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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威尔·塞尔夫:小说注定要成为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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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威尔·塞尔夫:小说注定要成为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

“在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在《猜火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了。”

威尔·塞尔夫(图片来源:Camera Press 拍摄:Francesco Guidicini)

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出版有10部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几部非虚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疯狂的数量理论》(The Quantity Theory of Insanity),《道林:一场模仿》,《走向好莱坞》(Walking to Hollywood),三部曲——《伞》(Umbrella)、《鲨鱼》(Shark)以及《电话》(Phone)。

《卫报》:你的三部曲一共长达1500页,故事围绕着精神病医生扎克·巴斯纳展开,这个角色也经常在你的其他小说中出现。《电话》作为系列的最后一部,还突出了技术的进步和冲突的后果。所以这部小说的容量应该很大?

威尔·塞尔夫:我在这本书里写到了新技术的起源,写到了阿尔茨海默症、孤独症、战争、女权。我觉得这本书得到的反馈依然会是:啊你居然真的完全不分段!在一长串连贯的表述中,我想反映的是新闻下面长长的跟帖、数字时代长长的数据线,还有现代思想影响下长长的广告。我想通过这种陈旧的形式来反映新媒体的影响。

《卫报》:伊拉克战争在《电话》中是个很重要的事件,你为什么写它?

威尔·塞尔夫:英国好像还没有严肃文学作家写到过伊拉克战争,我认为这是过去20年来我们国家最大的污点。我们对这场战争仿佛集体失忆了,从来没有人提起,现在我们做政治决策时,也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

《卫报》:在写作风格方面,你希望这三部曲获得什么样的成就?

威尔·塞尔夫:小说中的大量细节很值得注意。这真是个悖论,我好像把自己当成是个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家了。但是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人们的脑子里总是充斥着大量转瞬即逝的想法。小说中出现的东西往往会给人一种日常的假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道林:一场模仿》
 [英]威尔·塞尔夫 著 赵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月

《卫报》:你说你是一个社会现实主义者,但是你的作品很显然都是现代主义的。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认为现代主义写作是艰深而浮夸的呢?

威尔·塞尔夫:我也不傻,我很清楚读者的喜好。读者喜欢那种明确交代发生了什么事的小说,这一点几乎无可辩驳。我不能强迫读者相信所有小说都得照我这么写,实际上我自己也不这么想。我甚至对自己的写作方式都不是很认同,还有伊弥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 ),还有写《太阳的骨头》(Solar Bones)的迈克·麦考马克(Mike McCormack)——我们都被归类为新现代主义者,我们这些人就该一起被放到一个盒子里,远离主流小说。

《卫报》:你似乎对小说的未来不是很乐观?

威尔·塞尔夫:我认为小说注定要成为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顺带着还有架上绘画和古典交响乐。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我从1990年开始出书,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在《猜火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了。

《卫报》:现在的一种普遍说法是,讲故事的重心现在已经转移到影视戏剧领域了。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威尔·塞尔夫:在20世纪,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就像希腊和罗马。电影是依赖于小说的,至少是在发展初期。问题是,现在电影本身的渠道就已经分化得零零散散了:片段播放、流媒体、刻录成光盘、在手机端观看……电影不再需要小说在它背后作为支撑。这对小说来说是一场灾难,当下小说的没落就像自由落体一样。

《卫报》: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在写什么?

威尔·塞尔夫:在写回忆录,这种写作方式非常与众不同,但也很有意思。形式会很像艺术家传记,因为我最近很迷恋这种体裁。回忆录只集中讲述8年间的事情——从我17岁到25岁,对每个人来说这段时期都是智力和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我与众不同的一点是,这个阶段也正好是我海洛因成瘾的时期。

《卫报》:回顾过去是什么感觉?

威尔·塞尔夫:很矛盾。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非常不快乐,经常有自杀倾向。但是我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光。

《卫报》:你喜欢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威尔·塞尔夫:我完全是数字化的。我很早就开始习惯数字阅读,现在已经很少读纸质书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数字阅读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会让你更难学到东西。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学生的论文在句法上是一团糟的,因为他们一直都依赖于电脑进行语法纠正。而电脑的这种纠正就像在水里画画,什么都留不下来,学生最终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们这一代算是数字移民,我们还保留着纸质印刷时期的思维方式。

Olivetti Lettera 22打字机

《卫报》:那写作呢?

威尔·塞尔夫:说到写作,我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我不认同在电脑上进行写作,我过去16年所有的书都是在打字机上写的,那是一台经典的老式Olivetti Lettera 22。

《卫报》: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威尔·塞尔夫:我在看一本叫《如何改变你的思想》(How to Change Your Mind)的书,写的是一种新型迷幻药。还有《雅典的泰门》,因为最近可能有一个歌剧的项目。出于消遣,我又重读了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我认为这个作家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

《卫报》:读完这些呢?

威尔·塞尔夫:我在起草一份伟大女性作家的名单,因为我在学校教授了一门课,课程内容是关于文学的影响力和影响我写作的书籍,我的一个学生发现这些书都是男人写的。我还打算读一些文化背景更多样化的英语文学。我不太喜欢当代小说。我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小说了,我想多花点时间在阅读上。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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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Will Self: ‘The novel is absolutely doomed’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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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威尔·塞尔夫:小说注定要成为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

“在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在《猜火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了。”

威尔·塞尔夫(图片来源:Camera Press 拍摄:Francesco Guidicini)

威尔·塞尔夫(Will Self)出版有10部小说,5部短篇小说集和几部非虚构作品。他的主要作品有:《疯狂的数量理论》(The Quantity Theory of Insanity),《道林:一场模仿》,《走向好莱坞》(Walking to Hollywood),三部曲——《伞》(Umbrella)、《鲨鱼》(Shark)以及《电话》(Phone)。

《卫报》:你的三部曲一共长达1500页,故事围绕着精神病医生扎克·巴斯纳展开,这个角色也经常在你的其他小说中出现。《电话》作为系列的最后一部,还突出了技术的进步和冲突的后果。所以这部小说的容量应该很大?

威尔·塞尔夫:我在这本书里写到了新技术的起源,写到了阿尔茨海默症、孤独症、战争、女权。我觉得这本书得到的反馈依然会是:啊你居然真的完全不分段!在一长串连贯的表述中,我想反映的是新闻下面长长的跟帖、数字时代长长的数据线,还有现代思想影响下长长的广告。我想通过这种陈旧的形式来反映新媒体的影响。

《卫报》:伊拉克战争在《电话》中是个很重要的事件,你为什么写它?

威尔·塞尔夫:英国好像还没有严肃文学作家写到过伊拉克战争,我认为这是过去20年来我们国家最大的污点。我们对这场战争仿佛集体失忆了,从来没有人提起,现在我们做政治决策时,也好像从来没发生过这件事。

《卫报》:在写作风格方面,你希望这三部曲获得什么样的成就?

威尔·塞尔夫:小说中的大量细节很值得注意。这真是个悖论,我好像把自己当成是个社会现实主义小说家了。但是生活本身就是如此,人们的脑子里总是充斥着大量转瞬即逝的想法。小说中出现的东西往往会给人一种日常的假象,但事实并非如此。

《道林:一场模仿》
 [英]威尔·塞尔夫 著 赵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1月

《卫报》:你说你是一个社会现实主义者,但是你的作品很显然都是现代主义的。为什么人们通常会认为现代主义写作是艰深而浮夸的呢?

威尔·塞尔夫:我也不傻,我很清楚读者的喜好。读者喜欢那种明确交代发生了什么事的小说,这一点几乎无可辩驳。我不能强迫读者相信所有小说都得照我这么写,实际上我自己也不这么想。我甚至对自己的写作方式都不是很认同,还有伊弥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 ),还有写《太阳的骨头》(Solar Bones)的迈克·麦考马克(Mike McCormack)——我们都被归类为新现代主义者,我们这些人就该一起被放到一个盒子里,远离主流小说。

《卫报》:你似乎对小说的未来不是很乐观?

威尔·塞尔夫:我认为小说注定要成为一种边缘的文化形式,顺带着还有架上绘画和古典交响乐。这个趋势已经开始了。我从1990年开始出书,在自己的写作生涯中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在英格兰,甚至整个英国,在《猜火车》之后就再也没有一部小说能引起大家的广泛讨论了。

《卫报》:现在的一种普遍说法是,讲故事的重心现在已经转移到影视戏剧领域了。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威尔·塞尔夫:在20世纪,小说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就像希腊和罗马。电影是依赖于小说的,至少是在发展初期。问题是,现在电影本身的渠道就已经分化得零零散散了:片段播放、流媒体、刻录成光盘、在手机端观看……电影不再需要小说在它背后作为支撑。这对小说来说是一场灾难,当下小说的没落就像自由落体一样。

《卫报》:三部曲已经完成了,你现在在写什么?

威尔·塞尔夫:在写回忆录,这种写作方式非常与众不同,但也很有意思。形式会很像艺术家传记,因为我最近很迷恋这种体裁。回忆录只集中讲述8年间的事情——从我17岁到25岁,对每个人来说这段时期都是智力和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而我与众不同的一点是,这个阶段也正好是我海洛因成瘾的时期。

《卫报》:回顾过去是什么感觉?

威尔·塞尔夫:很矛盾。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大多数时候,我都非常不快乐,经常有自杀倾向。但是我也曾有过美好的时光。

《卫报》:你喜欢读纸质书还是电子书?

威尔·塞尔夫:我完全是数字化的。我很早就开始习惯数字阅读,现在已经很少读纸质书了。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数字阅读却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它会让你更难学到东西。如果你是老师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学生的论文在句法上是一团糟的,因为他们一直都依赖于电脑进行语法纠正。而电脑的这种纠正就像在水里画画,什么都留不下来,学生最终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们这一代算是数字移民,我们还保留着纸质印刷时期的思维方式。

Olivetti Lettera 22打字机

《卫报》:那写作呢?

威尔·塞尔夫:说到写作,我的观点则完全相反。我不认同在电脑上进行写作,我过去16年所有的书都是在打字机上写的,那是一台经典的老式Olivetti Lettera 22。

《卫报》:你现在在读什么书?

威尔·塞尔夫:我在看一本叫《如何改变你的思想》(How to Change Your Mind)的书,写的是一种新型迷幻药。还有《雅典的泰门》,因为最近可能有一个歌剧的项目。出于消遣,我又重读了保罗·索鲁(Paul Theroux)——我认为这个作家的价值被大大低估了。

《卫报》:读完这些呢?

威尔·塞尔夫:我在起草一份伟大女性作家的名单,因为我在学校教授了一门课,课程内容是关于文学的影响力和影响我写作的书籍,我的一个学生发现这些书都是男人写的。我还打算读一些文化背景更多样化的英语文学。我不太喜欢当代小说。我可能暂时不会再写小说了,我想多花点时间在阅读上。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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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Will Self: ‘The novel is absolutely do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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