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不重要。“我从来不相信书评，” 卡尔·奥维·克瑙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最近在接受一次公开采访时说。丹尼斯·约翰逊（Denis Johnson）在自己的小说《Doppelgänger, Poltergeist》中借一个年老的诗人之口说，自从他丢掉了“诗人人格”，自己就“伪装成了一个文学评论者，并且还很成功”，“但是评论并不是真的，不是切切实实的事物。”WH·奥登在1962年的作品集《染匠之手》（The Dyer's Hand）中说：“有些人太聪明了，当不了作家，但是他们也不能当评论家。”考虑到对评论本身的评论，你很容易就能看到一些跟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在2016年6月所言相类似的言论，“这个国家的专家已经够多了。”

书评当然重要。写书评的人往往都会这样说，但这件事确实是可以证明的。书评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起到过滤的作用，充当思想的塑型器。尼古拉斯·贝克（Nicholson Baker）在1991年的作品《U&I》一书中说，“书评而非书”是“思想史上推动变革的主要引擎”；因为没人能读完自己所有想读的书，所以书评有时候就要代表书本身。书评更具有争议的一点在于其影响力，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书评有影响力吗？如果有，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

要想证明书评的影响力，你需要去看一些已有认识和观点的作品，也要看一些自己完全不懂的。BBC广播第四频道的《周日评论》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涉及内容包括书籍、电影、电视节目以及展览。听这个节目，记下你赞同的和不赞同的评论。重复几次，你就会发现：这些评论会影响你的个人喜好，你会更容易赞同那些你之前不了解的作品，而不是你已熟知的。我曾经就遇到过一次，这个节目谈到了一本小说，和我读过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节目谈到其它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因为节目做出的评判就不去看这部电影。这说明了两件事：书评重要，因为确实产生了实际影响；书评从来不是简单的“对”或“错”。

尽管现在有了一些对评论的现代化量化方法，比如电影领域的烂番茄（Rotten Tomatoes，电影评分网站）指数，但这个指数也会造成一些偏离客观的不实印象，评论不仅仅只是一个观点。所以好的评论总是能回归作品本身，用作品本身证明自己的观点。奥登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诗或者小说，他想写伊甸园，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但如果他写文学评论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跟读者说实话，让读者也有权去评判他的评论。”差的评论并非是将一件事情“弄错了”，而是没能如实传递信息，充斥着各种缺乏实证的观点与见解。

对某些人来说，评论是艺术的敌人。乔治·克鲁尼曾告诉一名土耳其记者，“我想看到你先去拍一部电影，然后再对《索拉里斯》（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乔治·克鲁尼主演电影，口碑较为一般）评头论足。”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L. Jackson）也曾怒斥《纽约时报》电影评论员AO·斯科特对《复仇者联盟》的评论（“令人难以忍受的、空洞无脑的、虚伪傲慢的评论”）。随后斯科特又写了一篇《宁愿在批评中活着》（Better Living Through Criticism）的文章为自己的影评辩护，称这是一次“反批判对话”，传承自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格劳孔（注：古代雅典哲学家柏拉图的亲哥哥）。

著名记者兼《书商》杂志前编辑尼古拉斯·克利（Nicholas Clee）在其最新出版的一本Kindle电子书中，谈到了反批判对话，他说：“想用一大堆文学评论去影响文学奖项评委评奖的想法是错误的，这会让很多杰出作品被埋没。”

这些“杰出”作品之所以会被埋没，是因为它们都是类型小说，比如克利自己很喜欢的犯罪小说。评论界往往会忽视一些书本身的品质，比如那些讲述太空冒险或者凶杀案的小说。克利在这方面感到有些愧疚，他承认自己在1993年担任布克文学奖评委时，将一部分参选作品归为了“惊悚作品”，他认为这类作品的存在“没有一点儿文学价值”。

虽然克利的文章很受欢迎，一些读者也很赞同他对其他一些书评人的批评，比如批评《理查德和朱迪的图书俱乐部》（Richard and Judy Book Club，一档荐书电视节目，于2009年被砍）的安德鲁·哈根（Andrew O'Hagan）、批评史蒂芬·金的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以及见谁就批评谁的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但是克利没能达到奥登对评论者的要求，那就是书评人必须要描绘出自己的伊甸园。

克利确实也想描绘出自己的伊甸园，想告诉那些反类型评论人他们其实错过了很多好作品，但克利失误了。克利曾引用了卡琳·斯劳特（Karin Slaughter）2015年伊恩·弗莱明钢匕首奖获奖作品《警察镇》（Cop Town）中的一段话来称赞这位作家，他说卡琳“精于”利用“三”法则（即英语中的“坏事成三”一说，一件坏事发生后，必定还会接连发生另两件坏事）。但是克利的评论没能充分证明这是一本“杰出的有感染力的杰作”。克利引用的内容也没能做到这点：“特里的朋友都是叫巴德、马克或瑞德这种名字的，他们谈论美好的旧时光，就好像牧师在说天堂。他们都有好几个前妻、情妇，以及关系不好的成年子女。”

克利引用的段落是有用的，但是“所有这些”把书中的人物降维成了一个无差别的整体，就像一组风格相同的漫画，一部优秀的文字作品完全不应该呈现出这种内容。我没读过卡琳的作品，所以不敢说这本书好不好，但是克利对这本书的评论并没能说服我。他的伊甸园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诱人。

但是，退一步说，如果你赞同克利的观点，认为文学奖评选和书评人损害了类型小说的发展，那么在近15年里，当网络已完全颠覆了传统媒介的信息传播，他们的观点还重要吗？现在，已经有一群记者、博主、学术专家和编辑开始思考书评在数字领域的地位了，他们活跃的阵地是一家叫做《数字评论家：文学文化网络版》的数字媒体，书评人包括侯曼·巴拉卡特（Houman Barekat）、罗伯特·巴里（Robert Barry）和大卫·温特斯（David Winters）。这家媒体主页的导航栏上有一些有趣的板块，比如政治和实践写作、用博客打造事业、以及路易斯·伯里（Louis Bury）的《关于话题评论和文化逻辑的快速指南》。

网络评论可能比任何书籍都能对评论文化产生更具变革性的影响，伯里说：“网络评论反馈迅速，已经快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并且人们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了。”伯里后来还在2015年布朗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评论性回应的观点。

伯里写道，数字评论可以覆盖到一些非常细节的源文本。正如书评取代了书籍本身一样，如今海量的评论亦可以轻易淹没原始文本，原始文本完全跟不上二手信息的传播速度，结果就出现了很多“评论总结”，即对所有评论的总结性文章。不难想象，这种交流方式让我们失去了多少展开文化对话的机会。

虽然《数字评论家》的作者们也承认数字评论领域存在很多问题，但他们仍然认可评论本身内在的价值。我更赞同AO·斯科特对数字时代书评的担心，他认为，“一系列复杂故事、图片、声音、审美和疑问，最终都是关于我们所体验的价值的。那么我应该喜欢吗？我得到有价值的体验了吗？”斯科特相信，评论是高尚的、重要的实践，但这是真理吗？有时候我更欣赏奥登的观点：“我从未写过一句评论，除非有人要求我……但我还是希望我评论的那些作品里有一些爱，我为它们写评论只是为了钱。”

（翻译：张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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