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国组织企图消灭伊拉克雅兹迪人的手段不仅仅只是谋杀。2014年夏天，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之后，血洗村庄，处决了少数派中上百名男性和老年妇女，还绑架了数百名儿童和女性。他们给年轻男孩洗脑，将他们强制征召入伍，而那些妇女和年轻女孩们则变成了他们的性奴。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拒绝对此做出宗教解释，相当于默许了这种奴役行为的合理性。

在《最后一名女孩：我被监禁的故事和我反抗“伊斯兰国”的战斗》（The Last Girl：My Story of Captivity, and My Fight Against the Islamic State）这本书中，纳迪娅·穆拉德（Nadia Murad）讲述了她与其他同样来自克丘村庄（Kocho）的村民们被囚禁的故事，深刻描绘了她所说的那种“身体和灵魂的缓慢而痛苦的死亡”的经历。身为一个知情人而不仅仅只是一个受害者，穆拉德能够更好地展现出雅兹迪人的全貌。她的创作带着可以理解的愤怒，也透露着爱，还闪现着幽默和尊严。在讲述她个人经历的同时，穆拉德也让我们了解了最近几十年来伊拉克所遭受的破坏。

雅兹迪人在种族上属于库尔德人的分支，通用库尔德语，生活在伊拉克北部，主要聚居于辛贾尔山地区附近的贫困村落。生活在周遭的大部分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都鄙视雅兹迪人，而且他们长期以来都因宗教信仰问题而受到迫害。（雅兹迪人所信奉的雅兹迪教是一种混合了多种信仰的一神教，与中东地区的许多信仰有共同之处。它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主体，还包含了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元素。）

雅兹迪人居住的土地充满了争议，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斗争不断，而他们则经常被夹在民族主义的野心斗争之间。穆拉德写道，萨达姆·侯赛因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马苏德·巴尔扎尼的库尔德民主党都向雅兹迪人施压，要求他们接受阿拉伯人或是库尔德人的身份，以宣称对这片土地的主权（阿拉伯和库尔德的民族主义者们都在最有限的理解范围内把问题看得太过纯粹而偏执了；在这样一片本就不存在民族同质性的土地上，他们对于民族同质性的过分执着注定会有疏忽和遗漏）。

国际上和当地对于雅兹迪人的关注本是微乎其微的，直到伊斯兰国向他们发起了进攻。很快，他们就成为了许多报道的主题。但是人们对于雅兹迪所产生的兴趣，就像那些关于中东基督徒的故事一样，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因为伊拉克已经遭受了几十年痛苦的恐怖经历，而因这些恐怖经历产生心理创伤的人口总数相比于受害的雅兹迪人要多得多，却并没有引发全球性的强烈抗议。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放大了对于那些少数派所遭遇的恐怖经历的关注，而我们对这些遭遇所感到的愤怒也因关注度的上升而增长。但是事实上，就绝对数字来说，到目前为止，遭受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什叶派民兵和其他以伊斯兰教为名义的极端组织暴力迫害的受害者当中，占绝大多数比例的是穆斯林。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对于少数民族的情况给予密切关注都非常重要：他们就是像煤矿中的黄钻，能够衡量社会的宽容度、包容性和平等性。但是许多临近该区域的观察人士对于以中东地区少数派遭受迫害为主题的故事都非常谨慎，因为他们担心这类故事会将伊斯兰教妖魔化，特别是在那些以穆斯林占多数的社会中，人们很有可能会将所有存在的社会缺陷都归咎于宗教。令人遗憾的是，那些传阅和散播这些故事的人也的确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是真正关心那些受害者。对于西方的伊斯兰恐惧症人群和中东地区的宗派主义者而言，这都是事实。

穆拉德自己也在困境中沦为了政治化的受害者。伊拉克库尔德自由斗士哄骗她说出自己的故事，并录制成视频，然后在未经穆拉德同意的情况下将视频交给新闻媒体播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政治对手感到难堪，而这些对手也是他们的同胞库尔德人。穆拉德在书中写道：“我一直认为我的经历只是一场个人悲剧，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故事也可能被某些人拿来当做政治工具，尤其是在像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我必须对我所说的话非常谨慎，因为不同的人对于语言的理解就不同，而你的故事可以很轻易的变成一把指向你自己的武器。”

毫无疑问，把控她的故事本身就是穆拉德在书中叙事动机的一部分。她在书中娓娓道来，介绍了伊斯兰国到达之前的克丘村庄以及生活在那里的雅兹迪人。我们会认识到她的母亲，一位坚韧而有活力的女性，笑对任何困难从不退缩；还有她的哥哥，爱上了一个超出他身份地位的女孩。在遭受伊斯兰国的迫害、变成一位人权活动家之前，穆拉德的愿望是开一家美容院，为村里那些即将走向婚礼殿堂的新娘设计造型。

所以，当伊斯兰国组织发动袭击时，我们都知道这些是真正的人——而且我们也知道风险很高，破坏也是发自本能的。在被囚禁的三个月里，穆拉德就像奴隶一样被带到市场上买卖，还多次遭到强奸和殴打。她对于这些恐怖经历的描写毫不畏惧。逃离伊斯兰国的魔爪之后，穆拉德移民德国，积极为雅兹迪受害者们寻求正义，并得到了人权律师阿迈勒·克鲁尼（Amal Clooney，演员乔治·克鲁尼的妻子）的帮助。《最后一名女童》的序言就是克鲁尼所作。

穆拉德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为受害者们寻求一个平台，让他们无需再保持沉默，能够勇敢说出自己所经历的耻辱，也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会成为被人利用的武器。穆拉德对那些破坏了她的同胞正常生活的人感到无比愤怒，这种情绪充斥了全书——而且并不仅仅是指向伊斯兰国组织。她还对那些承诺过要保护雅兹迪人的自由斗士们感到愤怒，因为他们放弃了坚守（就像伊拉克军队在摩苏尔所做的那样），他们抛弃了雅兹迪人，任其自生自灭。

穆拉德的怒火大部分都是指向伊拉克北部的阿拉伯逊尼派，她认为这些人都是以或直白或含蓄的方式支持着伊斯兰国。她提供了执行具体行动的具体人员信息作为证据，并且表示，在针对激进分子发起的空袭当中，如果这些人没有丧生，就应当追究其相关责任。此外，她也在书中暗示道，那些生活在伊斯兰国统治下的绝大多数阿拉伯逊尼派面对伊斯兰国的暴行都毫无作为。穆拉德相信，即便他们不能阻止武装分子，至少也可以对他们的行为发起抗议。

然而，对于那些奋起反抗、甚至因为高声呼吁而被杀害的人，穆拉德也没有表示赞扬。她的确注意到有些人提出了异议，但她更主要的还是控诉那些没有想办法逃离伊斯兰国的剩余大多数。对于她来说，留在家里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这些激进分子或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毫无异议。她反复问道：到底还有什么理由让他们留在这里？然而，她没有问道的是：他们还能去哪里？逃到库尔德斯坦对于阿拉伯逊尼派来说，非常危险，他们的种族和宗教身份就意味着他们会被视为潜在的威胁，因为那些伊斯兰国的自由斗士都自称是逊尼派教徒，其中许多都是阿拉伯人（正如穆拉德所指出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也在他们的队伍当中）。

但是在穆拉德逃亡的过程中，摩苏尔有一户没有逃走的阿拉伯逊尼派贫困家庭就接受了她，把她藏在家里，并制定了一个计划，帮助她逃离伊斯兰国的领地。他们这么做无疑承担了巨大的风险，同时也冲击了穆拉德的假设。所以，如果穆拉德的愤怒和救星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阿拉伯逊尼派，那又意味着什么呢？穆拉德的回答是，这样的人仅仅只是个别而已，而她目前也不会去排斥这些例外，即便这意味着她太过容易屈服于替罪羊和集体犯罪。

穆拉德的愤怒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各种暴行中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旁观者的行为，才能称之为邪恶呢？特别是对于那些本身就生活在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残暴政权统治之下的人，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些人他们自己也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把他们的无作为归咎于宗教或是种族，真的公平吗？

追求正义与追求和平是同等重要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警惕转嫁集体犯罪的诱惑。长期以来，许多伊拉克人之所以一直遭受他们的同胞所带来的无以言说的痛苦折磨，原因就在于宗派代罪。

但不管怎么说，穆拉德都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了解到那些暴行是怎样破坏了她的家庭，毁灭了她曾经生活过的那个脆弱的村庄。《最后一名女童》是一本充满了勇气的回忆录，它支持要向那些犯下恐怖罪行的人追究责任，这无疑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翻译：刘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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