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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前欧洲区主席亨茨勒:做一个“挑战极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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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前欧洲区主席亨茨勒:做一个“挑战极限”者

如古滕贝格所说,无论是在巴伐利亚科学技术顾问组的事务,还是作为巴伐利亚州政府未来顾问组、去官僚主义委员会的领导者,以及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启动项目以及与数字化时代的对接任务,无不体现着亨茨勒在公众事务上的杰出才能。

  • 作者独家专访麦肯锡前欧洲区主席赫伯特•亨茨勒先生

1941年11月3日,纳粹德国。

当日,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提高烟草税约80~95%,这个税率多年保持德国最高,直到纳粹政权瓦解后25年才被超越。这是纳粹德国禁烟运动的一部分。

亦在当日,在德国普罗辛根(Plochingen )一座叫做内卡豪森(Neckerhausen)的村庄,一个男婴诞生在当地的亨茨勒家族。这便是日后成长为经济学家的赫伯特•亨茨勒(Herbert Henzler)。

德国禁烟运动在纳粹政府力推之下,成了彼时全世界影响力最甚的禁烟运动。纳粹德国是首次研究肺癌与吸烟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的国家,并无意中开创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众禁烟运动。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甚至还曾以个人的身份,提供经费给成立于1941年的烟害研究局。颇有些人性化之举让我们看到这个暴君难得一见的温情的一面。然而,他带给世界更多的是地狱般的灾难。

1941年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极度动荡的世界。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12月11日,纳粹德国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达到最大之规模。

幼年赫伯特•亨茨勒于“当时无法理解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在他不久前出版的自传《挑战极限》中说,“战争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点点滴滴的烙印”。但他记得自己和同龄伙伴当时被称为“斯大林格勒年份”孩子,“这是因为1941年德国对苏联开战”。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生逢乱世,自给自足的农庄生活从未让童年的亨茨勒感到饥荒,只是偶尔会被城里人在身后喊 “愚蠢的农民”的时候稍稍有些自卑。

这个男孩开始思考如何摈弃“小农意识”了,他说当时“只知道一件事:这样冷酷的农业劳作是我此生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如其所愿,赫伯特•亨茨勒此后离开了父辈的农庄,成为麦肯锡德国总裁及欧洲区主席、创始人。

毋庸置疑,赫伯特•亨茨勒开辟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咨询界的先河,成为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一举赶超英国而跻身欧洲第一强国的传奇人物及幕后英雄。他被誉为“一个肩负着人类富强使命的商业天才顾问”!

“1970年7月1日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日”,亨茨勒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在麦肯锡公司的职业生涯开始了。1975年成为合伙人,1978年被选为董事,1983年成为股东会成员,并继John G. McDonald之后领导德国麦肯锡直至1998年底自动让贤,后担任欧洲区主席。

赫伯特•亨茨勒让销售额从1984年的4000万欧元疯涨到1998年的3.4亿欧元,这就是他开创的被津津乐道的“赫伯特式增长”,他的座右铭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这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德国商界精神领袖。

1998年11月,德国《经理人》杂志记录了亨茨勒决定让贤时的情景。麦肯锡总部时任掌门人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发表了一个即兴赞辞:“自麦肯锡创始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起,没有人像亨茨勒一样为公司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2001年底,亨茨勒因年满60岁从麦肯锡离职,但作为麦肯锡咨询委员会成员直至2007年;2002至2012年,担任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瑞信主席特别顾问;2009至2012年,担任德国瑞信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2012年,在纽约独立投资银行美驰(MoelisCompany)担任高级全球顾问。

亨茨勒在麦肯锡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德国企业全球化战略、重组及治理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秘诀,成为德国7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领路人。不止于此,他言传身教的8000余名商业精英,分布在德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中。

事实上,亨茨勒在德国不单单被奉为“工商界教父”,为数众多的德国政界人士从他那里寻求执政之道。而如何使得政府和企业互利共赢,对他来说了然于胸。“我想成为一个好公民,并不希望那些丰富的经济知识只为自己所用。”亨茨勒说。对这个国家的卓越贡献,使他两度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勋十字章”。

打开亨茨勒的名片簿,一眼望去闪烁着的尽是政要的名字:比如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德国总理),比如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德国前总理),又比如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巴伐利亚州前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äth,巴登-符腾堡州前州长)。

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德国前经济与能源部部长、前国防部长。当亨茨勒执掌德国麦肯锡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政界大人物中,政坛明星古滕贝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拥有童话般的显赫家世”的古滕贝格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部长,与亨茨勒迄今保持了近20年的友谊。

1996年,正值巴伐利亚-萨克森未来委员会召开大会之际,古滕贝格的父亲在古滕贝格城堡举办了一次晚宴,亨茨勒先生正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是古滕贝格与亨茨勒的第一次晤面,那一年古滕贝格仅有25岁。

“赫伯特•亨茨勒在经济界与政界间搭建的桥梁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在巴伐利亚州与联邦层面积极出谋划策和参与实务的热情也一直令我惊叹。” 古滕贝格在为亨茨勒自传《挑战极限》所作序言中赞誉:“在如今政治与经济全球性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局面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赫伯特•亨茨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古滕贝格看来,“他始终能把握住明显的问题,能看到,何处政事处理过于缓慢,或者存在自鸣得意的风险,尝试着随时贡献一臂之力”。这也正是亨茨勒能够担任巴登-符腾堡前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äth)与联邦经济部长赫尔穆特•奥斯曼(Helmut Haussmann)私人顾问而游刃有余的原因。

从1993年到2007年,他是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的重要幕僚。“作为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委托麦肯锡完成多个项目,所有的项目均由我负责。” 亨茨勒回顾那段时光时“认为他是一位目光长远的政治家”。

如古滕贝格所说,无论是在巴伐利亚科学技术顾问组的事务,还是作为巴伐利亚州政府未来顾问组、去官僚主义委员会的领导者,以及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启动项目以及与数字化时代的对接任务,无不体现着亨茨勒在公众事务上的杰出才能。

结识之初,亨茨勒与施托伊贝尔经常见面的场所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FC Bayern Munchen),而非巴伐利亚州的州长办公室。其时,施托伊贝尔是球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足球是他们除政务之外的共同话题。

足球无疑是德国最流行的运动。亨茨勒则说,“足球是战略性的运动,对它的爱植根在我的血脉里。”少年亨茨勒即是校足球队的队长,在他童年时代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就把他和弟弟拉进地下防空洞的邻家哥哥埃尔温(Erwin)是孩子们的榜样,因为他后来成为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VfB Stuttgart)的前锋,并13次入选国家足球队。

“我们坐在同一张桌边,赫伯特以他充满幽默感的风格与人闲谈。话题是我们共同的爱好——足球,我们当即一见如故。”被世人尊称为“足球皇帝”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前主席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这样描绘当年与亨茨勒的初次会面。那是1985年,在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慕尼黑官邸的晚宴上。

“赫伯特•亨茨勒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贝肯鲍尔在《挑战极限》序言中说,“在他的帮助下,德国足球队1988年获得了戴姆勒奔驰的赞助——直至今日——人们在德国国家队队服上还能看到梅赛德斯星形标记。”

而亨茨勒自此担任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首席管理顾问,并亲自参加制定德国这个最大足球俱乐部的特别管理发展计划。2006年,他还支持德国足球联合会在本土主办世界杯的工作。曾出任德国足协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等要职的贝肯鲍尔认为,亨茨勒为德国奠定世界足球强国地位立下了不朽功劳。

在FC拜仁,贝肯鲍尔近距离感受到亨茨勒对足球和咨询工作的热情。亨茨勒在监事会主持俱乐部考核委员会的工作,后辅助贝肯鲍尔将俱乐部的领导权顺利转交到乌利•赫内斯(Uli Hoenes)手中。不仅如此,亨茨勒在弗朗茨•贝肯鲍尔基金会内参与董事会工作也已超过十年。

“他对体育的热情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斯瓦比亚式实干家的天性。” 贝肯鲍尔说,自己和赫伯特•亨茨勒的交往常常是在他为麦肯锡足球俱乐部招新时,或是他创建的“锡米拉温人”登山小组的滑雪活动中。

16岁时,亨茨勒第一次上了滑雪课,授课人居然是1938年7月从北坡登上艾格峰(Eiger)的鼎鼎大名的安德尔•黑克麦尔(Anderl Heckmair)。此后,亨茨勒再也没有中断过滑雪,甚至还获得了德国滑雪协会的教练执照。

通过曾经的世界杯滑雪冠军克里斯蒂安•诺伊洛伊特(Christian Neureuther),亨茨勒与被称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成为好友。1991年,已然50岁的亨茨勒在梅斯纳尔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登山运动。“梅斯纳尔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喜欢置身其间,乐此不疲。”亨茨勒至今感叹道。

1992年,梅斯纳尔邀请亨茨勒参加一个去厄瓜多尔的考察旅行。他想和一个电影剧组一起接下德国电视台的任务,追寻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足迹。1802年,未能登顶6310米高的安第斯钦博拉索山,成为洪堡的一大憾事。而梅斯纳尔和亨茨勒共同修订路线后,甚至只用一夜就登上了峰顶。

亨茨勒曾问梅斯纳尔:“如果你不是极限登山历险家的话,你会干什么呢?”答曰:“我也许会成为企业高管或实业家,可以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付诸实施。”两人就此谈到登山和企业管理的相似之处,亨茨勒提议:“我们或许可以组织一个企业高管登山队。”梅斯纳尔一拍即合。

成立后的俱乐部以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山锡米拉温(Similaun)命名,这就是“锡米拉温人”登山小组。“锡米拉温人”限额21名成员,有出才能进。成员主要来自于德国男性企业家巨头及赫伯特•亨茨勒的挚友。以登山及滑雪活动为主,“锡米拉温人”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联系,并对当前和未来政治经济提出建议,直至今日都是决定德国以及欧洲经济动向和命脉的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

亨茨勒相信,登山者挑战极限的经验对企业高管大有裨益,“无论登山还是领导一家企业,人们必须全力投入,也就是说必须主次分明。但人们也必须具备放得下事务休息好的能力,在安静中思考;做事主动,为人谦恭,审时度势。”

亨茨勒对极限登山运动的理解,中国企业家黄怒波颇多感触。2013年8月到9月,黄怒波在德国境内旅行,走访了德国35个世界文化遗产。“在慕尼黑,我有幸与传奇人物亨茨勒博士相会。他的睿智、严谨和绅士风度深深吸引了我。”这是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亨茨勒的首次交会。

“狂热的登山爱好者”,这是黄怒波除诗人、企业家、慈善家之外的另一个标签。自2005年2月16日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开始,黄怒波完成了“7+2”(即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至南极、北极),其中三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一个绝不亚于专业登山运动人士的辉煌成绩。

“在挑战这样的自然极限中,我深深地体会是坚韧以及细心。登顶是为了活着回来。做企业也一样,是为了不断完美、存活下来。”黄怒波的登山体验与亨茨勒并无二致。黄怒波称亨茨勒“不但是一个登山爱好者,而且是一个德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盼望中国能有这样的人物,因为在经济大转型的时刻需要这样的智者来点拨迷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缺少这样的传奇人物,作为亨茨勒博士挚友及合伙人的知名华裔社会活动家索菲娅•李(Sophia LI),发愿推出亨茨勒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简体版以利益中国读者。黄怒波应邀为索菲娅•李担任总策划的这本自传写了推荐序言。

同期被推出的还有亨茨勒经典著作《麦肯锡思维》的中文版。德国林德集团(Linde AG)董事会主席Wolfgang Reitzle告诉大家“追逐转瞬即逝的所谓管理潮流没有必要,亨茨勒的信条是:仔细观察,承担责任,果敢行动。如何做到这些,他都写在了书里。”

“作为顶尖的咨询业者,Herbert Henzler帮助无数公司走向成功。他自己也是一名了不起的企业管理者。他总结经验并且告诉其他人,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SIEMENS)监事会主席Heinrich v. Pierer则如是评介《麦肯锡思维》。

在索菲娅•李的热心推动下,亨茨勒于中国阴历新年到来前欣然访华。2015年1月31日,“赫伯特•亨茨勒教授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版首发及《麦肯锡思维》再版新闻发布会”上,亨茨勒本人亲临现场。2月1日晚,亨茨勒在黄怒波陪同下,做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新年首场“高朋满座”论坛。

2月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会见了亨茨勒。工信部官方消息称“双方就新经济形势下中德工业合作面临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德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开放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如何应对挑战等内容广泛交换了意见”。

索菲娅•李表示,上述活动仅是她携手亨茨勒博士推进中德经贸与文化等方面系列交流活动的一部分,“中德交往本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传统,德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可谓‘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之一。而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则是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当然,我们如今致力于中德关系,已不单单停留在文化层面。身为华裔人士,同时谙熟两国历史或是我优势所在。”

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三百余年后,就中德关系递进,赫伯特•亨茨勒就此留给中国一个怎样美好的期待?(范正利,财经作家、资深媒体人)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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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古滕贝格所说,无论是在巴伐利亚科学技术顾问组的事务,还是作为巴伐利亚州政府未来顾问组、去官僚主义委员会的领导者,以及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启动项目以及与数字化时代的对接任务,无不体现着亨茨勒在公众事务上的杰出才能。

  • 作者独家专访麦肯锡前欧洲区主席赫伯特•亨茨勒先生

1941年11月3日,纳粹德国。

当日,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提高烟草税约80~95%,这个税率多年保持德国最高,直到纳粹政权瓦解后25年才被超越。这是纳粹德国禁烟运动的一部分。

亦在当日,在德国普罗辛根(Plochingen )一座叫做内卡豪森(Neckerhausen)的村庄,一个男婴诞生在当地的亨茨勒家族。这便是日后成长为经济学家的赫伯特•亨茨勒(Herbert Henzler)。

德国禁烟运动在纳粹政府力推之下,成了彼时全世界影响力最甚的禁烟运动。纳粹德国是首次研究肺癌与吸烟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的国家,并无意中开创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众禁烟运动。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甚至还曾以个人的身份,提供经费给成立于1941年的烟害研究局。颇有些人性化之举让我们看到这个暴君难得一见的温情的一面。然而,他带给世界更多的是地狱般的灾难。

1941年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极度动荡的世界。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12月11日,纳粹德国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达到最大之规模。

幼年赫伯特•亨茨勒于“当时无法理解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在他不久前出版的自传《挑战极限》中说,“战争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点点滴滴的烙印”。但他记得自己和同龄伙伴当时被称为“斯大林格勒年份”孩子,“这是因为1941年德国对苏联开战”。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生逢乱世,自给自足的农庄生活从未让童年的亨茨勒感到饥荒,只是偶尔会被城里人在身后喊 “愚蠢的农民”的时候稍稍有些自卑。

这个男孩开始思考如何摈弃“小农意识”了,他说当时“只知道一件事:这样冷酷的农业劳作是我此生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如其所愿,赫伯特•亨茨勒此后离开了父辈的农庄,成为麦肯锡德国总裁及欧洲区主席、创始人。

毋庸置疑,赫伯特•亨茨勒开辟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咨询界的先河,成为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一举赶超英国而跻身欧洲第一强国的传奇人物及幕后英雄。他被誉为“一个肩负着人类富强使命的商业天才顾问”!

“1970年7月1日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日”,亨茨勒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在麦肯锡公司的职业生涯开始了。1975年成为合伙人,1978年被选为董事,1983年成为股东会成员,并继John G. McDonald之后领导德国麦肯锡直至1998年底自动让贤,后担任欧洲区主席。

赫伯特•亨茨勒让销售额从1984年的4000万欧元疯涨到1998年的3.4亿欧元,这就是他开创的被津津乐道的“赫伯特式增长”,他的座右铭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这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德国商界精神领袖。

1998年11月,德国《经理人》杂志记录了亨茨勒决定让贤时的情景。麦肯锡总部时任掌门人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发表了一个即兴赞辞:“自麦肯锡创始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起,没有人像亨茨勒一样为公司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2001年底,亨茨勒因年满60岁从麦肯锡离职,但作为麦肯锡咨询委员会成员直至2007年;2002至2012年,担任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瑞信主席特别顾问;2009至2012年,担任德国瑞信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2012年,在纽约独立投资银行美驰(MoelisCompany)担任高级全球顾问。

亨茨勒在麦肯锡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德国企业全球化战略、重组及治理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秘诀,成为德国7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领路人。不止于此,他言传身教的8000余名商业精英,分布在德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中。

事实上,亨茨勒在德国不单单被奉为“工商界教父”,为数众多的德国政界人士从他那里寻求执政之道。而如何使得政府和企业互利共赢,对他来说了然于胸。“我想成为一个好公民,并不希望那些丰富的经济知识只为自己所用。”亨茨勒说。对这个国家的卓越贡献,使他两度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勋十字章”。

打开亨茨勒的名片簿,一眼望去闪烁着的尽是政要的名字:比如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德国总理),比如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德国前总理),又比如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巴伐利亚州前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äth,巴登-符腾堡州前州长)。

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德国前经济与能源部部长、前国防部长。当亨茨勒执掌德国麦肯锡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政界大人物中,政坛明星古滕贝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拥有童话般的显赫家世”的古滕贝格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部长,与亨茨勒迄今保持了近20年的友谊。

1996年,正值巴伐利亚-萨克森未来委员会召开大会之际,古滕贝格的父亲在古滕贝格城堡举办了一次晚宴,亨茨勒先生正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是古滕贝格与亨茨勒的第一次晤面,那一年古滕贝格仅有25岁。

“赫伯特•亨茨勒在经济界与政界间搭建的桥梁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在巴伐利亚州与联邦层面积极出谋划策和参与实务的热情也一直令我惊叹。” 古滕贝格在为亨茨勒自传《挑战极限》所作序言中赞誉:“在如今政治与经济全球性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局面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赫伯特•亨茨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古滕贝格看来,“他始终能把握住明显的问题,能看到,何处政事处理过于缓慢,或者存在自鸣得意的风险,尝试着随时贡献一臂之力”。这也正是亨茨勒能够担任巴登-符腾堡前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äth)与联邦经济部长赫尔穆特•奥斯曼(Helmut Haussmann)私人顾问而游刃有余的原因。

从1993年到2007年,他是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的重要幕僚。“作为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委托麦肯锡完成多个项目,所有的项目均由我负责。” 亨茨勒回顾那段时光时“认为他是一位目光长远的政治家”。

如古滕贝格所说,无论是在巴伐利亚科学技术顾问组的事务,还是作为巴伐利亚州政府未来顾问组、去官僚主义委员会的领导者,以及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启动项目以及与数字化时代的对接任务,无不体现着亨茨勒在公众事务上的杰出才能。

结识之初,亨茨勒与施托伊贝尔经常见面的场所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FC Bayern Munchen),而非巴伐利亚州的州长办公室。其时,施托伊贝尔是球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足球是他们除政务之外的共同话题。

足球无疑是德国最流行的运动。亨茨勒则说,“足球是战略性的运动,对它的爱植根在我的血脉里。”少年亨茨勒即是校足球队的队长,在他童年时代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就把他和弟弟拉进地下防空洞的邻家哥哥埃尔温(Erwin)是孩子们的榜样,因为他后来成为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VfB Stuttgart)的前锋,并13次入选国家足球队。

“我们坐在同一张桌边,赫伯特以他充满幽默感的风格与人闲谈。话题是我们共同的爱好——足球,我们当即一见如故。”被世人尊称为“足球皇帝”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前主席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这样描绘当年与亨茨勒的初次会面。那是1985年,在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慕尼黑官邸的晚宴上。

“赫伯特•亨茨勒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贝肯鲍尔在《挑战极限》序言中说,“在他的帮助下,德国足球队1988年获得了戴姆勒奔驰的赞助——直至今日——人们在德国国家队队服上还能看到梅赛德斯星形标记。”

而亨茨勒自此担任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首席管理顾问,并亲自参加制定德国这个最大足球俱乐部的特别管理发展计划。2006年,他还支持德国足球联合会在本土主办世界杯的工作。曾出任德国足协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等要职的贝肯鲍尔认为,亨茨勒为德国奠定世界足球强国地位立下了不朽功劳。

在FC拜仁,贝肯鲍尔近距离感受到亨茨勒对足球和咨询工作的热情。亨茨勒在监事会主持俱乐部考核委员会的工作,后辅助贝肯鲍尔将俱乐部的领导权顺利转交到乌利•赫内斯(Uli Hoenes)手中。不仅如此,亨茨勒在弗朗茨•贝肯鲍尔基金会内参与董事会工作也已超过十年。

“他对体育的热情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斯瓦比亚式实干家的天性。” 贝肯鲍尔说,自己和赫伯特•亨茨勒的交往常常是在他为麦肯锡足球俱乐部招新时,或是他创建的“锡米拉温人”登山小组的滑雪活动中。

16岁时,亨茨勒第一次上了滑雪课,授课人居然是1938年7月从北坡登上艾格峰(Eiger)的鼎鼎大名的安德尔•黑克麦尔(Anderl Heckmair)。此后,亨茨勒再也没有中断过滑雪,甚至还获得了德国滑雪协会的教练执照。

通过曾经的世界杯滑雪冠军克里斯蒂安•诺伊洛伊特(Christian Neureuther),亨茨勒与被称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成为好友。1991年,已然50岁的亨茨勒在梅斯纳尔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登山运动。“梅斯纳尔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喜欢置身其间,乐此不疲。”亨茨勒至今感叹道。

1992年,梅斯纳尔邀请亨茨勒参加一个去厄瓜多尔的考察旅行。他想和一个电影剧组一起接下德国电视台的任务,追寻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足迹。1802年,未能登顶6310米高的安第斯钦博拉索山,成为洪堡的一大憾事。而梅斯纳尔和亨茨勒共同修订路线后,甚至只用一夜就登上了峰顶。

亨茨勒曾问梅斯纳尔:“如果你不是极限登山历险家的话,你会干什么呢?”答曰:“我也许会成为企业高管或实业家,可以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付诸实施。”两人就此谈到登山和企业管理的相似之处,亨茨勒提议:“我们或许可以组织一个企业高管登山队。”梅斯纳尔一拍即合。

成立后的俱乐部以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山锡米拉温(Similaun)命名,这就是“锡米拉温人”登山小组。“锡米拉温人”限额21名成员,有出才能进。成员主要来自于德国男性企业家巨头及赫伯特•亨茨勒的挚友。以登山及滑雪活动为主,“锡米拉温人”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联系,并对当前和未来政治经济提出建议,直至今日都是决定德国以及欧洲经济动向和命脉的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

亨茨勒相信,登山者挑战极限的经验对企业高管大有裨益,“无论登山还是领导一家企业,人们必须全力投入,也就是说必须主次分明。但人们也必须具备放得下事务休息好的能力,在安静中思考;做事主动,为人谦恭,审时度势。”

亨茨勒对极限登山运动的理解,中国企业家黄怒波颇多感触。2013年8月到9月,黄怒波在德国境内旅行,走访了德国35个世界文化遗产。“在慕尼黑,我有幸与传奇人物亨茨勒博士相会。他的睿智、严谨和绅士风度深深吸引了我。”这是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亨茨勒的首次交会。

“狂热的登山爱好者”,这是黄怒波除诗人、企业家、慈善家之外的另一个标签。自2005年2月16日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开始,黄怒波完成了“7+2”(即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至南极、北极),其中三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一个绝不亚于专业登山运动人士的辉煌成绩。

“在挑战这样的自然极限中,我深深地体会是坚韧以及细心。登顶是为了活着回来。做企业也一样,是为了不断完美、存活下来。”黄怒波的登山体验与亨茨勒并无二致。黄怒波称亨茨勒“不但是一个登山爱好者,而且是一个德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盼望中国能有这样的人物,因为在经济大转型的时刻需要这样的智者来点拨迷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缺少这样的传奇人物,作为亨茨勒博士挚友及合伙人的知名华裔社会活动家索菲娅•李(Sophia LI),发愿推出亨茨勒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简体版以利益中国读者。黄怒波应邀为索菲娅•李担任总策划的这本自传写了推荐序言。

同期被推出的还有亨茨勒经典著作《麦肯锡思维》的中文版。德国林德集团(Linde AG)董事会主席Wolfgang Reitzle告诉大家“追逐转瞬即逝的所谓管理潮流没有必要,亨茨勒的信条是:仔细观察,承担责任,果敢行动。如何做到这些,他都写在了书里。”

“作为顶尖的咨询业者,Herbert Henzler帮助无数公司走向成功。他自己也是一名了不起的企业管理者。他总结经验并且告诉其他人,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SIEMENS)监事会主席Heinrich v. Pierer则如是评介《麦肯锡思维》。

在索菲娅•李的热心推动下,亨茨勒于中国阴历新年到来前欣然访华。2015年1月31日,“赫伯特•亨茨勒教授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版首发及《麦肯锡思维》再版新闻发布会”上,亨茨勒本人亲临现场。2月1日晚,亨茨勒在黄怒波陪同下,做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新年首场“高朋满座”论坛。

2月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会见了亨茨勒。工信部官方消息称“双方就新经济形势下中德工业合作面临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德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开放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如何应对挑战等内容广泛交换了意见”。

索菲娅•李表示,上述活动仅是她携手亨茨勒博士推进中德经贸与文化等方面系列交流活动的一部分,“中德交往本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传统,德籍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可谓‘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之一。而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则是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当然,我们如今致力于中德关系,已不单单停留在文化层面。身为华裔人士,同时谙熟两国历史或是我优势所在。”

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三百余年后,就中德关系递进,赫伯特•亨茨勒就此留给中国一个怎样美好的期待?(范正利,财经作家、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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