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首先从他的亲身经历讲起，他称自己2009年赴德参加书展时，曾在柏林纽科伦的土耳其移民社区见到过所谓“极端派的清真寺”，清真寺门前贴着政府为保障移民权利发布的鼓励文化多元，保护信仰自由的“护身符”，然而寺内传教的内容却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消灭基督教”。他说而这种极端宣传，在土耳其本国都不被允许，反而在德国可以明目张胆地大行其道。

北大飞在反驳中指出，所谓的极端派指的是萨拉菲派，只有这一教派中的少数分子才可能信仰“消灭基督徒”这样的极端教义。然而萨拉菲派在穆斯林世界中是绝对的少数，根据德国情报部门统计，2016 年德国的萨拉菲派穆斯林共一万人，占德国穆斯林总人口的千分之四，而这一万人中被怀疑有“消灭基督徒”这类圣战思想的仅有不到两千。而萨拉菲派的信众自 2010 年以来增长了 3 倍，秦晖 2009 年造访柏林时，这一教派的人数微乎其微。

其次，秦晖认为所谓“极端派”可以肆意传教，是因为德国过于“政治正确”，无法干预言论自由。北大飞指出，这种臆测是绝对错误的。德国法律明令禁止这类极端言论，无论是来自极右翼还是来自伊斯兰极端派，之所以这样做，是吸取了纳粹进行反犹仇恨宣传的教训，不让历史悲剧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北大飞还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形成的动力学，他指出，真正去叙利亚参加 ISIS 或者发动恐怖袭击的恐怖分子，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在清真寺中受了极端主义思想洗脑，这一过程更多地是在互联网上发生的。比如，ISIS 会通过脸书招募对社会不满的穆斯林青年，与他们建立联系，形成网络。这类极端主义“小团体”不时会举办线下聚会，平时利用 whatsapp 等聊天软件保持联络，并由于封闭的“回声屋”效应而使内部成员不断激进化。

而活跃于社交媒体上的“萨拉菲派”传教大师多为年轻人，他们不想在清真寺中按资排辈慢慢向上爬，而是通过发布各种视频，探讨“牛仔裤或摇滚乐是否清真”这类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积累粉丝。他们发布的每条视频下面都有数以千计的点赞和评论，那些在社会边缘挣扎的穆斯林青年正是在这样的集体狂欢中抵抗孤独，获得认同感。而这类视频中也并没有宣传“消灭基督徒”，它的内容常常是一些枯燥乏味的三纲五常，去点赞的年轻人也并非对这些说教本身感兴趣，他们因穆斯林身份而被西方社会排斥，所以通过点赞这种反对西方价值的视频来宣泄情绪，背后的心理机制实际是：你不是觉得我落后可怕吗，那我就落后给你看。

北大飞指出，了解了恐怖分子形成的动力学，就很容易理解，阻止恐怖主义并不容易，而依靠言论管控来阻止恐怖主义更是不可能。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社会分裂，以及互联网对这种分裂的放大——这是近些年社交网络普及后，对社会造成结构性改变的结果，和政治正确没什么关系。

秦晖文中还表示，西方的宗教领袖和左派对伊斯兰文化太过宽容，甚至对“伊斯兰法”这种严格排他的宗教戒律也予以接纳，这会导致欧洲倒退回中世纪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这不仅是在侵蚀”基督教文化”，也是在侵蚀现代政治-社会制度。

对此，北大飞的反驳是，近代国家产生以来，伊斯兰国家的刑法几乎全部欧化，伊斯兰法的应用范围仅限于民法中的家庭管理方面，如婚姻、财产继承等等。在英国，伊斯兰的“宗教法庭“也只是针对这一小部分民法问题为穆斯林提供仲裁服务，并不是要把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加诸于全体英国公民。相反，正规、公开、透明的伊斯兰法庭既符合现代人权、平等的原则，又能体现伊斯兰传统，获得社区的认可，并无不当之处。

北大飞指出，欧洲并不存在所谓的”神权政治“威胁，极端派伊斯兰传教士的言论空间远不如秦晖想象的那样大。欧洲的真正威胁恰恰在于那些煽动恐惧、使民众丧失理智并借机实现自己政治图谋的右翼，他们才是可能葬送民主的罪魁祸首。

卡塔尔断交危机：沙特和以色列何时坐上了同一艘船？

6月5日，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四个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巴林、阿联酋和埃及）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卡塔尔的地区政策助长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6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孤立卡塔尔的行动，并称必须切断“激进意识形态”的资金来源。就在当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处地标——议会大厦和前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陵墓——遭遇了恐怖袭击，袭击导致至少12人死亡，40余人受伤，虽然ISIS随后宣称对这两起恐怖袭击事件负责，但伊朗革命卫队在稍后发表的声明中指责沙特阿拉伯参与策划了袭击，并称袭击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访问沙特阿拉伯有关。

6 月 23 日，断交事件再起波澜，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卡塔尔提出了解除封锁的 13 点要求，其中包括关闭半岛电视台新闻频道、切断对穆斯林兄弟会在内的多个伊斯兰组织的联系、停止资助恐怖主义、依照四国提供的名单交出恐怖分子、限制与伊朗的往来和停止与土耳其政府的军事合作等等，卡塔尔政府目前已经拒绝该要求清单。

为何中东四国突然联手对卡塔尔发难，封锁卡塔尔与德黑兰恐袭有何必然联系？6月20日，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研究和比较文学教授哈米德·达巴什（Hamid Dabashi）在《封锁卡塔尔，剑指伊朗：沙特-以色列同盟昭然若揭》一文中解答了这些问题。

文章指出，以色列反巴勒斯坦的地区野心，与沙特阿拉伯对整个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宗派主义设想（sectarian design）越走越近，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问题在于，是什么触发了沙以同盟的这次凶残的豪赌，在不断加速的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上一去不返，不惜撕破了“阿拉伯兄弟情谊”和“穆斯林团结”的伪装。而如果我们将封锁卡塔尔与德黑兰恐袭放在一起看，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就会浮出水面，而这些后果可能会重新定义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在达巴什看来，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敌人是埃及、伊朗和土耳其三国，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积极的民主志向，这对于缺乏历史合法性的、依靠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支持称霸中东的沙特和以色列而言，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在这三国之中，沙特和以色列误以为它们已经通过收买军政府而成功地将埃及中立化，然而事实上，埃及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有着清醒自我意识的国家，与正在统治它的军政府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同样，沙以联盟认为土耳其不足为虑，也是因为它们将埃尔多安政府翻云覆雨的政变-反政变戏码与土耳其人民强烈的民主诉求混为一谈。

而沙以联盟之所以将矛盾头对准伊朗，并不是因为伊朗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而是伊朗人民火山爆发般的民主热潮真正威胁到了这两个靠殖民逻辑建立起来的“卫戍政体”（garrison state）。因此，此次德黑兰恐怖袭击的目标选择在议会大厦绝非巧合，正是神权国家框架下奔涌的民主热情对沙以同盟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达巴什还指出，尽管卡塔尔是一个面积和人口上的小国，并且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国的技术劳工、学者、记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它一直希望并敢于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其中就包括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它道德责任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卡塔尔不仅是卡塔尔人的卡塔尔，尽管它有着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食利国（rentier state）有很多结构上的局限，本土还有大型的美军基地，但它已经启动了其社会、知识和艺术野心的引擎，希望在更大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有所作为。而这一野心，显然为沙特和以色列所不容。

因此，这次沙以联盟同时瞄准卡塔尔和伊朗的行动，彻底打倒了阿拉伯-波斯冲突和逊尼派-什叶派冲突的“伪旗”（false flag），卡塔尔既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也是一个逊尼派国家，而如今却成为它的阿拉伯逊尼派邻国封锁和中伤的目标，相反，多哈大量的食品援助却来自土耳其和伊朗。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则在《两个不同的阿拉伯世界》一文中指出，在过去六年中，一直存在着两个阿拉伯世界：暴力与悲剧的阿拉伯世界以及浮华与全球化的阿拉伯世界。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都属于前者，埃及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较轻；但卡塔尔、阿布扎比和迪拜一直蓬勃发展，成为了全球的旅游、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些蒸蒸日上的海湾大都会并没有受到其他中东地区暴力活动的影响，甚至从中间接获益：充当了一个混乱地区中的安全港。

然而，分隔这两个阿拉伯世界的高墙正在坍塌，以沙特为首的四国对卡塔尔的封锁行动击碎了长久以来存在的幻觉：富庶的海湾国家无法再在流血冲突不断的中东地区独善其身。海湾国家在耀眼的崛起之后是否可能迎来同样耀眼的坠落？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后果可能是全球性的。

文章指出，尽管海湾国家都是弹丸之地——卡塔尔的人口只有 220 万——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卡塔尔是世界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卡塔尔投资局（Qatar Investment Authority）持有大众和巴克莱等公司的大量股份，也将数十亿的“卖油钱”投给一些炫耀性的资产，比如伦敦的最高建筑“碎片大厦”（Shard）和哈罗德百货（Harrod’s）等等，除此之外，卡塔尔还将主办 2022 年的世界杯足球赛。

除了经济上的成就之外，卡塔尔还赞助半岛电视台，为穆斯林兄弟会提供平台，试图以一种独立姿态走上国际舞台，这引发了沙特的强烈不满。而这场酝酿已久的封锁行动，显然得到了上月刚刚访问沙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首肯。多亏了卡塔尔境内有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不然它在一场沙特领导的军事干预面前可能更为被动和脆弱。如果卡塔尔没有短期内彻底投降，那么军事冲突的风险将持续存在，封锁造成的经济损失也会越来越大，会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甚至波及全球。卡塔尔的危机提醒我们，那个蒸蒸日上的海湾国家能与中东的悲剧保持安全距离的年代，也许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