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作者：（美）柯文

译者：雷颐、罗检秋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

1867年，王韬开启了欧洲之旅的行程。

同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洪秀全选择了武装反抗，而王韬则是相对被动的远离了官宦生涯。1847年，他进入了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在英国商人投资的书馆工作。他的同事李善兰日后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数学家，而深受儒学经典训练的王韬自己则逐渐掌握了英文，他将成为许多欧洲思想经典的首个中文版译者，并将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品翻译为英文。

尽管王韬无法进入官场，但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政治热情，在接触西方技术之后，他开始得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技术、武器的观点。应该说，19世纪50-60年代的王韬，思想水平并没有超出当时中国思想阶层中其他人太多，但他是第一批摆脱了陈腐的朝贡秩序观念的中国文人，反对清政府因为拒绝外国外交使团在京驻留而引发战事的莽撞做法。

美国著名汉学家、美国中国研究第三代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柯文（Paul A．Cohen），师从费正清教授和史华慈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曾著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等杰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这本书是柯文所写的晚晴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王韬的评传作品。柯文在书中对王韬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王韬是19世纪中后期中国改革的重要推动者、中西方文明的调停者，并指出王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和判断，具有超越时代的正确性，当然，书作者也分析指出了作为转型时代思想家的王韬的若干局限。《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这本书对于读者理解中国晚清时期在剧烈外部冲击和驱动之下，所发生的错综化内在变化过程，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

19世纪50-60年代，中国南方发生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甚至超过了明末农民起义。驻留上海的王韬也被卷入其中。有意思的是，他曾上书清政府，就防范太平天国进犯上海提出了军事交易。但令人费解的是，清军缴获的一封署名黄畹、给太平天国献策进攻上海的信，也被确认是王韬所写。柯文梳理了这桩历史公案，指出王韬给交锋双方同时致信的目的，都在于避免战火殃及上海。当然，王韬卷入的这起风波，将使之永远无法正式进入清政府的官僚序列。

王韬避祸进入香港，为谋生计，他承揽了更多翻译工作。他与当时极具天赋的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的合作被传为佳话，王韬参与翻译了《诗经》、《春秋》、《左转》。他敏锐的察觉到，被称为同治中兴的洋务派改革，与日本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有着本质区别。书作者指出，这一阶段的王韬开始强化民族主义观念，但这种观念并非狭隘化的民族意识，而是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王韬并未将他的外国朋友以及其他外国人看成蛮夷，而他同意赴欧考察，将使他收获巨大，找出了西方世界的强大奥秘。

王韬首先抵达法国。拿破仑三世在19世纪50年代将巴黎进行了近代化的翻新，这个城市翻新了王韬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解。王韬到达英国后应邀到牛津大学演讲，赢得满堂喝彩。《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书中提到，王韬非常善于同英国平民交流，抓紧一切机会了解英国的经济、文化、社会事务。通过与英国平民的交流，王韬获知，铁路的发展，最初的确使得牧人和车夫失业，但很快就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成为国家与人民的财源，并有利于快速运兵以保障国家安全。他还获知，火车最初快速行驶导致车轮产生火花，有引发火灾的风险，后来有人发明了车轮冷却剂，王韬感慨说，“泰西制造精微，于此可见一斑”。他还造访了阿伯丁、格拉斯哥等英国城市，并向大英博物馆捐赠了大批图书。

这次考察结束之后，王韬回国创建了《循环日报》。他还致力于写作《法国志略》。王韬选择新闻与出版来推动国家进步，这从当时来看，似乎是个并不明智的选择，因为市场前景不明，并且通过改变人民观念与认识来促成进步，成效未免太差。柯文则指出，王韬出版报纸并频频亲自撰写社论，倡导改革，抨击愚昧，引介外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对外政策具有持续的影响，不少官僚私下向他请教改革方案，而年轻的革命者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时也借助了王韬的力量。王韬将文章写得通俗而不失优雅自然，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的历代中国政论家；并且，王韬的这种职业选择，也有效的影响到了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即打破了学而优则仕的单一逻辑。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书中还将王韬及其思想纳入到当时的世界图景中给予考量。王韬在许多时候沉浸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学术之中，但又要平衡新的外部世界的认知和知识体系。他不是一个成体系的思想家，但他精准的完成了对西方近代以来创造的世界知识与规则的消化，这是他能够得出若干超前判断的前提。书中以王韬对国际法体系的认知为例，指出王韬将19世纪世界格局理解为东周末年战国纷争的做法，当然不算是深刻看法，但他能够意识到国际法体系本身是对弱势国家的约束，因而在中外交往中力主和平。王韬拒绝滑入马基雅维利倡导的权谋外交逻辑，他所希望的是中国能够强盛起来，效仿英法美等强国掌握执行国际法的主动权。

王韬的历史观念无疑是落后的，他仍粗浅的将全球格局的变化尤其是霸权更迭，简单的与自然法则的演进等同起来，比如对普法战争的评析，就流于简俗的因果论。而他对于西方殖民统治提出的批评，依据其实也仅仅限于殖民扩张和统治的血腥暴力化。

全书第三、四部分分别介绍了王韬就近代中国改革提出的各方面建议，以及与他同时代在中国不同领域涌现的进步精英。王韬力倡中国进行教育改革，指出中国传统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陈旧及低效，建议大量培养实用性人才。他还希望政府尽到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推进平民基础教育，普及公共图书馆。

在经济政策方面，王韬希望中国积极借助民间资本、外资和政府力量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书中特意提到，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等官员力主疏通京杭大运河重建河运体系，王韬认为这种主张纯属一派胡言，因为运河管理和运送的成本远远高于海运，而中国要提高国力就必须直面外国竞争，大力发展海运事业。王韬不同于同时期的许多知识精英，对于政府直接参与航运等产业经营持反对态度，已经意识到垄断官僚阶层与工业化的格格不入。王韬还就中国修建铁路、提高矿产勘测开发、引进并推广机器生产等提出了相当超前的建议。柯文指出，王韬迷恋中国与西方经济竞争的想法，但一直倡导的是中国应形成独立而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而对于政府专营新兴产业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