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经典动画片《花木兰》改编的真人版电影招募女主角的新闻，早在几个月前就闹得沸沸扬扬，上个月底谜底终于揭晓，中国女演员刘亦菲在众多竞争者胜出，成为真人版花木兰的扮演者。成为迪士尼公主片的女主角当然是一项殊荣，在今年三月上映的真人版《美女与野兽》中，贝拉公主的扮演者就是好莱坞一线女星艾玛·沃特森。从网络文学大IP女主演到迪士尼大IP女主的“神仙姐姐”，仿佛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加冕”。

自1937年12月迪士尼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以下简称《白雪公主》）上映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80年时间。在这80年里，迪士尼一共推出了12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动画片——从王子拯救公主的经典爱情叙事，到性格、种族、文化背景更为多元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公主们”，再到突出女性自我探索、事业追求、姐妹情谊的新世纪现代“公主”——迪士尼公主片80年的历史，与女性争取平权的运动和思潮之间，发生了意味深长的互动和对话。

2000年，刚刚入主迪士尼消费品部（Disney Consumer Product）的前耐克高管Andy Mooney正式推出了“迪士尼公主系列”（Disney Princess Line），将迪士尼经典动画片中的八位女主角作为一个系列进行营销（随后又有四位公主加入了这一系列），同时大举推出与之配套的周边产品，从公主裙到王冠，从水晶鞋到魔法棒，再加上迪士尼乐园的真人演出、书籍出版以及电子游戏的开发，迪士尼的公主们几乎占领了你能想到的所有消费领域，它们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小女孩的日常生活当中，全方位地满足她们想要成为公主的愿望。

但这种“公主梦”真的只是孩子童稚的幻想吗？还是一种全社会的、不分年龄段的集体潜意识呢？在迪士尼的动画片之外，在玛丽苏文学与成人爱情片中，甚至在新闻报道、社交网络和人们的街谈巷议里，从来不乏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这些故事与迪士尼的公主片一样，在新的性别平等语境下，披上了新的修辞。

公主片与女权运动的80年

迪士尼公主片8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经典、文艺复兴和现代三个时期。经典时期（1937-1959）的三部动画片《白雪公主》（1937）、《灰姑娘》（1950）和《睡美人）（1959）都改编自《格林童话》，延续了十九世纪欧洲童话“王子拯救公主”的经典叙事。而在文艺复兴时期（1989-1998）的五部动画片中，公主的形象变得更加多元，其中除了《小美人鱼》（1989）和《美女与野兽》（1991）改编自欧洲童话之外，《阿拉丁》（1992）、《风中奇缘》（1995）和《花木兰》（1998）的故事分别取材于伊斯兰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印第安原住民酋长女儿的真实经历以及中国古代传奇，这一时期的迪士尼公主无论在种族、文化背景还是人物性格上都更加丰富多样，也更符合现代女性的自我认同。

2009年之后迪士尼先后推出了四部公主片，分别是《公主与青蛙》（2009）、《长发公主》（2010）、《勇敢传说》（2012）和《冰雪奇缘》（2013）。除了《勇敢传说》是完全原创的故事之外，其他三部动画片依然是对《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的改编，但创作者为经典童话注入了新的主题，在浪漫爱情之外，女性的自我探索、事业追求、母女关系和姐妹情谊成为故事的主线。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在公主片的三个产量高峰之间都有较长的间隔期，同属第一阶段的《白雪公主》与《灰姑娘》之间也隔了13年之久。如果说公主片为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女孩塑造了一种“女性气质”范本的话，那么迪士尼暂停出品公主片的这些年，也是传统的、女性化（girly）的“女性气质”受到女权主义运动挑战的时期。当下一个公主片的高峰到来之时，我们可以看到，平权运动的遗产也被纳入了新的公主形象之中。公主片80年的历史，也是迪士尼创造贩售的公主梦与女性争取平权、拒绝偏见的努力彼此角逐、交替上演的历史，这其中既有冲突和斗争，也有互相渗透和对话。

迪士尼的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奠定了其最经典、最深入人心的公主形象。白雪公主代表了沃尔特·迪士尼本人所信奉的家庭价值（family value），以及上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对于一种“完美女性”的刻板印象：清纯、低龄化的外貌，被动的性格，以及对于家务的近乎偏执的爱好。

在1987年《白雪公主》上映五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Janet Masllin就曾吐槽说，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白雪公主是一个多么无聊甚至令人厌烦的角色：她的初次亮相，是在继母的城堡里被一群白色的鸟儿簇拥着擦楼梯；之后她被逐出城堡，流落到七个小矮人的小木屋里，仍然醉心于家务，帮小矮人们做饭、打扫房间，并且监督他们洗手洗脸；除了是一个称职的管家之外，她的性格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可圈可点之处，似乎在整个故事中，她的作用就是被邪恶的继母迫害以及等待王子的拯救。

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整体笼罩在保守的氛围中，由于海氏法典（the Hays Code）——一系列指导电影制作的天主教道德准则——的颁布，好莱坞开始了严厉的电影审查，同性恋、粗口、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和性关系都被禁止搬上银幕，此外还有婚外情不能有好下场、罪犯必须被绳之以法等有关剧情的硬性规定。以至于在整个30年代，好莱坞的银幕主要被琼·方登这类清纯甜美的女性形象所把持，而凯瑟琳·赫本这样强势甚至有些聒噪的女星则被认为是“票房毒药”。事实上，白雪公主的形象与琼·方登本人有着很强的相似性，而她的恶毒继母则被认为是综合了凯瑟琳·赫本、琼·克劳馥和贝蒂·戴维斯三位女星的形象。

除此之外，白雪公主的形象与上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当时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对女性让出工作机会、回归家庭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她与七个小矮人之间的友爱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工人阶级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越是在这样的困难时期，人们越需要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故事的慰藉，如果说白雪公主逃离城堡、隐居山野的情节迎合了当时社会上普遍的避世主义情绪的话，王子的降临则给了无数身陷困厄、等待拯救的人们以缥缈的希望。

在随后的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一段时间，迪士尼公主彻底从银幕上销声匿迹，因为公主纤弱、被动的形象与美国女性在战争中勇敢、无私的表现背道而驰。直到1950年，迪士尼的第二部公主片《灰姑娘》才上映，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美国社会已经从战争中恢复过来，重新回归正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战后的婴儿潮，迪士尼经典时期的最后一部公主片《睡美人》中的欧罗拉就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她与芭比娃娃同时诞生于1959年。甚至可以说，睡美人就是芭比的“中世纪表亲”，她们是越战的硝烟蔓延到美国本土之前，最后一代懵懂、任性、无忧无虑的美国少女。

随后，美国迎来了革命的60年代，与反战游行、嬉皮士运动与性解放一同爆发的是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与争取女性的投票权和财产权的第一波女权主义不同，第二波的主要议题是女性的生育权（包括堕胎的权力）、家庭暴力、婚内强奸以及工作场域中的性别歧视和性骚扰，除此之外，第二波女权主义还重塑了传统的女性气质，对于流行文化中对女性的视觉呈现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穿着男式衬衫、牛仔裤和宽大外套的“安妮·霍尔”式的女性偶像替代了唇红齿白、长发齐肩的标致美人，迪士尼的公主自然也失去了市场。

直到上世纪80年代，革命的余波淡去，里根治下的美国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开始抬头。80年代末，阔别了30年之久的迪士尼公主片再次回归，但经过了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洗礼，1989至1998年间的五部公主片与经典时期的公主片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讲述的几乎都是一个不满于被安排人生或传统性别角色禁锢的年轻女性，踏上一段找寻自我和真爱的冒险旅程的故事。但公主片在这一阶段的“女权”转向并不彻底，很多批评都指出：令新一代的迪士尼公主们心驰神往的“外面的世界”，在很多时候可以等同于一个“另类的王子”——从把公主救回城堡的“真王子”，变成了带着公主一起逃离城堡的“私奔情人”；王子的爱也从抽象的父权的垂青，变成了患难见真情——但无论如何，爱情仍然是公主片不变的主题。21世纪的前两部公主片《公主与青蛙》和《长发公主》也延续了这样的主题，直到《勇敢传说》上映，我们才看到了第一部没有王子、没有真爱之吻的女性主义公主片。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与新一代的迪士尼公主片同时兴起的，是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第三波女权主义运动的主力是在第二波女权主义的遗产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这一代女性面对的，是与她们的母辈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互联网迅速普及、朋克和嘻哈成为代表青年态度的流行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波女权主义强调个人主义和多样性，试图重新定义“何为女权主义者”。她们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重要分歧在于，她们认为自由地展现女性性征和女性气质非但不是被物化的结果，反而可以是一种对物化的反击，因此，这种权利不应该受到任何限制，无论是父权还是女权，都无权去规范女性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和自我表达的方式。正因为这一立场，第三波女权主义常常被批评为“口红女权”（lipstick feminism）。

如果从第三波女权主义的角度去审视上世纪末的公主片，会发现这种“尊重个体选择”的论调似乎可以消解对沉湎于浪漫爱情的公主片的批评声音，但事实上，迪士尼的“公主系列”提供的不仅是一种选择，相反，它以整个商业帝国强大的造梦和营销能力将“公主”、公主的裙子、公主的王冠、公主的水晶鞋、公主的床、公主的杯子、公主的笔记本、公主的婚姻、公主的人生以及公主的一切，变成了唯一的选择——《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女孩与性：灰姑娘吃掉了我的女儿》一书的作者Peggy Orenstein就抱怨，当你走进一家儿童用品商店，买不到任何一件不带公主元素的礼物送给女儿的时候，当你带着女儿走进餐厅、超市甚至牙医诊所，所有亲切的叔叔阿姨都要称呼她为“小公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没有选择。

迟迟不愿醒的公主梦

迪士尼“公主系列”的建立本身就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在其中扮演王子角色的是前耐克高管Andy Mooney，2000年加盟迪士尼任消费品部主席的他，以魔法般的能力拯救了消费品部每年下滑30%的销量。

在入职的第一个月，Mooney飞赴凤凰城观看他任内的第一个迪士尼冰上表演，“站在场内，我被从头到脚穿着一身公主装束的小女孩包围着”，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但这些装束并不是迪士尼的产品，而是没有商标授权的万圣节服装。这一下子点醒了我，很明显，这是巨大的需求。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们来设立一套生产标准、一套配色，然后告诉我们的授权生产商们，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全部投放市场。不用担心销量，我们只是让这些小女孩们继续做她们早就在做的事情：将自己代入迪士尼经典影片的人物当中。”

于是Mooney将此前八部迪士尼公主片中的女主角凑在一起，建立了“公主系列”（后来又加入了《公主与青蛙》、《长发公主》、《勇敢传说》和《冰雪奇缘》中的四位公主），这也是迪士尼首次在电影上映宣传之外，对不同时期经典角色以系列的形式进行营销。为了避免这种时空错乱的尴尬，在“公主系列”的海报上，公主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眼神交流，每个人都望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好像对其他人的存在并不知情。这个所谓的“公主系列”也包含花木兰这种并不具王室血统的女性角色，这使得“公主”的定义变得十分宽泛，没有一个硬性指标，就好像任何一个小女孩都可以被餐厅服务生称作“小公主”一样。

2015年，美国一家网站曾经在该系列的11位公主中评出了一个“女权主义公主排行榜”，位列榜首的是花木兰，但花木兰却是该系列中最边缘的一位——不仅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她是一位少数族裔（华裔）“公主”，另一个原因是她相对粗犷、男性化的造型不符合传统的公主形象。事实上，花木兰少数几次在“公主系列”中亮相，都是以汉服装束出现，而在动画片中，她绝大部分时间是以男装甚至是战士铠甲示人的，繁冗的汉服恰恰是从军前为她相亲的媒婆强迫她穿的，象征着父权的压迫，令她苦不堪言。但在为贩售周边产品而附会出的“公主系列”中，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该系列公主背后的故事线都被弱化了，她们的作用是以美丽的外表撬开消费者的钱包。

“公主系列”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如何让上世纪30年代的公主在今天的消费者看来仍不过时。在迪士尼的世界中，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游离于社会进步之外的永恒时间，所有公主都生活在这样一种永恒时间之中，这种去历史化的策略是让公主们可免于过时的一种方式。同时，迪士尼也在不断重写它自己的历史：在保留原有设计的同时，不断在再版的电影、营销活动和周边产品中重新渲染经典角色的形象，让它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而除了外貌，公主们的性格特点也被重新提炼，例如被诟病为被动等待拯救的白雪公主，在该系列的宣传文案中被“洗白”为：亲切友善、充满尊重，可以鼓励小朋友“多交朋友、与人为善”，而对于在“女权主义公主排行榜”上排在末位的睡美人，迪士尼则声称她可以教会小朋友“不放弃幻想”。

而当被问到，是否担心公主们会给小女孩树立坏榜样或误导她们的时候，Andy Mooney回答道，“我看到小女孩通过将自己打扮成公主来拓宽想象力，但她们最终会度过这个阶段，等她们长大了，还是会成为律师、医生、母亲或者真的公主，成为她们想成为的任何人。”

但这个阶段真的会过去吗？当一个小女孩厌倦了她的Elsa公主裙的时候，在美国她还会遇到《暮光之城》《BJ单身日记》，在中国她也会遇到了《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永远都有各种各样公主故事的复本，以“玛丽苏”、“大女主”等等各种花样翻新的标签再次俘获她，让这个“阶段”迟迟过不去，让她的公主梦迟迟不会醒。

中国玛丽苏和迪士尼公主的破次元相遇？

这或许是刘亦菲饰演花木兰的新闻最耐人寻味的一点，难道中国玛丽苏和迪士尼公主要破次元相遇了吗？

如果说在中国，存在一种与迪士尼公主们类似的“低领女性偶像”的话，那大概就是近年来随着所谓“大IP”风潮而大量涌现、霸占银屏的“玛丽苏”女主角们了。与迪士尼公主片类似，这些以女主角名字命名的国产电视剧也经历了一个进化的过程：从最开始简单粗暴的“玛丽苏”设定——所有男人都爱我，所有女人都想害我——到后来极力标榜的“女性成长史”。细究起来，这种进化其实是一种修辞上的进化，换汤不换药，女主角们看似的确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从最初单纯、善良、不谙世事的傻白甜，成长为心思缜密、工于权谋的“女强人”，然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成长”背后离不开男性的宠爱、保护和栽培，看似战无不胜的女主角们，依然是通过“搞定男人”来摆平所有麻烦的。

为什么无论是迪士尼的公主片，还是玛丽苏国产剧，都难以摆脱男权的反噬，究其根源，是因为它们都是一个男权社会里打破了一些规则的女性故事。一个大家族里的女掌门、一个实际操控着政权的皇后等等，这与逃出城堡的公主一样，容易给我们一种虚假的满足感，认为她们——或者我们自己——作为女性已经做得足够多。另一方面，这样的女性角色还在有意无意地暗示今天的女性，不要放弃你的性别优势，而要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走捷径，并不是教她们像等待被拯救的公主一样什么都不做，而是告诉她们，当你拥有了男性赋予你的资源，你的“奋斗”会轻松很多——白雪公主式束手无策的愚蠢就这样变成了一种审时度势的聪明。

如今，这种“聪明”似乎赢得了更大的市场。尤其当今天的女性已经不需要为最基本的投票权、工作权和堕胎权奔走抗争，但头顶的玻璃天花板依然难以打破的时候，当我们已经失去了联合，要在更加碎片化的身份认同中独自面对各种日常生活中更隐蔽的压迫和更诡谲的话术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开始怀念那些“旧日的特权”，却容易忘记那些特权的代价。

于是，我们需要再问一次，这个迷恋公主的阶段真的会过去吗？当虚构和现实中的童话故事像接力赛一样不断为女性制造着诱惑和陷阱，当嫁给刘强东的“奶茶妹妹”从恋爱、结婚到生子每一条新闻都霸占着社交媒体的头条，当第三波女权主义告诉我们——你可以喜欢粉色同时热爱足球，你可以通过婚姻得到一切同时做一个女强人，这不矛盾，这都是你的选择，你可以“have it all”……就算我们可以结束自己童稚的公主幻想，可是真的可以逃得过这种覆盖全社会、不分年龄段的集体潜意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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