改写，并将这些改动都记录在每篇文章的后面。 《中国石窟寺研究》代表了宿白在创立中国石窟寺考古学方面的理论建树，考古学家徐苹芳认为，“它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全部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该书出版后，获得了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

1959年，国家文物局组织队伍到西藏调查佛教遗迹，宿白是其中一员。5个月后，他把材料交给文物局，从西藏回京。1988年，当西藏文管邀请宿白前往参加一个庆典时，他发现，当年自己调查过的很多寺庙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荡然无存。回来后，他开始着手整理当年的那些材料，并于1996年出版了《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在这本书里，宿白用考古学方法，把藏传佛教的54处寺院、89座建筑分成五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还没人做过。自公元7世纪中叶到上世纪50年代，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状态，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等历史，都在佛寺遗迹中有所反映。因此，对于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义和价值就绝不限于寺庙建筑领域本身，也关涉到西藏历史诸多方面。”宿白说。这本书的出版距他当初去西藏做调查，之间已经隔了三十多年。

此外，他还著有《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中国古建筑考古》等著作，有关于古代城市、墓葬、建筑、壁画、工艺、陶瓷等主题的学术文章散见于各杂志，据统计近七十万字；另有《敦煌七讲》《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等多部专题讲义未出版。他每每出书都要逐篇校订修改，绝不原封不动地拿出去。文章写完了放进抽屉里，隔些时候拿出来再看，再改，再放回去。就是送到编辑部或印刷厂，只要有问题、有新发现或新体会，仍要照改不误。他说，“文章哪有不改的，活着就要不断修改，死了才出书，这就是盖棺论定的本意。”

生前，宿白对社会上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等现象深感忧虑。据考古学家徐光冀回忆，2010年时，面对“曹操高陵”的争议，由于涉及行政干预，一些学者不愿表态，而宿白却始终认为，由于证据不足，安阳市西高穴2号墓不能确认为“曹操高陵”。

宿白，考古学家，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辽宁沈阳人。北大考古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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