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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的历史观

“历史可以阐明在类似的情况下的各种行动的后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须自己去找,哪些情况是真正的类似。”

编者按:马基雅维利历来是欧洲主流思想诟病的主要对象;攻击最甚且流传最广者,莫过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然而,同时存在的是对包括《君主论》在内的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隐秘推崇,再加之马基雅维利思想对于500年以来世界现实政治的影响之深广,这种极具张力的马基雅维利现象,就足以让人好奇、疑惑而无法揣测。

美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律师菲利普·博比特,曾担任过四届美国总统特别顾问,他凭借近50年的从政经历和治学基础,对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诸多案例进行剖析,指出了马基雅维利邪恶形象的由来,进而阐明马基雅维利对欧洲封建秩序终结、新古典主义国家兴起的隐秘预言。给出了一种认识马基雅维利的新视角。

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出版方授权,选取博比特新书《朝服》第六章的部分内容,分享给大家。

美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律师菲利普·博比特

在一个人听到以“历史的经验表明……”这样的说辞作为发言者就当下某一政策问题所提建议的开场白时,他可能会转身走开。如马克·吐温所言,历史或许常常押韵,但它很少重复,而且几乎无法准确知道从一个历史情境到另一个历史情境能得出什么推论。2011年,埃及爆发了一场革命。但它是1979年德黑兰事件——导致了一种威权主义的神权政治——的重复吗?或者,它的准确先例是1986年费迪南德·马库斯在菲律宾的垮台——带来的是一种虽然偶有骚乱但功能基本正常的民主政治——吗?在这两个事例中,都是与美国交好的独裁者被推翻,这与埃及的情况相似,但对于伊朗、菲利宾的公众和西方的利益来说,其结果又是极为不同的。

这样的话,看似很容易把马基雅维利对历史之益处的坚持,解读为他也是那种热衷于在他对当代外交问题提出建议时以那种说辞为开场白的人。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段落——单独拿出来以最幼稚的方式加以分析的话——或许会诱使人们那样想。然而,马基雅维利对历史的运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我们只有意识到他对于时代错误问题(problems of anachronism)——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前代的行为者如何真正地理解自身和他们自己的行为,当这些行为发生在我们只能模糊感知而无法充分理解的情景之中时—的处理方式时,才可能理解其在历史修辞上所使用的方法。

时代错误问题是关于是否存在永恒真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变种。一方面,我们知道,历史的方法无可避免地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认为过往对我们而言无法企及,以至于我们完全无法领会过往对它的书写者及其同时代人的意义,就等于否认了历史学的可能性,而且把我们的先辈完全变成了异类。另一方面,如果存在永恒真理——这种情况下,主张不存在永恒真理的观点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真理——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它们确是真理,使其成为真理的东西也就必定能为我们所理解,至少原则上如此。但是这个结论把我们引向了认识论而非历史学。我在本书中的明确立场是,我既不完全接受这种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工作是一种无法复原的事件,它推动了其他的事件,但永远局限于他的时代(好比一颗流星撞击地球并引发了一系列地球物理学事件);也不完全接受另一方的观点: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先驱,提出了永恒且不可动摇的真理。

对马基雅维利来说,最基本的永恒真理是不变的人性,虽然它会依据情景表现出不同的面相。如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所述:

聪明人常说:观既往可以知未来。这不是随意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无论何时,任何事情都可以在古代看到对应的现象,盖其皆出自人为,而他们有着相同的感情,肯定也会有着相同的结果。

但是,了解了人类的激情不会改变——即人们总是欲求同样的事物——并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适应会发生改变的东西:机运女神所创造的总是出人意料的情景,人性必是在其之中得到不断的揭示。

要实现这种适应,不能通过机械地把过去的事件和行动照搬到当下,从而把当前的事件仅仅当作历史的重演;而是要通过借助历史上事件得到明智处理的例子启发当前的行为者。马基雅维利写道,古人的历史使我们可以体会到明君可以安全地生活在受保护的公民之间:

在充满和平与公正的世界……君主享有充分的尊严和荣耀,人民充满爱心,安居乐业。……如果一位君主认真研究另一些昏庸无能的君主的历史,他就会发现其中充斥着战乱引起的暴行、煽动造成的不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的野蛮。众多君主命丧于刀斧之下,内外战事连绵不绝。

马基雅维利对历史事例的运用——尤其是他对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事迹的详细阐释——严格来说,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研究,而是对典型的、创造神话的人物——他们是相关事件的制造者,这一点无可置疑——的创造。这些人物更多是具有戏剧性的范例,而不是任何公民或领导人的实际行为,因为他们所例示的是人性的最好部分——或者最坏部分。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天才的戏剧作家,这一点或许强化了这一结论:他是在努力为他的读者们提供一种经验,它会如他的外交经验增强他的判断力那样增强读者们的判断力。培育这种判断力,对于保护国家所必需的virtù(拉丁语vitus,字面义为勇气、优秀、美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这样,研究历史能够通过讲述古人们的戏剧性行为激发virtù,而且由于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声称它比道德论述中的哲学箴言更具价值:

谁会比像法比乌斯、库里乌斯、雷古拉斯、德西乌斯、穆奇乌斯和其他无数的这类人更好地教授勇气、正义、忠诚、自我控制、率真和接受悲伤与痛苦?因而,如果说希腊人是以道德箴言胜出的话,而罗马人则能够造就更加引人注目的道德成就的实例,这是更为伟大的事情。

不是通过了解历史重大事件的事实,而是通过阅读关于历史的一种能够激发我们的想象力的激动人心的解释,我们才能产生“那种感悟……品出历史中的真谛。否则,众人捧读历史,只能以耳闻历史典故而自娱,却从未想过效法古人”。

马基雅维利相信,历史既是循环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即国家在兴与衰的循环中前行,一轮循环后,它们会处于与起点类似的境况,但绝不是回到了原点,因为这一轮循环已经创造出了新的情景。

Virtù使国家安宁祥和,但在这种安宁中会产生安逸,而安逸会毁掉城镇和乡村。这样,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的无法无天之后,virtù常常会再次复归。统治人类的权力允许并要求这种过程,因此,没有任何东西在太阳之下能够永远挺立。而且过去、现在、未来永远都是坏事接着好事,好事接着坏事。

事态循环之圈在历史中前行,虽然永远不可能回到它的原点,但会无休无止地重复它的模式。罗马曾经维持了几个世纪的强大与独立;但到了马基雅维利所处的时代,在一系列腐败教皇的统治下,它却在绝望地挣扎求生,无法应对外来入侵者的挑战。在受罗马统治的时代,法兰西仅仅是一块蛮荒之地,四分五裂,冲突连连;但在《君主论》问世之时,它已经成为欧洲最强大、最有权势的王国。在描述了兴衰循环——君主国堕落为僭主国,贵族统治堕落为寡头统治,共和国堕落为民主国——之后,马基雅维利注意到:

“它们鲜能恢复原来的统治,因为没有哪个共和国能够生存如此之久,虽历经沧桑,遭遇种种变故,依然屹立不倒。”随后产生的是另一种国家,它在战略上和宪制方面更具活力,超越了停滞不前的国家。“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共和国虽经种种努力,依然缺少智慧和势力,不得不屈从于较它治理更佳的邻邦。”

事实上,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设计的君主国的情况。结果证明,比起它所取代的封建制,它是一种在战略上和宪制上更为成功的模式;而它自身后来又被17世纪的更具活力、更加巩固的王国(kingly states)所取代。

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马基雅维利关于易变性——持续的且不可预测的变化——的思想,使得一些学者认为他是现代性的倡导者,因为现代的本质就是它处于持续的变化之中,总是正在变得更加现代。但是,这种关于现代性的简洁洞见,忽略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发展理念中的循环论那一面。类似地,许多学者抓住了马基雅维利的循环理念,用它来否认基本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的发生,但这却忽视了他关于宪制发展是大众精神面貌(popular morale)与战争之间相互作用之结果的敏锐认识。

有些读者可能熟悉巴门尼德谬误(Parmenides’ Fallacy)。当一个人试图通过拿一种当前的事态与过去相比,而不是与还没有实现的其他可能事态相比,来评价它时,这种谬误就发生了;或者,当一个人试图通过拿一种未来的事态与当前的事态相比,而不是拿它与其他未来可能的事态相比,来评价这一事态时,这种谬误也会发生。因此,“如果我们采取X政策,五年后我们会比现在更好吗?”应该被改问为“如果我们采取X政策,五年后我们会比不采取它更好吗?”例如,在面对一个卫生保健改革提议时,我们不应该问,对于我们现在的覆盖范围来说,它是否意味着保险费用会增加;而应该问,如果这项改革计划被采纳的话,比起不采纳它来,未来我们的保险费用会增加还是我们的覆盖范围会缩减。

巴门尼德,古希腊哲学家。

为了弥补巴门尼德谬误,来考虑一下赫拉克里特谬误吧。它指的是,由于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即不存在始终如一,未来就不仅是不可预测和不确定的,也是任意的,且本身表现为具有无限延展性的。过往不具有任何限制性。这种观点隐藏在当代许多此类主张的身后:通过简单地加以宣告,我们就能够创造出未来的各种条件。作为这种谬误的一个恰当例证,我们考察一下那些要求把参议院排除在美国国会之外或者按照更为平等主义的原则重新分配它的席位的号召。这种提议的改革在一部全新的宪法下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不可能是对于我们现有宪法的一个普通的修正案,因为这个按照州来分配名额的参议院是这部宪法最初能够在那个存在深刻分歧的制宪会议上得以通过的关键基础—宪法文本有所记录。以这种方式修订这部宪法,就是试图一方面盗用其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又废除其关键基础。

为了避免这两种谬误,马基雅维利主张,每种政治形式都是从其前代形式中获得当前的构成要素的——没有什么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无中生有的——因为人性是始终如一的,而且成功的政府形式都是对各自前代形式的回应,这种回应是通过努力应对不断的变化而实现的。从这种关于永恒的、循环的人类故事与人类被迫做出的偶然的选择之间相互作用的观念中,马基雅维利得出了成功导致失败的结论。

或许通过个人的生活经验最容易明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策略:有些人只是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努力,有些人依靠灵感,有些人依赖好运,还有的人依靠朋友的善意。但如果我们成功了,迟早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种依靠原来的策略不再能取得成功的竞争之中。这时,我们发现很难去改变,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策略源于我们的个人性情,部分是因为它们过去为我们带来了成功。

马基雅维利是一位历史修辞学家,而不是一名学究。在他笔下,历史表现为一种精妙的历史故事,此时,他着力探究的是其效果而不是其“经验教训”。马基雅维利的历史编纂学既是循环的也是有方向的,其构成要素既是因时而变的也是永恒的。尤其是,它是目标明确的,因为它的目的是吸取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中所观察到的东西和他从古典世界所获悉的东西,进而锻造一种新的认识,使得能够成功地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现代的、新古典的国家。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基雅维利有时被认为根本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是一位政治科学家。

因此,恩斯特·卡西尔写道:“伽利略在《对话》中所给出的和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提供的,都是真正‘全新的科学’……正如伽利略的动力学变革为我们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马基雅维利也为政治科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使确实如此,那么马基雅维利实际上也只是政治科学的一位非常蹩脚的创建者,因为他的“科学的”方法是如此不切实际。例如,考虑一下马基雅维利在1520年所写的《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传》(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这部传记的许多细节很明显是编造的:例如,主人公被描述为一个弃儿,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事实,然而这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机会,以此证明伟大人物如何生来就处于中等境况而且是机运的创造物。为了使马基雅维利有机会讨论“文学与武装”这个主题,年轻的卡斯特鲁乔被富于幻想地描述为接受过武器训练(实际上,他是由牧师加以教育的)。在临终前的讲演中——古代传记的一种常见手法——这位垂死的暴君总结,机运而非virtù是人类事务的主宰。最后,他列出了卡斯特拉卡尼的名言警句集,但其中大部分出自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

马基雅维利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对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位政治科学家——或者大体上所有哲学著作的尊敬。在弗朗西斯科·维托里(Francesco Vettori)试图说服马基雅维利不应该担心瑞士在意大利日益增加的权力时,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没有被说服,并回复说,他并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对于像瑞士这样的联邦国家会说些什么,但是他—马基雅维利—只能被“具有合理存在性的东西、正在存在的东西和曾经存在过的东西”说服。他给维托里写信说,历史提供了许多关于联邦制共和国的例子,它们完全有可能进行侵略性扩张,曾经征服了整个意大利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

无疑,这就是卡西尔曾经指出的:马基雅维利坚决地依赖于他所了解的政治的真实情况。相对于一种关于政治科学的规范性观察,一位研究政治的“伽利略”会区分事实与教条。然而,如我在前面几章努力表明的那样,事实上,尽管马基雅维利否认对传统道德美德的遵守总是会对国家产生最好的结果,但他并没有把事实与道德割裂开来。毋宁说,他主张的是一种强有力的道德,它与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相伴而生。他并不仅仅试图不动情感地、漠不关心地描述事实,而是想推动他的读者们采取行动。

马基雅维利的进路—历史修辞学家而不是政治科学家的进路——对今天的情报与战略计划具有重大的意义。如亨利·基辛格曾经指出的,“历史并不是一本提供预先实验好的食谱的烹调书。它是通过类比法,而不是通过格言来教育人的。历史可以阐明在类似的情况下的各种行动的后果。然而,每一代人必须自己去找,哪些情况是真正的类似。”

[美] 菲利普·博比特 / 杨立峰 /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 20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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