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没钱，布勒丹夫妇离不起婚。”这是我（本文作者为英国小说家Amanda Craig）最新出版的小说《土地的谎言》（The Lie of the Land）的开篇，开头的四个字受到了一张著名字条的启发，这张字条是上届一位工党大臣留给下一届保守党的。

小说家，或者说至少像我这样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家，在国家陷入危机时简直不能更加兴奋了。毕竟，“小说”的含义之一就是消息。坏的消息固然不受欢迎，但是读者却更倾向于去阅读它们。

我书中那对争吵的夫妇迫于经济萧条的压力，失去了工作，不得不从原先位于伦敦北部昂贵而舒适的房子中搬出来，迁到北德文郡一个廉价又不舒服的出租屋里，他们的挣扎是当时更大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它讲述了生活巨变——从由许多城市职业夫妇每年十万英镑的收入，到远低于国家平均生活水平即每年两万七千六百英镑——是怎样发生的。以一周80英镑的消费水平供养一个有着三个大人和两个孩子的大家庭，到底有多困难？当自己开车成为郊区生活唯一的交通方式，你给油箱加满油之后又有多高的概率能确保它正常运行呢？为什么有这么多食物救济中心呢？在工厂里上夜班而不是用一整年的休息时间去闲游，感觉又如何呢？

我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很感兴趣，因为，金钱在小说中是新的性别。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毫无顾忌地告诉读者，达西先生的年收入是一万英镑，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表明施莱格尔姐妹每人的年收入为六百英镑，而如今我们却常常搞不清楚，小说中的人物的收入和资产到底有多少。

当代小说中的大多数角色生活优渥，收入来源却是一个谜。比如说出现在麦克尤恩作品《星期六》（Saturday）中的一流外科医生，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作品《钱》（Money）中的剧作家，以及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轮廓》（Outline）中的离婚女子。而从另一个极端来说，以《五十度灰》男主角、亿万富翁克里斯蒂安·格雷（Christian Grey）为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施虐狂，却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至少这一点使得他的形象有些扁平化了。

汤姆斯·皮克提（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书中指出，从奥斯汀到特罗洛普再到福斯特，这些小说家之所以能够描述他们笔下人物具体的财富金额，是因为自1814至1914年间，通货膨胀的进程还非常缓慢。一个世纪之后，读者仍然明白达西每年一万英镑的收入到底是多少，就像他们能搞清楚平均每年30英镑的收入是多少一样。这些固定的收入就像标志，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出这个人是身份尊贵还是贫贱低下。只有在1918年以后，当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政府放弃了金本位制，通货膨胀的速度才开始飞速增长。其后果之一，便是基本上没有人再在文学作品中说明具体的财富金额了，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也是如此。一直要等到90年代晚期，价格、收入和可支配收入才稳定下来。

2009年的金融危机过去三年之后，约翰·兰切斯特（John Lanchester）写了一本小说——《资本》（Capital）。在这部作品中，他不仅告诉我们银行经理期待的年终奖金额（100万英镑），还交代了身为交通管理员的昆蒂娜一年工作250天的收入是多少（一整年是37.5万英镑，昆蒂娜能拿到1.2万英镑，再加上4个星期的假期，但是没有医疗和养老福利）。约翰·兰切斯特能在小说中把数字说得这么具体，并不是一个巧合。十年来，通货膨胀上涨很慢，因此我们也能搞清这些数字的含义。同样重要的是，比起以往，如今我们终于对富人和贫民之间的鸿沟更为愤怒了。《经济学人》新近的一篇报道显示，英国是欧洲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我之所以想写《土地的谎言》（The Lie of the Land）这本书，是因为我能看到城市里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乡下人的生活正变得多么可怕：生产牛奶的支出超过了牛奶的销售所得，奶农们已经失业了。而在工资低迷的情况下，当地人根本没有办法就业，这些工作最终落到了外来的移民者手中，他们挤在宿营拖车或不达标的建筑里生活。当这个国家中一部分的人有钱，而另外一部分人没钱时，民主就会不稳定，类似于脱欧这样的灾难就会发生。

小说对此必须保持诚实，因为在体会他人生活现实方面，小说的效果远远超过新闻。所有与钱相关的事情，从交税到公共支出，影响着文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特别是孩子。如今，政府对贫困家庭做下了种种糟糕和愚蠢之事，似乎是因掌权者自身未曾经历过贫穷，或者说他们无法想象依靠福利的生活是怎样的，甚至比这更糟——因为他们把钱看得比人性还要重要。我们需要唤醒这个国家的良知：我们需要，再一次地，在作品中描写财富。

（翻译：朱瑾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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