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上行走的，男的你就当做是盗贼，女的就当做是娼妇吧。”村松梢风在《魔都》一书中夸张地写道。上世纪初，这位日本非著名作家来到中国上海，为上海发明了“魔都”的名号。在他看来，“魔都”之为“魔”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在人们上海几乎所有地方都能遇到卖春女。

村松梢风对卖春女的分类相当熟悉：她们大致可以分为上中下三档——“长三”是纯粹的艺伎，卖艺不卖身；“幺二”是卖艺也卖身。“长三”和“幺二”的称呼，据说来自是她们的价格行情——长三不管是打茶围还是出局都是三元；幺二打茶围一元，出局两元。在此之外，还有被称为“鸡”的暗娼群，流连在茶馆、娱乐场和大街之上，“鸡”不像长三和幺二，她们没有许可证，在官方的管控许可之外公然买卖。

村松梢风并不是唯一在中国寻花问柳的日本文人，与他同一时期，比他有名得多的日本作家——比如芥川龙之介和谷崎润一郎——也在他们的中国游记中，或是为了映证中国的落后与“罪恶”，或是单纯出于一种猎艳的心情，记录了类似的对中国卖春女的观察，以及他们往返于妓馆的记录。而他们对于近代中国卖春行业“身体力行”的观察，也与中国近代描摹妓院生活的狭邪小说《海上花列传》或是当年的妓院指南互相补充，构成了一类特殊的历史档案。

野鸡拉客：“锲而不舍地为自己争取”

据美国波士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在《上海·爱》一书中所说，“长三”和“幺二”在见客的礼仪上有所区别：要见高级妓女，必须由有身份的恩客介绍，不经介绍，客人不能进门；而要见幺二，就无需他人介绍，直接上门即可。与长三、幺二不同，低级的卖春女无需恩客预约，也不在家等待上门，她们走上街头，为自己争夺一点机会，这就是日本文人所遇见的拉客场景。

在《中国游记》的“罪恶”一章中，芥川龙之介曾写过自己遇上卖春女拉客的情境，还将之与在中国所见闻的抢劫、卖春、吸食鸦片等相提并论。他如此写道，在傍晚，走到青莲阁之类的茶楼，就可见到有无数卖笑女，她们见到日本客人就口念类似日语的短句招徕客人，“阿拿他、阿拿他”或是“撒以狗”。“阿拿他”是日语里的“亲爱的”，而“撒以狗”的意思，据芥川考察，流传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人拖着中国妇女寻欢时口中念的“撒，依靠”（快走啊）。 还有一些拉客的卖春女竟然戴着眼镜，似乎是出于时尚的考虑。

名气远逊于芥川龙之介的村松梢风，在《魔都》中更加细致地阐释了卖春女的拉客之道。他和友人去往青莲阁，发现这里的场面极其壮观——无数卖春女，有的缠着客人，有的互相打闹，有的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在一片吵嚷声、烟雾弥漫之中，他和友人刚一上二楼就卖春女“逮住”了，缠住友人的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逮住他的是一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看上去像一个赛璐璐的人偶似的”（赛璐璐：一种纤维塑料）。卖春女说，“我们很喜欢日本人，到我们家里去玩吧！”在她们身后，跟着一个胖胖的姨娘，她们在前面负责百般谄媚，姨娘负责让卖春女不要轻易放弃。所以当他和友人在桌边落座，卖春女锲而不舍地前来亲吻，惹得他们没有办法……

随着卖春女，他们穿过了窄窄的弄堂，深入了其中一家。登上二楼，村松见到一个“女郎屋”，屋内的摆设很简朴，只有一张挂着帷幔的床、靠墙摆放的凳子，还有其他一些廉价的用品。卖春女各自掌握的技能不同，那个上了年纪的妓女甚至会唱音调奇怪的日本歌，这足以说明她有相当的待客经验，而年幼的妓女只会夹住他的胳膊，姨娘来给他们奉上茶和瓜子，对他们说，“东洋宁，这个好来西。”他们无奈，只得在搁下一块银元后离开了。

从上面的片段中，我们不难看出日本文人对野鸡的嫌恶之情，讲述妓院生涯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也对野鸡拉客的场景极尽讽刺。在小说里，李实夫去花雨楼消遣，这里的布局是外面喝茶，里面烟榻——也就是被芥川龙之介斥为“罪恶”的所在。上市时分，花雨楼里“乱烘烘像潮涌一般”，然而实夫“皆不在意，但要留心野鸡”，因为这里，“原是打野鸡绝大围场，逐队成群，不计其数，说笑话，寻开心，做出许多丑态”。野鸡拉客的手段也十分大胆，虽然长相打扮连洁净都算不上——“脖子里乌沉沉一层油腻，不知在某年某月积下来的”，但仍时刻寻觅着潜在的客人，看到一个可能留心于自己的，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看那样子，只要客人一搭腔，便能顺势躺下。

名妓风范：文人既感到痴迷，同时又受到挑战

“野鸡”们的货媚卖淫属于“罪恶”，名士雅集之时所邀请来的“美人”就要风雅许多，因为她们无论是在才艺上还是姿容上，都属于更高阶层。芥川龙之介在上海的饭局上就通过“叫局”见到了许多美人，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与神州日报社长余洵在小有天酒楼的饭局。

饭局上邀请美人需要下局票，局票是邀请美人出局的便签。每家酒楼的局票不一样，芥川注意到，小有天的局票上面用红字印着“叫XX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XX座侍酒味勿延”的字样，而在之前他去过的雅旭园的局票边角上，还印着“勿忘国耻”的反日口号，局票上签上客人的名字之后就被送去传唤妓女。对于局票的来源，叶凯蒂在《上海·爱》中有一番考证：因为过去妓院都是官办的，陪客必须先向衙门购买一种竹签来邀请妓女。从这种官发的竹签发展而来，局票变成了妓女和客人之间的一个合同约定，也是日后算账的凭据。

下了局票之后，美人陆续而至。在酒局上，芥川龙之介对着其中一位唤为“爱春”的姑娘倾慕不已，也为另一位叫做“洛娥”的命运扼腕叹息，因为听别人说，这位姑娘眼见着就要跟贵州省长王文华结婚，到头来未婚夫却被暗杀了，所以仍在风月场中，无法自赎。局上群芳毕至，唯有一位芳名盖世的林黛玉，迟迟不见上场。这位林黛玉，就是当年沪上名妓“四大金刚”之一。

“四大金刚”的说法是晚清小说家、报人李伯元于他创办的《游戏报》上发明的，除了林黛玉，还有陆兰芬、金小宝和张书玉。“四大金刚”的提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伯元自己也颇为得意，“不料风会所驱，播为美谈，林陆金张四校书之名，几乎妇孺皆知，而四校书之声价亦增十倍”（校书是高级妓女的雅称，意思是图书编辑）。这个说法的流行，也为《游戏报》的报道提供了许多题材，不管是林黛玉的珠花大衣还是爱慕者的来信，都是值得报道的对象。清末报人对名妓风范的推崇追随，叶凯蒂认为，正是名妓引发了文人对未来的想象的体现，在文人还在新旧变化中犹豫不前时，她们已经凭借自己的生活方式、摩登风格充当了都市文化先锋，这让文人既感到痴迷，同时又受到挑战。 

回到芥川当日的饭局中，据神州日报社长所说，林黛玉对于二十年政局秘密的了解程度，仅次于大总统徐世昌，只是当年青春不再，芳龄已届五十八岁。芥川龙之介明显对这位有名的林黛玉有些失望，认为她更像是“娼妇一型”的女人，尽管涂脂抹粉，却并不太美丽。然而她看起来至多只有四十岁，一双手更是胖得近乎儿童，“手指根处的关节，深深陷入胖乎乎的手背里”。她的才艺给芥川龙之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和着胡琴、笛子的伴奏唱起秦腔时，同声音一起迸发出的力量的确技压群芳”。

林黛玉为何迟来？可能是因为邀请她的局子实在太多，她已经不再是“性伴侣”的角色，而是转变成了一位活跃在公共视线中的职业演员。在《上海·爱》中，叶凯蒂描述道，名妓经常需在多个饭局之中往来，所以有时候在一个饭局上只待十分钟，唱完一首歌就告辞，有时候也会有等得太久、甚至空等一场的情况。

阴森妓馆：“姑娘如荒寺的大殿中放置着的木雕佛像”

除了卖春女拉客和名妓陪客，文人们还会专程去妓馆猎艳。叶凯蒂曾在文中引用上海花界指南，将上海最高级的两种妓女“书寓”和“长三”形容为“精致绝伦，俨若王侯”；然而在村松和谷崎润一郎的游记里，他们并未见过如此高贵华丽的场面，相反，那些缺乏电力的、装修陈陋的古老妓馆给他们留下了阴森的印象。

村松梢风曾经朋友牵线，前往妓馆密布的棋盘街，也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等出版社汇聚之处。在那里，每家妓馆门前都挂着写有妓女名字的标牌，街上的房子都已经很老了，栏杆和门窗上积满了油污，看起来凄然阴沉，村松写道，“难以想象这是一条花街”。而妓馆内里的布置也差不多，底楼中央是一个大房间，看上去是一个祭坛，“好像进入了一艘海难之后被冲到孤岛边上好几年的旧船的船底一样，一片寂寥”。妓女所在的二楼房间倒比外面好一些，里面通常有挂着帷帐的大床、红木的桌子、椅子和梳妆台，除了主宾二人，房间里还有两个面目丑陋的中老年姨娘和一个正在见习阶段的雏妓。 

在苏州遇见花园大总统的经历，比这个棋盘街的经历还要“扫兴”，因为价钱没有谈拢——游船和歌妓两头都要给钱，村松没能搭船去青楼，只能自行前往。那家青楼的女主人名叫雪丽玉，号称“花园大总统”，所谓“大总统”，是每年当地报社投票选举出的最佳艺妓，这也与李伯元在《游戏报》上固定推出“花榜”有关——“花榜”以读者来信为投票依据进行民主选举。能见到如此一位“大总统”，在见面前，村松心怀感激：“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大总统呀，了不得呀。若你要是袁世凯或者段祺瑞这样的大总统，我们就无法拜谒了。”

然而到达妓馆，大总统却迟迟不得露面。他等不及自己闯入闺房，只见得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全无闭月羞花的样子，问话她也不搭理。同行的欧阳予倩、后来的戏剧家说道，“这个女人是在生气呢！”生气的缘由在于，以她的名义预定的船中途取消掉了，自然有损总统颜面。当天总统既然不愿意出面，青楼的聚餐也搞得莫名其妙，客人都是从各个地方召集来的，菜品又昂贵又糟糕。

谷崎润一郎在南京的秦淮附近，也见识过更令人愀然的景象。通过当地的“专业”导游，谷崎润一郎在狭窄幽深的巷子里，寻到了几家妓馆。他们进了一家门前字迹已然模糊了的馆子，因为南京电力不足，屋内也显得光线阴暗，陈旧不堪。接待谷崎润一郎的是一个老鸨，接着一个女子走了进来，叫做巧云。在谷崎看来，巧云长得极其秀美，“使她显得更美的，是比她所穿的黑缎子衣服更黑的、闪现出光泽的一头秀发和那充满无限娇媚的、仿佛惊讶般睁得大大的一双水灵灵的眼睛”，她的美丽也与这昏暗肮脏的环境形成了奇怪的落差。虽然他对这个姑娘深感兴趣，她却推脱晚上暂时接不了客，导游与鸨母反复谈判，价钱始终谈不拢，只得离开。

这之后，他们“如同在荒凉的废墟中彷徨一般”又寻了几家更加昏暗阴森的妓馆，在一家门口等待时，他甚至生出恐惧的情绪，“在这样漆黑的，进来后不知道出路的屋内，即便是被杀害了抛尸野外，这样的罪恶也将永远无人知晓。”院子里有五六个女孩子，可怜地瑟缩着双肩，就着酱菜喝粥，“每个都像老鼠似的脏兮兮”。还有一家，他见到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她如同“荒寺的大殿中放置着的木雕佛像似的，冷得索索地打颤，以纳闷的眼光打量着一个异国不速之客的闯入”。最终，谷崎润一郎以三元大洋的价格，在她家中留宿，风流的谷崎润一郎对这个女孩感到满意，“她的肢体是那么地柔软，用力一压的话真会把她压坏。脸上的五官长得像成年人一样端正，却又像赤子一般稚嫩。”

值得一提的是，村松与谷崎润一郎没有如愿与第一流的妓女相处，与其说是缺少金钱的缘故，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只是匆匆来去的外国游客，没有与当地的高级妓院和高级妓女建立起“相好”的关系，而这种“相好”的关系，需要持续不断的金钱投入和情感经营。就像《海上花列传》里所写的许多对恩客与妓女，当他们进入了这个阶段，他们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类似爱情的、亲密排他的情感，他们甚至会把彼此视作丈夫或妻子，“妻子”让妓院的姐妹称对方为“姐夫”。所以，时间有限，语言不通，金钱也不富裕，没有成为“相好”条件的日本文人，就可能因此与最华丽高级的妓馆、最才艺双绝的佳人无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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