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达尔文传记的结尾部分，作者A·N·威尔逊引用了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名言：“如果想让我们的文明继续，我们必须打破尊重伟大人物的习惯。”——这句话被威尔逊全心全意接受了。他不会承受哪怕一丁点儿因为写偶像化传记而受到批评的危险，因为在这本书的超过400页篇幅里，他否认了达尔文和《物种起源》的合理性。结果有了这么这一本书，少数人读来感到愤怒，其他人还挺开心。

对于达尔文早年的生活，威尔逊草草带过（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他沉浸于研究小猎犬号航行之前达尔文在爱丁堡和剑桥大学时期的故事——达尔文的父亲在此期间写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儿子：“你除了打猎、猎犬和捕鼠以外，对其余事情一概毫不关心，你将成为你自己和这个家族的耻辱。”

可怜的罗伯特·达尔文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儿子先是放弃了医学学位，而后也无意学习如何成为一位神职人员。查尔斯倒是宁愿仔细研究海洋里的无脊椎动物，或者收集甲虫。他一心扑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年迈干瘦、棕色皮肤”自然史教授罗伯特·詹姆森向他介绍了法国关于化石、物种灭绝和“物种转化”的最新理论。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达尔文在自传中回忆，有人就他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于1794年发表的《动物法则》询问他——《动物法则》一书包含了第一篇物种转化论文全文——这位向全世界展现了进化论的男人说他读过这本书，但“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这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诸多学者的问题。

威尔逊利用这件事和其他许多事例，把达尔文描绘成了一个认为自己从未受他人影响、以好斗姿态四处宣扬“达尔文”品牌的人。这似乎有失公允，因为在第三版《物种起源》中，达尔文列出了30位在他之前曾写过进化观点的人，该名单在下一版中增加到了38人。

在剑桥期间，达尔文读到了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自述，这位德国探险家在前往南美洲考察时写了一本半游记、半科学论文的书。达尔文说，正是这本书“让他下定决心前往遥远的国家旅行，并带领他成为女王陛下小猎犬号上的志愿博物学家”。正是他的航海之行，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式和我们的科学。

在晕船的间隙，达尔文阅读了《地质学原理》并被深深吸引。作者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在这本书中解释说，在我们无法想象的漫长时间中，地球经历了一系列缓慢的上升和下沉运动、剧烈的火山爆发和地震，才被塑造成了如今的面目。当达尔文考察遥远岛屿和海岸的岩石和悬崖时，他亲眼见证了莱尔的理论。正如威尔逊所说，《地质学原理》也向大众介绍了“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真理之一：世界比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要老很多很多”。

小猎犬号的故事被人们反反复复讲述，因为它使得达尔文成为了一名科学家以及《物种起源》作者。1836年10月，达尔文返回英格兰，带回了记忆中的超过1500个物种，以及将近4000份皮肤、骨头和其他标本。在此之后，达尔文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对这些素材进行排列、分类，继而写作和思考。他出版了《小猎犬号航海记》（惴惴不安将这本书寄给了他的偶像洪堡并最终得到称赞），并开始提出他对于“物种理论”的理解和观点。

达尔文孜孜不倦地工作再工作，如同“一个着了魔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病人，承受着头痛、腹痛和呕吐。他必须依赖妻子艾玛的护理才能得以生存，他称呼她“妈咪”，因为艾玛就像他的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威尔逊如同小说家一般，描述了达尔文的疾病和他的家庭生活。

理查德·钱伯斯（Richard Chambers）在1844年匿名发表了《自然史生物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这本书不像《物种起源》那样有科学证据支撑，但也提出了相似的进化和物种转化观点。达尔文在看过此书后说：“耳边萦绕着阵阵哀鸣……我急于在唐郡（County Down）掀开窗帘，知晓真理。”那些关于达尔文洗澡时发出咕噜声的描述，以及详细讲述了自己每一步治疗细节的信件，让读者们不禁一边发笑，一边为他感到遗憾。

威尔逊态度中立、如微风拂面般的叙事方式让书中的人物变得更加鲜活。他同样用简练的笔法描绘了达尔文同时代那些出色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托马斯·赫克斯利（达尔文的“斗牛犬”），以及威廉·巴克兰——巴克兰在学术生涯中广泛收集化石，几乎吃遍了动物王国，从绿头苍蝇到美洲狮（显然也包括路易十四的心脏）。此外，威尔逊还写到了一位保姆，她曾经为小说家威廉·马克佩斯·萨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工作过，以及一位相信如果达尔文像萨克雷一样“有事可做”，那么他绝对会感到更好更健康的人。

但达尔文的确“有事可做”，他在研究他的进化论。经过迟疑、收集更多证据、担心以及思考，直到1857年9月27日他收到了一封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的来信——在信中，华莱士阐述了一个和达尔文理论非常接近的观点。威尔逊写道：“达尔文就像一位还未完全掌握他所扮演的角色就被推上了舞台的演员。”他将他的理论写成论文，当《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出版时，首次印刷的1250份在第一天里就卖完了。

当时，科学界对此一片哗然。达尔文理论得到的完整结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体一样，都是进化树的一部分。在《物种起源》发表的7个月后，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举办了一场辩论会，期间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Bishop Samuel Wilberforce）挑衅地询问赫胥黎：如果他从祖父母处追寻先祖和血统，是否会是一只猿猴。赫胥黎喃喃低语：“是上帝将他交到了我手中。”在随后的严肃辩论中，他被人嘲弄，如果必须在猿猴和一个愚蠢的人之间做选择，那他“将毫不迟疑地选择猿猴”作为他的祖父。威尔逊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丰富多彩，包括布鲁斯特夫人昏了过去，菲茨罗伊海军上校（曾经是小猎犬号的上尉）手抓《圣经》和达尔文的朋友、植物学家约瑟夫·道尔顿·胡克对观众们说：“新理论是研究未来的最佳武器！”

针对教会对达尔文理论大加批判这一点，威尔逊解释道，因为许多著名科学家供职于老派大学，而这些学校里的教职人员同时也是神职人员。他们是以科学家的身份，而不是基督徒的身份来攻击达尔文。威尔逊写道，所以这并不是神学的话题，而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学术正统”的问题。

我（本文作者Andrea Wulf）进一步认为，在今天关于达尔文和进化论的争论中，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对立比十九世纪时更为明显。尤其是美国那些疯狂的神创论者，更是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从发现研究所（the Discovery Institute）及其推动的“智能设计”项目，到法院案件和立法听证会，以及加州教育委员会试图将智能设计引入学校课程的“堪萨斯进化论听证会”，我们就可看出这一端倪。正如威尔逊所言，这一直是一场寸土必争的肉搏，无论达尔文同时代者的原因是什么。

威尔逊在书中指出，达尔文不愿意承认他人的成就，比如爱德华·布莱斯（Edward Blyth）在1835年就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自然选择的文章（比达尔文开始严肃思考物种转化问题还要早两年）。但正如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指出的那样，布莱斯和当时其他科学家提出的自然选择，只解释了不合适的物种是如何消失的，而达尔文则将此理解为“进化的动力”。毫无疑问，达尔文对于他称为“我的理论”的想法拥有所有权。他在《物种起源》中依然向布莱斯致以敬意：“布莱斯先生的观点源于他丰富广博的学识，我比任何人都更加尊敬他。”

这本传记的第一句话就是“达尔文是错误的”，威尔逊以此为本书定下了基调。他试图通过驳斥两个中心论点，把达尔文从神坛上拉下来：第一，进化是渐进的，物种在非常缓慢地演化；第二，自然处于永恒的战争状态。威尔逊的论点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已经听过足够多的证据，例如“过渡期化石”的发现可以说明依然存在许多“缺失的联系”。但我不是进化生物学家或遗传学家（A·N·威尔逊也不是），所以我会把这些问题留给科学家们来详细分析。当然，达尔文也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不正是科学探索中会发生也应该发生的事情吗？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对于威尔逊把达尔文和阿道夫·希特勒联系起来感到很非常不适。“达尔文造成了直接的、灾难性的影响，”他如此写道，“德国颁布了《帝国公民法》《血统保护法》《婚姻健康法》和《纽伦堡种族隔离法》，这些都是基于虚假的维多利亚科学，其中大部分正是由达尔文的研究所开启的。”事实果真如此吗？

2013年，历史学家罗伯特·J·理查兹（Robert J Richards）对提出相似结论者进行了广泛的谴责。他发表了论文《希特勒是一位达尔文主义者吗？》，对于希特勒很多言论可追溯到达尔文身上的言论，理查兹说：“甚至还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或者基督身上呢。”——就好像我们只是玩了一场“查尔斯·达尔文六度人脉网络的游戏”。

理查兹还表示，希特勒拒绝接受物种转化的概念，他种族斗争的思想来自于“非达尔文起源”。为了说明这一联系，威尔逊引用了希特勒的一句话——“个体可能会被这个要求所有生物相互吞食的自然法则所压迫。苍蝇本身被蜻蜓捕食，而蜻蜓则是鸟儿的食物，鸟儿又被更大的鸟儿吃掉。”——这非常类似于十八世纪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的观点。哪怕希特勒真的声称自己受到了《物种起源》的启发，也不会使达尔文的理论失去哪怕一丁点儿的有效性，也不是他道德观念的反映。

为了将达尔文和他的工作置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背景之中，威尔逊着墨最多。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中描述了从灵长类动物到所谓文明人类的过程，在威尔逊看来，这是“社会阶层的攀登”，“为了提高地位，使他祖父的家族能从贸易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威尔逊认为，达尔文给了雄心勃勃、力争上游的维多利亚人“安慰的神话”，因为他的进化理论将他们的贪婪和自私解释为天性。作为《维多利亚时代》（以及关于这一主题其他几本书）的作者，威尔逊对十九世纪的英国有着相当全面的了解。

本质上，威尔逊将达尔文描述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天才的博物学家，从小猎犬号上航行归来，带回来了成千上万的标本，花费十年时间研究甲壳动物；另一个则是撰写了《物种起源》的理论学家。威尔逊显然更偏向于博物学家这一人设。我猜想，部分读者和我一样并不同意威尔逊对达尔文的评价。阅读《查尔斯·达尔文：维多利亚时代的神话创造者》这本书，有点儿像晚宴时你坐在了一个非常喜好争论的人旁边——很极端，有时甚至让人厌烦，但也绝对发人深省。

本文作者Andrea Wulf也是《自然的发明：亚历山大·冯·洪堡的冒险，科学界被忽视的英雄》（John Murray出版社）一书的作者。

（翻译：陈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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