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年初的某个中午，约翰·格鲁纳（Johann Grüner）走向波兰城市新塔尔格的“德国屋”去吃午饭。作为一名身处被占波兰的纳粹中层官僚，他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好处，以及在东线任职获得的职业提升。德国屋是文化中心、饭店和酒吧的综合体，是占领者享受的特权之一。当他走进这座建筑时，可以听到里面喧嚣的庆祝活动。在正门前，一个明显喝醉酒的盖世太保军官走过，军服上别着一个酒杯垫，上面写着一个红色数字“1000”。这个警察和格鲁纳打招呼，醉醺醺地吹嘘道：“今天我在庆祝我处决的人数满1000了！”

乍看起来，发生在德国屋的这件事情似乎只是某个丧失人性的纳粹屠夫的恐怖之举。然而，这种“庆祝”在东线占领区十分普遍，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和德国警察在大规模杀人后，常常都会举行庆祝仪式。实际上，在屠杀现场，在酒吧，在波兰和苏联各处军营里，这些种族屠杀的刽子手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在另一例恐怖事件中，一群负责火化了大约800具犹太人尸体的警察，把这件事当做了喝酒的由头。其中一个叫穆勒的人“荣幸”地承担了点燃“他的犹太人”的任务，他和同事围坐在火边喝啤酒。在一个类似的事件里，一名犹太女性回忆了波兰普热梅希尔屠杀行动的后续：“我闻到了尸体燃烧的气味，看到一群盖世太保坐在火边，边喝酒边唱歌。”对这些盖世太保来说，“庆祝胜利”是每天的日常活动，每次屠杀行动——或者说每次“摆脱犹太人”——之后都会举行。

酒精在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里扮演了何种角色，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更多地关注。无数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凶杀、性暴力与饮酒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于大规模屠杀和酒精之间的关联仍然研究不足。对纳粹凶手而言，酒精有这样几个作用：激励和奖赏杀戮，帮助消除杀人的顾虑，以及作为心理上的应对机制。在大屠杀研究领域，对行凶者动机的解释囊括了许多手段上和情感上的因素，如受同侪压力指引的“普通人”，对权威的服从和个人野心， 以及充满了反犹主义和种族仇恨的“自愿刽子手”；然而，无论杀人者是普通人，还是真心相信纳粹学说的人，酒精摄入都起到了促进屠杀的作用。

在2000年代早期，帕特里克·德布瓦神父（Father Patrick Desbois）用“弹道研究”的方法寻找使用过的弹夹，以便梳理出党卫军和警察行刑队在乌克兰境内屠杀整个犹太社区的地点。与流行看法相反，他发现许多行刑地点“在市镇中心，毫无遮掩，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屠杀发生在公共空间内，而且据那些非犹太的乌克兰目击者回忆，杀人者常常饮酒。

汉娜·塞尼科娃（Hanna Senikova）曾经目睹了在她家乡罗马尼夫卡发生的一起由党卫军和警察执行的大规模处决，当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德国人到来之后，强迫她的姑姑为他们做饭，这些行凶者在屠杀之前预定了一席宴会。塞尼科娃在德布瓦的《子弹大屠杀》（The Holocaust by Bullets，2008）一书中接受了采访，她回忆道：

除了大块的肉以外，别的他们都不吃……然后，其中一些人枪杀犹太人，而其余人则边吃边喝。然后，吃完饭的人去杀人，而之前在射击的人则来吃饭……他们喝酒，唱歌。他们喝醉了。他们又一起开枪。可以看到露在坑外的手和腿。

还有一个类似的事例。在乌克兰，一位名为威廉·韦斯特海德（Wilhelm Westerheide）的纳粹地区委员参与了长达两周、对约1.5万名犹太人的大屠杀。温迪·劳尔（Wendy Lower）在《希特勒的怒火》（Hitler's Furies，2013）中描写了这场超现实的杀人派对：

在杀人时，韦斯特海德和他的同伙“在宴会上和几个德国女人痛饮……在血泊中吃喝”，还播放着背景音乐。在这里，行凶者在执行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时，他们用酒精来建立同志友谊，减少顾虑。

行刑队在受害者的坟地间庆祝，而当地的酒吧和饭馆也成为了庆祝大规模屠杀的场所，在狂饮时还伴随着强调坚强、同志情谊和暴力等纳粹理念的歌曲。在波兰韦伊海罗沃市的一间酒吧里，一位目击者听到一群“显然刚结束行刑的”党卫军在讨论“（受害者的）脑浆如何溅得到处都是”。与此类似，当时在Zakrzewo一家饭店工作的17岁女孩Marianna Kazmierczak证实，在1939年秋天，党卫军常常在那里聚集喝酒，在大规模杀人之后举杯庆祝。在《战争、讲和与大屠杀，1939年》（War, Pacification, and Mass Murder, 1939）引用的证词里，她说道：

最终，他们喝得半醉，气氛很欢乐，好像他们都陶醉了。他们唱歌跳舞……每次大量杀人之后就会有这样的酒局……有时候一周数次。喝酒常常持续到深夜。

唱歌和喝酒时庆祝的仪式活动，是一种增进男性友谊、促进对群体及其种族灭绝特许状认同感的机制。在这些事例中，酒精既是杀人的奖赏、男性友谊的润滑剂，也是心理调适的手段。

在1942年1月转移到华沙之后，第六十一警察队在犹太人聚居区外开了一家酒吧。这间Krochmalna酒吧不仅为下班的警察们提供了一个饮酒狂欢的场所，也是庆祝杀人和男性相互竞争的地方。警察们比赛谁杀的犹太人数量多，吹嘘他们的“成绩”。这些警察并非个例，因为来自其他单位的人也在记录着自己的杀人数目。第九警察队的一名前警察在战后作证说：“我还知道有几个人精确记录了自己杀害的人数。他们彼此还相互吹嘘这些数字。”在第六十一警察队那里，酒吧的前门成了他们的计数板，估计有500个刻痕在上面，每五个一组，代表了酒吧顾客们杀害的犹太人数量。在战后对此团体华沙地区活动的调查中，一名国家公诉人说，“庆祝胜利”是这个小集体在大量杀人后的惯常活动。

酒精、暴行和庆祝仪式之间的关联并非独属于东线战场。在卢旺达屠杀期间，法国记者让·哈茨菲尔德（Jean Hatzfeld）采访了胡图族的行凶者。在他的著作《弯刀时节》（Machete Season，2003）里，他注意到了当地cabarets（酒吧）的重要性：它们是社交聚集的地点，也是计划、组织和庆祝杀害温和胡图族人和图西族人的地方。一名胡图族行凶者观察到：

（杀人者）一起行动。你可以看到他们外出杀人和在cabaret喝酒都是平分的。在种族屠杀期间，我知道总是这一群人出去砍杀，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另一位女性目击者描述了他们是如何分配从受害者那里抢来的财物，以及如何进行夜间庆祝活动的：“男人唱歌，每个人都喝酒，女人一晚上要换三次衣服。比婚礼还要吵闹，每天都是醉酒的狂欢。”至少对于这些男人和某些女人而言，在大量杀人之后，杀人地点和酒吧成为了群体社交和庆祝的场所。

尽管醉酒并非种族屠杀的前提条件，但很显然，酒精和饮酒仪式是纳粹东线种族屠杀中的重要元素——无论是从放满烟熏香肠和伏特加的桌子上用小杯一饮而尽，在尸体坑边拿着瓶子大口喝酒，还是在杀完人后的啤酒派对上来上一杯。那个庆祝自己杀了1000人的党卫军，不仅仅是在派对上喝醉了，而且真的陶醉于杀戮行为之中了。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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