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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作家”系列】刘天昭: 我怀疑自己投入社会生活之初,就是为了安心离开它

她曾经在做过五年的社论主笔,对于时代,她走进去又走出来,但是文学始终和她融在一起。

刘天昭 摄影/吕萌

区分作家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可以用他们擅长的文体加以区分;比如可以用世代进行分隔;但还可以有一种区分方式,促成了我们接下来要涉猎的这样一群作家——

中国当代的作家基本有两种存在形态,一种是“专业的”,他们加入各级作家协会享有某种身份和工资福利待遇。还有一种,则是体制之外的作家们,他们一个个更像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没有组织,也没有体制。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大都还有一个别的身份和一份养活自己工作,甚至是养活自己的写作。他们很多人的文学创作要在晚上或者周末的时间里进行,他们生活得样貌千姿百态,若论共同点,大概只有一直持续、默默地写作着这件事。 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野生作家”。

其实,无论中外,全职以写作为生都是不容易的,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大作家也都并非全职写作:美国诗人T.S.艾略特是银行的评估员,卡夫卡是公务员,捷克作家赫拉巴尔年过半百时才专职写作,此前他做过列车调度员、废纸收购员和舞台布景工,而他们的“兼职”写作身份完全无损于作品的伟大。

回到中国,当代的“野生”作家们的写作形态是怎样的?他们对自己的写作和环境有着怎么样的期待和认知?他们的写作圈子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否期待全职写作?我们将目光投向这些“野生”、自在生长出来的作家,就是想以他们的生存和写作姿态还原出中国文坛的另类的、多元的又充满生机的景象。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野生”作家刘天昭的故事。 

见到刘天昭的时候,她看起来气色很好,心情也不错。她穿一条蓝色连衣裙,举止爽落,很符合一个东北女孩的性情。在她的书里和她的微博上的几张照片,她的表情都是目光忧郁嘴角下垂,但现实中看到她,她说话都是带笑的,有时说着说着自己就笑着停不下来。

就在前两天,刘天昭刚刚修改完她写了四年的一本长篇小说,可能这也是她这么爽快地答应采访的一个原因——度过了一段太与世隔绝的生活,终于大功告成,想出来呼吸呼吸空气,打打鸡血,然后试着走向热闹一点的生活。

刘天昭是那种说起履历有很多人会羡慕的“才女”,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曾经是《南方都市报》社论主笔,现在是自由写作者。但她的生活一直围绕着一个疑问, “如何生活才算正当,我以为这是一切的前提,许多时候兴高采烈岔开了,可是没法忘记”。对于时代,她走进去又走出来,但是文学,始终和她融在一起。

刘天昭,摄影:吕萌

一个一个往回盯着自己看,快要活成幻觉

 “最初写的时候,我一个人住,没有工作,有时三天不出家门,一个礼拜见不到知道名字的人。出现很多层意识,套娃式的往外长,一个一个往回盯着自己看,快要活成幻觉。在那个状态里,一切都是有意味的。手电筒照到哪里,哪里就生成了语言。”

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刘天昭从英国伦敦留学回来,一个人住在北京,没有工作,也没有目标。在她《出神》一书中收录的2004年的博客中可以看到,她跟姐姐在电话里说,“我要挂电话整理人生去了”,所谓“整理人生”,就是在床上瞪眼睛干躺,然后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自己的合理性,以及自己要做的事情的合理性……她想不明白很多问题,以至于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开始生活。

在外界看来,刘天昭的生活是很令人羡慕的。她和两个姐姐刘天时、刘天昀,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生物化学系,之后又分别留学于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华盛顿大学。刘天昭的成绩从小学开始就是第一名,高考那年,她以683.5分的成绩成为当年吉林省高考理科第二名。《长春晚报》曾经有一期专门采访了刘天昭的母亲,用半个版面分享了她的教育经验,报纸上有一张母亲拿着与三个女儿的合影自豪地笑着的照片。

刘天昭觉得自己会考试可能仅仅是一种天赋,这和会打球什么是一样的,她不觉得这是多了不起的天赋。她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想“那个问题”,“就是你该怎么过,你总觉得活的不是那么理直气壮”。对她来说,这个问题就像是女孩到了一定年龄来月经一样,有一天突然自我启蒙了,它就突然来了。那时大姐刘天时已经读了人大新闻系,是那种“大学文学社里的瘦女文学青年”,她会带诸如《五人诗选》这样的文学书回家看,刘天昭不能完全看懂,但也模模糊糊有点懂。刘天昭有时还会给两个姐姐写信谈自己思考的问题,用复写纸,一人一份寄出去。在两个姐姐眼里,那时的刘天昭不过是一个小孩,想这种问题是“挺逗的”一件事,但刘天昭是很严肃的,同时可能还带点儿虚荣,“你看我都想这种问题了,特得意”。

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刘天昭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每年在省里只招一个学生,向来是全省成绩最好的人报这个专业。 “我觉得大学其实学什么都差不多,你自己有很多问题没想明白,你学什么都不妨碍你,还是想想那个问题。”她就这样填了专业,进了多少人羡慕的清华大学建筑系。

刘天昭的母亲拿着与三个女儿的合影

在大学里,刘天昭开始陷入了一种类似抑郁的状态,她读不进去书,词语从眼前划过,“看什么都跟听新闻联播似的”,很多事情她也做不了。“我从开始有自我意识,就开始自己观看自己,自己观看自己这件事是上瘾的,当你所有的能量都在目光里,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你又去看自己的目光,这是一个无止境的事儿,特别耗能,所以就没有能力再去干什么了。”她没有考虑过职业规划,因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从来不用发愁工作。她只知道自己做不了建筑,“建筑是需要自我特别强的人来做的,因为建筑设计是一个不断做决定的过程,它对自我的消耗很大,我年轻的时候是个空心人,不能做决定的”。

毕业后刘天昭到英国伦敦大学读了一年硕士,读建筑史。回国后她没有找工作,因为“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都说服不了自己”。她给杂志写娱乐专栏,“象征性地挣一点钱”,跟大姐一起做过一个农民调查,又跟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老师做过古建筑保护的调研,还考过GRE,但没有被哪所美国大学录取。她陷在了不断的自我观看中,又不满足于感受像水一样流过,她想用语言把这些感觉拉出来展示,否则就觉得它们只是个影子。博客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试图理解人生、感知自我、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方式”。

针对现实她做的一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做农民调查是在2002年,刘天昭与大姐一起,与一份杂志合作,调查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看什么电视剧?”但那段调查留下的回忆并不是美好,而是一种复杂而焦灼的状态,最后杂志没有回音,调查就中途放弃了。“幸好我们没有成功,我觉得如释重负。”回忆起来,刘天昭觉得那段经历更多的是一种刻奇,一种“文艺青年的自我感动”。她从中得到的收获是一种教训:“我后来看到大家特有道义的样子的时候,就永远对这种行为有所保留,因为我知道自己当时的动机,我永远不可能被这种人征服,我永远觉得这个人的行为里有一些沽名钓誉的成分。”

做古建筑保护也是没多久就退出了,刘天昭跟着公司出过两次差去做调研,去古村落里测量建筑。那看起来是个不错的工作,很多年轻人在一起,像是大学生活的延续,也像是旅游,但是刘天昭不喜欢出差,尤其是不喜欢跟别人一起乘坐在交通工具上,这让她觉得很累。

三四年的时间这么晃晃荡荡就过去了,而忧郁的状态,从读大学开始持续了八、九年,终于,刘天昭觉得,把所有事都想明白才开始生活是不可能的,可能也是“青春期过了,荷尔蒙下来了”,那个问题在头脑中被反复地复习,“一直练习,一直练习,非常熟悉它之后,它在你心里就变小了,然后你就有空挡可以干点别的了”。正好在这时候,刘天昭得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我是下了决心要活得“外在”一些

“后来突然就去广州写社论。我是下了决心要活得‘外在’一些,可是并不打算没有保留。只想增加另一个自己,不想彻底换成另外一个人。最害怕的就是陷入无意识的生活。继续写博客,继续那个调调,就有了一点防御和挽救的意味。”

那时姐姐刘天时在《南方周末》工作时的一位同事,正在《南方都市报》组建评论部,来北京面试评论员。工作之余这位同事和刘天时吃饭,讲起招人的困难,刘天时回答说,“我妹妹可以写”。刘天昭很奇怪为什么姐姐觉得她能写,更奇怪的是为什么对方就同意让她来写,当时她只写过娱乐专栏。可能是《南方都市报》的评论员采用稿费制,起薪800,写不好就没有稿费,报社也没有什么成本。刘天昭决定试一试,2005年元旦,她去了广州。

写社论这种紧跟着时政,直接指向现实发言的工作,很适合作为一个始终在思考价值问题的人的一种探索。

用了半年的时间,刘天昭就从一个门外汉进入了状态,成为了《南方都市报》的社论主笔之一。她的工作状态忙碌而充实,每天下午三点上班,开选题会,选题会上定选题,也定下哪位评论员来写。报社最多的时候有三位评论员,有些选题也会请外面的人来写。晚饭后开始找资料、动笔,一篇稿子大概1500字,晚上十一点半之前交给编辑。刘天昭大概每个月要写十篇左右的社论,最多能达到16篇,同时她也在写娱乐评论和街谈,有时一个月加起来会写30多篇稿子。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刘天昭回忆那段生涯: “没办法对任何集体有强烈认同,不过跟报社确实有感情。可能是在那里有过一段把自己舍出去的生活,简直是激扬的。”

私下里,刘天昭依然在写博客,但是从她那一时期的博客里,完全看不出那个激昂文字的评论员的影子。博客可能正是对日常生活的抵御,生活得越投入,就越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写博客,就像做护肤一样。”刘天昭说,“那时过得挺热闹的,天天去上班,穿高跟鞋,画挺浓的妆,写博客就觉得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别被生活卷走了。”在刘天昭的博客里,有时只有两三行,有时有一两千字,内容随心所欲,可以是心中的一个断念,路上观察的某个行人,街边的树木,或者是家人向自己念叨的一些邻里琐事。但她对文字的要求是严苛的,甚至会专门登上去修改一个用词或者一个标点。

2006年罗永浩创立了一个博客网站“牛博网”,一度聚集了梁文道、韩寒、连岳、柴静等一批“名家”,有朋友向牛博网推荐了刘天昭,罗永浩请刘天昭把博客搬到了牛博网。这可能也是工作客观上给刘天昭写作生涯的一个帮助,“我觉得写社论是一个跟我自己的文学生活没什么关系的事儿,但如果我不是在南都写社论,牛博网可能也不会要我的博客,如果牛博网没要我的博客,我后来可能也出不了书。”

刘天昭在牛博网上的博客有不少人关注,上海三联书店的编辑也因此找到了她,要给她的博客出一本书。刘天昭觉得这肯定是赔钱的,但编辑还是决意做了这本书,书中按从新到旧的顺序,选录了刘天昭从2010年到2004年写的博客,还有发表在杂志专栏上的一些文章,书名叫《出神》,黑白的封面上一个小孩子独自蹲在地板上,出神般地看着前方。

刘天昭觉得博客出书这件事有点难为情,但她还是在书中后记里这样写道:“不是心念读者以求交流,也不是严苛自律文字创作。只是我自己喜欢看陌生人的博客,尤其是讲生活和感受的那种,内容未必多新鲜,见解也未必有启发,但是那讲述本身带有迷人的庄重。”·她尽量地把附加在文学之上的东西剥除,在书中,她谈到自己的文学观,“不觉得文学意在表达和交流”,后来她还说过,“追问一部作品的时代意义和追问它挣不挣钱没什么区别,都是提问者的想当然”。

或许一些媒体界的朋友给这本书写的评论能反映出刘天昭的文字给人的观感。 “天昭的文字画面感极强,她迷恋细节,她简直就是通过对细节的缓慢描画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听不到她轰鸣的才华。” 刘瑜写道。

而连岳则说“在《南方都市报》写社论的刘天昭,大学是在清华学建筑的,刚知道这点,为她的跨界之大而吃惊,而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之后,她又辞职去国外读书了,仿佛她的生活是由不同的材料构成的,她博客里的文字又是另一种形态:细腻、暖和、自得其乐,还有一点寻觅之中的恍惚,像雪地里的一只狐狸”。

是的,社论写得风生水起之后,她又辞职去国外读书了。 

我想藏起来

“我想藏起来。我想跳下这动荡繁华的时代列车。

我怀疑自己投入社会生活之初,就是为了否定它,为了安心地离开它。”

南方的冬天没有雪,而夏天,却是要“把人化成夏天的一部分”,人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自己和世界之间的距离。在广州时,刘天昭有时候九月就开始想念北方的冬天,盼望落叶,盼望大雪。五年之后,她回到东北,又走在了雪中的树林里。

工作到后来,刘天昭已经很难找到乐趣了。工作越来越只成为了工作,变得太过简单。有一天算稿费,编辑问刘天昭一篇稿子是不是她写的,刘天昭看了好半天也看不出来,她回去查自己的电脑,才发现那真是自己写的。“我觉得这是浪费生命,你会产生一种工作不过如此的感觉。”

刘天昭逐渐变得像来广州之前一样,只想尽可能少地跟人打交道,只不过心里比以前踏实了,“大概自以为也算是体验过社会生活了,更重要的是,经过这番体验,承认了自己真的不善于社会生活,在那里面觉得不舒坦”。因为男朋友要去美国,刘天昭也申请了一个访学项目,然后辞了职。她先回东北待了半年,陪伴生病的父亲,然后打点行装,去了美国密歇根大学。

“为什么来美国,想从这里得到什么?也许只是为了脱轨、失重,最好是生活的真空。”她租住在小城安阿伯的一间公寓里,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在屋里待着,小城非常安静,冬天外面经常在下雪。

但是刘天昭对自己所学的东西很失望,那些发表在美国顶级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写得像屎一样”。“那些论文能够发表,就是因为作者是那个领域的权威,而且你觉得他们很多论文不是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而是以怎样才能发表为目的,学院机制就是这样,但是一个好的大学或者一个顶级期刊发表了一个结论,对大众来说就是真理。”刘天昭对学院派的社会科学很丧失信心,她觉得上课一无所获,还没有与身边的人聊天收获多。

刘天昭在美国待了四个月,这段时间像是悬浮在空中,与之前之后都没有什么关系,确实像是一段真空。从美国回来,她和男友又在广州待了几个月,然后来到北京,安定了下来。2013年她在《人物》杂志写了一年专栏,就叫“在安阿伯”,写在美国的这四个月生活。专栏文章、这几年的日记,还有一些诗,合起来出了一本文集,叫《毫无必要的热情》。书的封面是俯拍的森林,郁郁葱葱的绿色。一首叫做《绿箩》的诗里面有句子点了题:“到处堆叠无用的旧物/碰一碰就要起灰/碰一碰就要碎掉/等这屋子住老了/等生活老了/我要记得此刻/念念挂一盆绿萝的心情/毫无必要的热情/生活过”。

来到北京后,刘天昭就一直投入地在写一本书,这是一本半自传性质的小说。“写我有一个事始终没想明白,一直没想明白,就一直想,就这样一个故事。”这本书写了三四年,刘天昭把这段生活形容为“像在监狱里一样”,一开始是很散漫地写,不知道要写成什么样,写着写着写了很多年逐渐知道了方向,就决定上强度,像工作一样每天规律地写。小说刚刚修改完,她还没想好该拿它怎么办,“我觉得可能都出版不了,也没什么人看。我是个特别娇气的人,就是谁说一句不好都不行的那种。”可能也会出版,也有可能她会自己印一些,送给喜欢的朋友。

刘天昭用家里的钱买了点股票,她有一个亲戚研究股票,她就跟着买,挣得钱比上班还要多。她没什么太高的物质需求,也没什么生存压力。买股票对她来说是与现实的一种联系,“用钱结算嘛,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把钱的事情搞定了,你就愿意有关系就有关系,不愿意有关系就没关系”。至于对时代和社会,那五年的报社生活,她“服役期满了”。社会关怀可以解决人生的虚无吗?刘天昭摇摇头,“我特别想用时代的意义来拯救人生的虚无,但是我认为这事,本身对时代非常的不地道。”

至于那个一直想不通的问题,“不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刘天昭试图用了几种说法去描述它,它是“你不是很接受自己,不接受自己对他人和世界有所求”,也可以说是“你不想从无穷的可能性中坍塌为一种真实,真实是不自由的”。这个她在小说里花了几十万字来讲的问题,很难用一句两句话来讲清楚。这个问题现在怎么样了?“它变小了,在心里搁着呢,但是它没有不会消失,我把它写出来了,它就更不会消失了,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了,”刘天昭说,“就是把它写死在这儿了”。

刘天昭,摄影:吕萌

同题问答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外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刘天昭:托尔斯泰。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大”,心脏功率比你大。他那些细小的地方都无比准确,而且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的人物,全都在思考这个想不明白的问题,他的主人公全是这样的。

界面文化:你最欣赏的中国作家是谁?为什么?​

刘天昭:《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我非常非常喜欢《金瓶梅》,《金瓶梅》是在一个中国人还不怎么会写小说的情况下,直接上手就是这样了。我在书里写了一大篇关于《金瓶梅》的文字,我不可能说得比那个再清楚了。(《毫无必要的热情》:“最繁华鼎盛与最苦痛悲哀,都是观感。流水上轻轻扶过,不带风,不惹乱波纹,这真是可见不可求的境界。”“作者浑然无我,不爱不憎,全知全觉,无知无觉,无处不在,了无痕迹。”)以前他们外国人说如果上帝会写小说,就是写成托尔斯泰那样的,我觉得如果佛祖会写小说,就写成《金瓶梅》那样的。它是那种你想认为是悲悯就是悲悯,你想认为是残酷就是残酷的一种特别难以达到的中间境界,因为一旦作者动了感情,写的东西就不是那个样子了。

界面文化:你的社交圈里是否有许多作家朋友,或者是否认为写作应该进入某个圈子?​

刘天昭:那肯定不能有圈子,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事。他们那圈子实际上也是个生活圈子吧,我觉得不可能说大家天天坐一块写吧。我没有圈子,我不知道他们有圈子的人是互相怎么帮助的,但我没觉得我有这个需要。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圈子,我有非常好的朋友,其实见的也不多。可能我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年轻,然后也确实经常一起吃饭什么的,但我也不觉得那是个圈子吧,反正就大家都单身,都年轻,又都上夜班,然后就经常要一起吃饭嘛,就是挺亲密的,有过那样的生活,但是圈子确实没有。

界面文化:你写作的习惯是什么?是否会在固定时间写作?​

刘天昭:我只有过去这段我说的“监狱生活”是晚饭之后不写,要不然会失眠。每天的时间表就是睡到自然醒,非常放松地吃早饭,大概可能得吃一个小时,一般都同时看电视,看NBA,然后大概在十点来钟开始工作,工作到11点半或者12点就做午饭,吃午饭,下午两点钟开始工作,到六点,然后就关电脑做饭,晚上看电视,有时候玩手机。

原来写博客没有固定时间,但反正不是在亢奋的情况下写,而是在平静的心情下写的,我特别反感写得爽的东西,不能在情绪下写。

界面文化:除了写作和阅读,你还有什么爱好?​

刘天昭:看NBA呀。因为我们家那个男同学(老公)他喜欢看,然后就被带着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后来其实挺多体育节目都挺喜欢的。也挺喜欢看网球的,看网球的时候,你看人在高压下的状态,其实是非常好看的,那确实是特别高级的戏剧,因为它完全是真的,没有剧本。我觉得NBA也是一样,因为NBA人多嘛,所以它就变成一种被讲述的故事性了,跳槽啊,谁蹩了谁一脚啊,谁使个坏啊,有些恩怨情仇,而且NBA它视觉上特别好看,就是动作好看。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影视和文学的关系?​

刘天昭:我觉得严肃文学,它有非常多影视替代不了的东西,但是文艺电影也有特别多文字达到不了的东西,它确实是两个艺术门类,可能有重叠,但我觉得还是各自有各自的价值,应该都是不能代替的吧。

界面文化:我们谈论一部小说,会说到语言、结构、节奏、故事等等,对你来说,你最在意小说的哪个环节或部分?​

刘天昭:我觉得我都是在想写书的那个人可不可爱,是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这个作者。我觉得你说的那些都是非常自然就会发生的事,就是你安排它,你会对你的语言有点要求,然后你无论如何最后还是会有一个结构,它就是技术嘛。我觉得我是非常老派的那种人,所以我认为很多所谓文学根本就不是文学,因为我认为它的精神核心不是严肃的。我心里的文学,还是一个人试图接近真理的这样一个东西,通过文学的方式去感受也好,思考也好,或者是它要带着人的生命本身一样的热情和情感的。我对这件事是非常严肃的,对它的精神性是要求非常高的,技术的好,有的时候你会感叹,觉得这个人技术太厉害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确实永远是次要的。

界面文化:写作的时候你会想着读者吗?​

刘天昭:怎么可能!太奇怪了,当然不会,我想他们干嘛呀。这不是一个你想过我不能想读者,然后就不想的事,而是完全不会想。我很久以前,曾经带着非常吃惊的态度,意识到有的人是想着读者写作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完全是本能。

界面文化:作家是否要关注政治和公共性话题?并且有义务将这种关注反映到作品里?​

刘天昭:这是个人随便吧,你想就想,不想就不想。我完全没有这个压力,不觉得自己要介入现实,我不会有意识的去关注,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我不会以此为目标。我有一个非写不可的东西,我把它写了,我就高兴了,完全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我没有产生过非要当个作家这种欲望。

界面文化:你觉得未来文学作品的读者是更多还是更少?​

刘天昭:我觉得严肃文学在任何时代读者都非常少,没什么差别。从概率上讲,喜欢这种文学的人永远就那么多,永远不会多,不会少,我不觉得时代和时代有那么大的差别,

界面文化:你是否认为作家与评论家应该保持距离?​

刘天昭:随自己便吧,你想保持就保持,你想跟他们好的那么就好吧。我不认识专业评论家,他夸我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不会主动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写的时候也没想过文学批评家,你不能想这个,不想读者也不能想文学批评家,也不能想文学史,写完了可能会想,这个无法阻止,但是写的时候真的都不能想。

界面文化:你在写作这条路上对自己的未来期许是什么?​

刘天昭:我没有,就觉得看吧,还想写就写,不想写就歇着了。我礼拜天才写完上一部,之前的生活就集中在那上面,以后还没有想过。因为我就是太寂寞了,可能会去过一段非常热闹的生活,去做那种天天都能见到人的工作。我有的时候连续十天没有见到第三个人,微信也不响,前一段我快要弄完的时候,就强烈的想要来点鸡血和红尘的感觉,就是觉得得出来,过得太干枯了。再往后就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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