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每日新闻》报导，5月25日，日本历史学者冈田英弘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86岁。

冈田英弘一生研究满蒙历史，尤为注重分析与思考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历史。其著作包括了《世界史的诞生》、《历史是什么》、《从蒙古到大清》等。在其名作《世界史的诞生》中，冈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在诸多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和地中海文明具有“历史”的概念，其特征是具有线性时间观、文字技术、历史因果律等基本要素。中国的历史观源于司马迁《史记》，围绕着稳定、不变的王朝正统展开；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观源于希罗多德的《历史》，建基于希腊-波斯战争衍生出的正/邪冲突对立图式。

在冈田看来，中国与地中海之外的历史，只能在与前两种史观的“对抗”中得以建立。他在《世界史的诞生》中，提出以蒙元“世界帝国”为重心的世界史框架，指出蒙古在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性，为思考东西之间的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视角。

冈田的史学可以说常有大胆之论。他治学上受到20世纪初怀疑日本建国神话的“蔑视派”疑古思潮影响，主张在历史研究中注重批判精神。但另一方面，其研究也富有争议，一方面是他提出的分析框架过于宏大而具野心，对中国历史的诸多判断也为不少学者所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有人指出冈田在学术之外，冷战背景下的政治右翼身份，这使围绕其学术研究的讨论常常带有政治交锋色彩。冈田进入中国学界视野，其语境也正是近年围绕着“新清史”的一系列争论。后者的领军人物欧立德（Mark Elliott），就曾在日本交流时受到过冈田在满蒙研究上的影响。

以下内容出自《世界史的诞生》中，“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与“后记”两章，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公元14至17世纪，蒙古帝国编纂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出身于伊朗高原、西藏、蒙古高原等至今为止没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地方。无论是波斯语、藏语或是蒙古语，都不是至今主流历史的语言。也因此，他们不受到地中海型或中国型等既成历史架构的束缚。蒙古帝国所写出的世界史，每一本都是以成吉思汗家的祖谱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反映出了当时世界的真实面貌。

这里隐藏了解决地中海型历史与中国型历史、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矛盾，创造单一世界史的提示，那就是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反复入侵定居民的居住地区，他们的入侵创造出了两个有历史的文明，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在中国之前的时代统治东亚城市国家的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也都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之后成为城市的居民，进而创造了中国。像这样，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成立之后，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每一次的入侵，都各自改变了两大文明的命运。地中海世界之所以结束古代，进入西欧世界的中世纪，也并非文明内部的因素所致，而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而来的匈人将日耳曼人赶到了罗马的土地所造成的结果。另外，结束中世纪进入近代也是奥斯曼帝国继承蒙古帝国的霸业后入侵欧洲所造成的结果。而将西欧人的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也是为了对抗至今为止掌握世界大权的蒙古帝国和他的继承国，西欧人才往海上寻求生路，建立海洋帝国。

同样地，在中国，秦汉时代第一阶段的中国灭亡之后，创建隋唐时代第二阶段中国的也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迁徙而来的鲜卑等游牧民族。与鲜卑所建立的中原政权竞争，优势逐渐确立，最后甚至吞并中原的也是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包括突厥、回鹘、契丹、金、蒙古等在内的游牧民族。在蒙古帝国的支配之下，中国彻底蒙古化，形成了元、明、清的第三阶段中国。经过蒙古化的中国文化，就是现在一般认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第三阶段的中国不再是以皇帝为中心单独运转的世界。这些中国的皇帝其实是以成吉思汗为原型的中央欧亚型游牧君主的中国版，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欧亚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第三阶段中国的特征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可以清楚看见。

如果想要超越来自希罗多德与《旧约圣经》、《启示录》的地中海（西欧）型历史架构，以及来自《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中国型历史架构，不是仅仅将东洋史和西洋史混合，而是从头到尾叙述具有一贯性的世界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去文明内面或是自行发展的观念，把焦点放在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的外部力量，是他们改变了有历史的文明，以此为主轴来叙述历史。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可以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视为世界史以前的时代，独立看待各个文明。而蒙古帝国成立之后的时代则为世界史的时代，当作单一世界看待。

为了实践这样的做法，历史学家必须舍弃有历史的两大文明至今为止为了自我解释或合理化而创造出的概念或术语，找出无论套用在哪一个文明都不会产生矛盾的理论，做出真正合理的解释。如此一来，叙述单一世界史绝对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最初的尝试。

……

历史是文化。历史不单纯仅是过去的记录。

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与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住的世界。并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历史。

并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历史这项文化。历史分别于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100年，诞生于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这两大文明之外的文明原本没有历史这项文化，就算有，也是从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文化中衍生而出的。

创造出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二位天才。一位是在地中海世界中，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另一位则是在中国世界中，以汉字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在这二人写下最初的历史之前，希腊语的“historia”  （英语“history”的语源)与汉字的“史”都不具有我们现在认知的“历史”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历史”的观念。

同样是历史，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述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世界最初的历史叙述的是国家甚至都还没有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战胜亚洲大国波斯的故事，从中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历史观与基督教《启示录》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互重叠，“亚洲是坏人，欧洲是好人”这种相互对决的历史观甚至对现代的西欧文明都留下深远的影响。

相较于此，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皇帝权力的起源，以及权力传承给现在皇帝的原委。“天命”  （最高天神的命令）赋予皇帝统治“天下”（世界）的权限，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作“正统”。天命的正统如果出现了变化，皇帝将无法维持他的权力，因此，中国型的历史无论现实世界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记述时都会尽量忽视这些变化。

就像这样，同样是历史，地中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的对决历史观，而中国文明则是不承认变化的正统历史观。二者以各自的历史观记述历史，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世界观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上述正是本书希望传递的主题之一。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则是，为了寻求世界史真正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将西洋史与东洋史合体，而是应该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远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就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路径。《史记》当中也记载，“匈奴”是蒙古高原上最初的游牧民族。这些中央欧亚世界草原民族的活动，其影响范围东从中国世界，西至地中海世界与欧洲世界。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在草原之道上建立了秩序，欧亚大陆的东西交流也更为频繁，这正是单一世界史的开始。

将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国视为世界史的开端具有四大意义。

第一，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了连结东方中国世界与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草原之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舞台做出了准备。

第二，由于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至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政权都一旦归零，由蒙古帝国重新划分新的国家。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现代亚洲和东欧各国就此诞生。

第三，诞生于中国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经由草原之道传进地中海世界，再传到了西欧世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

第四，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蒙古帝国外围的日本人与西欧人为了找寻活路，开始了海上贸易，这也使得历史的主角从至今为止的大陆帝国，移转到了海洋帝国。

公元13世纪之后的历史，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般，分别记述地中海、西欧世界的历史，以及中国世界的历史。在蒙古帝国一处所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当作单一的世界史记述。也就是说，世界史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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