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相当一部分进步左派而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晚期资本主义”，或行将就木，又或者已经是冢中枯骨。那为什么它还存在着呢？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伦敦大学商业与社会研究教授）不乏讥诮口吻的新书或许能部分地解答此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经济化（economified）了。与工作及商业相关的主流话语具有一种催眠作用，使人们视自身为一家小企业，在此状态之下，人们的脑子被诸如投资、生产力以及利润这样的概念充斥，难以想象别样的生活方式。

20世纪中叶的经济学炮制出了“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它俨然是工薪阶层心目中的英雄：这个人的日常生活无比理性，高效地算计着何种途径能够最大化自身利益。然而著名的行为经济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早已指出人们的真实生活根本就不是那样的。这个模型早就被驳得体无完肤，但其恶劣影响却经久不衰。弗莱明在新书中详细地探讨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的前世今生，此概念将雇员视为一个不断对其技能进行投资的小企业家。按弗莱明的说法，这种思路有意地使劳动力原子化，掏空了教育的真正本质。他正确地指出：个体所拥有的各种技能并非单纯是一项私人善好（private good）——此说不只对诸如医生这样的职业有效，而是普遍适用的。

弗莱明表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现在已经朝“废墟资本主义（wreckage capitalism）”的方向发展，各种金融投机活动在后危机时代的泡沫中依然盛行。新自由主义所秉持的“自由市场”原则总归还是被扔到了一边，以保护那些高度垄断化且无效率的抽租行为（rent extraction）：学术期刊出版商和银行家便是将公用事业私有化的两个典型例子。（在此，弗莱明诉诸英国皇家邮政和铁路的故事来说明“纳税人为他们自己的资产剥离注资”这一现象。）

支持新自由主义的一方通常会如此回应：那是因为自由主义贯彻得还不够。“现状离理想的资本主义还很远，“弗莱明刻意模仿了一下支持者们的回答，“那是当然。”他接着谈道：“迄今为止的各种实践从没达到这个状态……业界巨头们享受着社会主义式的国家补贴，原因在于他们明白纯粹的资本主义只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抽象理念，它原本就是用来忽悠大众的，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年轻人群体中负债成风的现象十分突出，俨然成为某种“生活之道”，就业也愈发不稳定。弗莱明书中的“职场如剧场”（theatre of work）一章即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这样的场景：人们在公司里需要随时保持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还要时刻充满正能量，但这会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另外，弗莱明也敏锐地观察到随叫随到式合同（zero-hours contract）极度不人性化的一面：雇员完全处于各种电子通讯工具的监控之下，其严密程度前所未有。

举个例子，专车司机的薪水严格按每单来计算，不多也不少。弗莱明把这个逻辑一推到底：在酒保没给客人倒酒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给她发工资呢？他进一步谈到，雇主应该按照特定时间段内的“可得性”（availability）来制定薪酬标准，将工作分解为极细小的环节并实行计件付酬的做法，乃是一种剥削年轻人的新手段。弗莱明对诸如Uber以及Deliveroo等等（中国国内的对应物便是各种专车和外卖平台——译者注）这样的商业模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所谓“共享经济”不过是一种不甚光彩的货币化（monetisation），是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种种困境之下的权宜之计，其最终归宿则是“雇员的彻底原子化”。

机器人时代的来临无助于缓解这些问题。回顾工业史，新的自动化浪潮从未兑现其“更少的劳动”和“更加体面的闲暇享受”等许诺，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曾经有过类似的天真想象。如今，“复杂技术已造就了海量的‘垃圾工作’（crap jobs）”，使千百万劳动者的人格尊严遭到贬损，其地位甚至还不如机器：他们不如机器值钱，所以仍需工作。

写到这里，弗莱明甚至动用了一些带有羞辱意味的语词：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所描绘的世界差不多是“书呆子的梦境”，在谈到“政客及其脑子缺根筋的智库”（缺根筋这个表述在这里都嫌温和了）以及主管大学教务的“没头脑的技术官僚”时，其口气也极为轻蔑。读者可能不时会觉得作者的论述有过分夸大、刻意渲染灾祸之嫌，但这毕竟也是笔战打到高潮时的常态。

对此能有什么办法呢？保罗·曼森（Paul Mason）曾乐观地认为诸如维基百科以及开源软件这样的自愿合作模式将使社会朝向更为公正的方向发展，但弗莱明对此不以为然。此外，他还批评了所谓的“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m，当代激进左翼思潮之一种，主张尽可能地刻意放大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弊病，以加速其灭亡——译者注），以及某些厌恶人类的生态狂热人士为了一些虫豸而过分贬低人类文明的取向。而他所青睐的方案，则是“公共领域的激进去私有化”（radical de-privatis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该方案要求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与工作不稳定者合作以协助他们追求普遍的劳工权利：伦敦Uber司机打官司胜诉一案即是一例，司机们在法庭上主张自己属于雇员集体，而非单个的、原子化的合同工。

眼尖的读者想必已经发现，该主张与《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呼吁如出一辙——“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这句话远远没有过时。但这本书字里行间也弥漫着某种与《权力的游戏》类似的阴暗情绪：弗莱明警告，如果我们对现状无动于衷，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人类文明的“严冬”。话说回来，该书最大的亮点在于不带一丝绝望：它激愤到了略显滑稽的地步，然而敢于鲜明地表达愤怒，其本身就是一种积极而乐观的行动。

（翻译：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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