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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印尼:历史上的女权运动是如何和民族独立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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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印尼:历史上的女权运动是如何和民族独立结合的?

库玛里研究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得以再次出版,亚洲、中东女性为自身权益抗争的一个个故事在这本书中跃然纸上。

习俗与阻力……萨满法师敏喜京(图中)在韩国杨州市。(AFP/Getty Images)

在 1980 年代早期,斯里兰卡历史学家库玛里·加亚沃德娜(Kumari Jayawardena)在从布鲁塞尔到海牙的火车上,为一门女性运动历史课程准备了讲课笔记。这些笔记于 1982 年结集发表,后来发展成为一部重要作品《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库玛里的这部作品作为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再版,由拉菲娅·扎卡里亚(Rafia Zakaria)作序推荐。

这本书自首次出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仍然是了解土耳其、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女性运动历史的最佳入门书。它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寻求改革的人们的生活和想法。

1875 年出生的中国诗人秋瑾,离开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丈夫去日本学习。她穿着西方男士的服饰,自认为是叛逆的“新女性”,组织了一支女子军。她的散文诗《精卫石》以在女性和文盲中流行的形式写成。秋瑾将地位低下的女性在国家羞辱下的经历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满清政府在 1907 年以策划叛变罪处决了秋瑾。库玛里·加亚沃德娜追溯了女性对抗各种长期阻力的行为:比如骑马打仗的女战士、在韩国成为萨满法师的女性。她也记录了那些思想较为开放的男性的贡献:比如 12 世纪伊朗的伊本·路世德(Ibn Rushd),他对女性备受限制的生活提出质疑;还有李汝珍,他 1827 年的小说《镜花缘》想象了一个男性需要裹脚的世界。

秋瑾

她认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女权主义的广泛定义是对抗“家庭、工作和社会中的压迫与利用”,她坚持这与其他激进理想一样需要突破伦理界限。她的想法根植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并直接挑战各种界限的束缚。在她的书中,女性解放的要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现代化动力无法分割开来。

全球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女性产生矛盾影响,女性开始接收西方思想和女权主义,也重新有了自我解放的想法。从她们的日记、书籍、信件和旅行者的口头记载中可以得知,这些想法的传播已经超越了国家界限,埃及的女性可以了解到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而日本的“新女性”运动也传播到了中国。

库玛里·加亚沃德娜还认为教育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印度改革者本迪特·拉玛巴依(Pandita Ramabai,1858-1922)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了梵文,她用学习到的知识挑战社会不公,推广女性教育和大学入学。在印度尼西亚,拉登·安正·卡尔蒂尼(Raden Adjeng Kartini,1879-1904)受到拉玛巴依的启发,与荷兰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通信,了解到她们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没有选举权感到愤怒,更是为了女性在经济平等和性问题上遭受的不公而不满。当她意识到这些出于友情的来往也受到殖民主义影响时,她马上明白照搬“欧洲世界”的模式不是最终的答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固有角色的疑问和反抗。土耳其民族主义理论学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要求女性获得平等;埃及的穆斯林改革者卡西姆·阿明(Kassim Amin)反对面纱和包办婚姻;中国女性剪短了头发,并选择拒绝缠足;在天主教盛行的菲律宾,她们与西班牙殖民者正面对抗。库玛里·加亚沃德娜展现了民族主义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受到各种美好进展远景的期许,更是出于作为母亲的美好理想。女性需要从社会和文化中得到解放。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也激发了她们的反抗。1886 年,女性丝绸工人带头开始了日本的第一场罢工;在印度纺织业中,共产主义女工和组织者为更好的工作环境而抗争。在英国的统治下,斯里兰卡女性的工作是修整公路或者茶叶、橡胶、咖啡种植。1920、30 年代,这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为这些女性建立了工会。1948 年,一群左翼女性组成了斯里兰卡的第一支女权团体。

多琳·维克勒马辛哈(Doreen Wickremasinghe)是其中之一,她是一名进步教师,也是一名反帝国主义者,而她对库玛里·加亚沃德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第一次与加亚沃德娜见面是在 1986 年,因为我推选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参加一场评奖。她让我感到震惊,包括赢得那个奖项、谈论布里斯托 1880 年代的社会主义社团的创始人罗伯特·威尔(Robert Weare)。我好奇他的名字是怎么传播到斯里兰卡的,答案很简单,他是多琳·维克勒马辛哈的祖父。

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活动家,库玛里·加亚沃德娜与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当地工人、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群体、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女权主义者之间都建立了联系。1980 年代,她已经警示大家说:那些试图拉拢女性的各类威权、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是有危险的。她现在86岁,《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在 2017 年仍然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翻译:李思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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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by Kumari Jayawardena – review

最新更新时间:08/13 13:22

本文为转载内容,授权事宜请联系原著作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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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印尼:历史上的女权运动是如何和民族独立结合的?

库玛里研究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得以再次出版,亚洲、中东女性为自身权益抗争的一个个故事在这本书中跃然纸上。

习俗与阻力……萨满法师敏喜京(图中)在韩国杨州市。(AFP/Getty Images)

在 1980 年代早期,斯里兰卡历史学家库玛里·加亚沃德娜(Kumari Jayawardena)在从布鲁塞尔到海牙的火车上,为一门女性运动历史课程准备了讲课笔记。这些笔记于 1982 年结集发表,后来发展成为一部重要作品《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库玛里的这部作品作为女性主义经典著作再版,由拉菲娅·扎卡里亚(Rafia Zakaria)作序推荐。

这本书自首次出版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仍然是了解土耳其、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女性运动历史的最佳入门书。它让我们了解到那些寻求改革的人们的生活和想法。

1875 年出生的中国诗人秋瑾,离开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丈夫去日本学习。她穿着西方男士的服饰,自认为是叛逆的“新女性”,组织了一支女子军。她的散文诗《精卫石》以在女性和文盲中流行的形式写成。秋瑾将地位低下的女性在国家羞辱下的经历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满清政府在 1907 年以策划叛变罪处决了秋瑾。库玛里·加亚沃德娜追溯了女性对抗各种长期阻力的行为:比如骑马打仗的女战士、在韩国成为萨满法师的女性。她也记录了那些思想较为开放的男性的贡献:比如 12 世纪伊朗的伊本·路世德(Ibn Rushd),他对女性备受限制的生活提出质疑;还有李汝珍,他 1827 年的小说《镜花缘》想象了一个男性需要裹脚的世界。

秋瑾

她认为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女权主义的广泛定义是对抗“家庭、工作和社会中的压迫与利用”,她坚持这与其他激进理想一样需要突破伦理界限。她的想法根植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并直接挑战各种界限的束缚。在她的书中,女性解放的要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现代化动力无法分割开来。

全球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女性产生矛盾影响,女性开始接收西方思想和女权主义,也重新有了自我解放的想法。从她们的日记、书籍、信件和旅行者的口头记载中可以得知,这些想法的传播已经超越了国家界限,埃及的女性可以了解到土耳其现代化进程,而日本的“新女性”运动也传播到了中国。

库玛里·加亚沃德娜还认为教育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印度改革者本迪特·拉玛巴依(Pandita Ramabai,1858-1922)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了梵文,她用学习到的知识挑战社会不公,推广女性教育和大学入学。在印度尼西亚,拉登·安正·卡尔蒂尼(Raden Adjeng Kartini,1879-1904)受到拉玛巴依的启发,与荷兰社会学家和女权主义者通信,了解到她们不仅仅是因为女性没有选举权感到愤怒,更是为了女性在经济平等和性问题上遭受的不公而不满。当她意识到这些出于友情的来往也受到殖民主义影响时,她马上明白照搬“欧洲世界”的模式不是最终的答案。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的发展,提出了对男性和女性的社会固有角色的疑问和反抗。土耳其民族主义理论学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要求女性获得平等;埃及的穆斯林改革者卡西姆·阿明(Kassim Amin)反对面纱和包办婚姻;中国女性剪短了头发,并选择拒绝缠足;在天主教盛行的菲律宾,她们与西班牙殖民者正面对抗。库玛里·加亚沃德娜展现了民族主义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受到各种美好进展远景的期许,更是出于作为母亲的美好理想。女性需要从社会和文化中得到解放。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也激发了她们的反抗。1886 年,女性丝绸工人带头开始了日本的第一场罢工;在印度纺织业中,共产主义女工和组织者为更好的工作环境而抗争。在英国的统治下,斯里兰卡女性的工作是修整公路或者茶叶、橡胶、咖啡种植。1920、30 年代,这里的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为这些女性建立了工会。1948 年,一群左翼女性组成了斯里兰卡的第一支女权团体。

多琳·维克勒马辛哈(Doreen Wickremasinghe)是其中之一,她是一名进步教师,也是一名反帝国主义者,而她对库玛里·加亚沃德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第一次与加亚沃德娜见面是在 1986 年,因为我推选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一书参加一场评奖。她让我感到震惊,包括赢得那个奖项、谈论布里斯托 1880 年代的社会主义社团的创始人罗伯特·威尔(Robert Weare)。我好奇他的名字是怎么传播到斯里兰卡的,答案很简单,他是多琳·维克勒马辛哈的祖父。

作为一名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活动家,库玛里·加亚沃德娜与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当地工人、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群体、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女权主义者之间都建立了联系。1980 年代,她已经警示大家说:那些试图拉拢女性的各类威权、宗教原教旨主义都是有危险的。她现在86岁,《第三世界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不仅在 2017 年仍然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翻译:李思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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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卫报

原标题: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by Kumari Jayawardena – review

最新更新时间:08/13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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