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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克·帕菲特去世 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

帕菲特对规范道德理论、元伦理学、个人同一性、时间与死亡、哲学的未来等议题的深入思考,均在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德里克·帕菲特 图片来源:网络

据哲学网站Daily Nous消息,英国著名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于当地时间1月1日去世,享年74岁。

帕菲特被英美哲学界普遍誉为当代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曾获得Rolf Schock哲学奖。他对规范道德理论、元伦理学、个人同一性、时间与死亡、哲学的未来等议题的深入思考,均在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讣闻传出后,许多哲学学者纷纷表示意外和惋惜,并评论说帕菲特的哲学生命远未结束。

帕菲特194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父母曾在成都当地的教会医院教授预防医学,帕菲特出生一年之后全家便返回英国,定居于牛津。十岁时他被父母送到寄宿学校,曾就读于著名的伊顿公学。1961年帕菲特进入牛津大学,主修历史专业,毕业后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两年。1966年返回牛津后,帕菲特决定研究哲学,旋即以优异的成绩获取了万灵学院为期7年的奖学金。帕菲特自1974年起担任万灵学院的研究员,直至2010年以荣休研究员的头衔退休。万灵学院研究员职位并无教学任务,帕菲特频繁前往美国的哈佛大学,纽约大学和罗格斯大学任教。

帕菲特的妻子珍妮特·拉德克利夫·理查兹(Janet Radcliffe Richards)也是一名哲学家,研究领域为生物伦理学和女性主义。多年的学院生涯让帕菲特习惯了体制提供的单身生活,而理查兹显然也并不是需要丈夫时刻陪伴在身边的女性。一个在牛津,一个在伦敦,两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聚少离多。事实上,他们直到2011年才正式登记结婚。

帕菲特和妻子理查兹

尽管帕菲特的著作并不多,但每一本都是引起学界广泛讨论的长篇巨著。1984年出版的《理与人》(中译本长达774页)被誉为天才之作。这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探讨了数种自我挫败的道德理论;将不同时间中的自我利益引入到对合理性概念的探讨;个人同一性问题;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帕菲特为阐述个人同一性的问题而设计的思想实验尤为有趣,经常被课堂讨论和二手文献提及。

设想有这样一种传输机:一个人进入这种机器之后即被催眠,然后被分解成原子,所有原子的信息都被拷贝下来,并以光速传输至火星。火星上的机器接收到信息之后,用火星的材料(碳原子,氢原子等)将这个人重新制作出来,所有原子的相对位置与先前的人体构造一一对应。这个火星上的复制人保留了此前所有的记忆,但他和地球上那个进入传输机的人是同一个人呢?帕菲特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能够判定前后两人相异。在他看来,对于人格同一性而言最重要的是R关系,即心理上的连续性(continuity)和关联(connectedness)(记忆和性格)。

帕菲特是一名分析哲学家,也是无神论者,而他关于自我的观点竟与佛陀的教诲颇为相通,对于这一点他也感到颇为欣慰。《纽约客》对帕菲特的一篇人物特写里提到,西藏某个寺院的僧人竟然把《理与人》当做经书来诵读。在帕菲特看来,与丧失心理内容(记忆,信念,欲望,秉性等)而继续生存相比,个人死亡但心灵内容通过他人继续存在显得更为可取。这种观念上的认识也让他对自己的生命有了不同的看法:

我的生命好像是一条玻璃隧道,每过一年我在其中移动的速度就越快,而隧道的尽头则是黑暗……(然而)当我改变观念,玻璃隧道的墙壁也就消失了。我现在生活在开阔之地中。我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仍然不同,但差异变少了。我与其他人更接近了。我更少考虑自己的余生,而更多考虑他人的生命。

年轻时的帕菲特

在《理与人》出版近三十年后,帕菲特于2011年出版了第二部著作《论重要之事》。这是一本长达1400页的巨著,分上下两卷出版。封面的照片是帕菲特自己拍摄的。他是个摄影爱好者,从1975年到1998年,每年他都会花5周的时间用来拍摄圣彼得堡和威尼斯的古典建筑。帕菲特希望能够在书里回应所有的批评,所以他把手稿发给了几乎所有他认识的哲学家,期待他们给出批评,并经常在研讨会上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讨论。他把这些意见和反驳吸收进来,不断地扩充书的内容,到最终出版时已经形成了巨无霸般的体量。《论重要之事》甫一面世,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便盛赞它是自1873年西季威克的《伦理学方法》出版以来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

在正式出版之前,《论重要之事》用于学术讨论的手稿被帕菲特命名为《攀登山峰》(Climbing the Mountain),这一看似与哲学无关的书名其实总结了帕菲特在书中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在体系性道德理论的发展历史上有两种泾渭分明的理论范式:后果主义着认为,行为的对与错取决于该行为造成的总体后果。康德主义者(道义论者)则认为,某种形式的绝对命令决定了行为的对与错,无论其后果是好是坏。这两种理论各自有多种修正和变体,但是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两者的区分是“深刻而基本的”。然而帕菲特却认为这两种理论形态背后存在着“趋同性”,就好比攀登山峰时,有人选择了从东边攀,有人选择从西边攀,他们采取的路径不一样,但通向的却是同一个山顶。

帕菲特认为康德道德哲学的普遍化公式是可行的,只是需要进行一定的修正,他将其称为“康德的契约主义公式”,即“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该原则的普遍接受是每个人能够合理地意愿的。”这种表述与当代哲学家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是一致的。帕菲特进一步论证道,康德式的契约主义实际上也蕴含着一种规则后果主义,因为可普遍化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那些能够产生最优后果的原则。如此,帕菲特整合出了道德的“三合一理论”(triple theory):“一个行为是错的,是当这样的行为被某些原则所驳回的时候,这些原则是能产生最优结果的(后果)、唯一普遍地被意愿的(康德主义)、不能被合理地拒绝的原则(斯坎伦契约主义)。”如此,帕菲特削弱了三种普遍道德理论的差异,而凸显出它们的趋同性。

《论重要之事》的优美封面

彼得·辛格透露,《论重要之事》第三卷已经付印,将于今年2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对辛格编辑的评论文章合辑的回应。辛格在悼念帕菲特的同时,公布了第三卷结尾的数段内容。在这几段文字里帕菲特简要阐述了对自己而言何为重要之事,且明言自己有写作第四卷的计划。不过斯人已逝,这本巨著也戛然画上了句号。现将这几段文字一并翻译附录于下:

我感到遗憾,在一本名为《论重要之事》的书里我极少谈到何为重要之事。我希望在第四卷里能够多谈谈。我将稍微修正此前的主张,作为这一卷的结束。

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这些富人未能阻止世界上最贫穷人口的痛苦和早亡,本来这事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一晚上的娱乐花费或许就能将某个穷人从死亡、眼盲或者长期且严重的疼痛中拯救出来。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对待这些最贫困人群的方式并没有错误,我们便和那些认为自己有权蓄奴的人相去无几。

有些人会问,我们这些富人应当把多少钱拿出来给予最贫穷的人群。但是这种问法错误地以为我们是将自己的财富拿出来赠与。这些财富只是在法律上属于我们。但是最贫穷的人群对于这些财富的一部分有着更强的道德资格。如我在一个脚注中所言,我们应该将自己所得的至少十分之一转移给他们。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如何应对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种风险。有些风险是我们制造的,我们也正在寻找应对这些风险和其他风险的方式。如果我们能够减轻这些风险,并且人类能够活过接下来的几个世纪,我们的后代或继承者可以通过向银河系扩散来消除这些风险。

有精彩的生命,也有可怕的生命,而我们将越来越拥有将生活变美好的力量。因为人类历史或许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预想,未来的人类或者超-人类能够实现我们现在无法想像的善好。用尼采的话来说,从来没有如此新的黎明,如此清晰的地平线,如此开阔的海洋。

正如近来的证据所显示的那样,如果我们是整个宇宙里唯一的理性存在,那么在未来可能的几十亿年时间里我们是否有后代或者继承者就变得尤为重要。也许某些继承者的生活和他们创造的世界,能够让我们所有人——包括那些受苦之人——有理由为宇宙的存在而感到高兴,尽管这并不能证明过去的苦难便是正当的。

注:本文在简述《论重要之事》的内容时,参考了江绪林先生对该书导言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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