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认为人类社会的等级是无法避免的，是人类本性的自然部分。然而，这种信念却和20万年的智人历史里大部分时候相悖。

实际上，我们的祖先大多数时候都秉持“强烈的平等主义”，不容许任何形式的不平等。狩猎采集者虽然承认人拥有不同的技巧、能力和特点，但他们强烈反对将这些差异转化成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人类心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让人类远离了平等主义？综合考量考古学、人类学和基因组研究数据，答案就在约1万年前发生的农业革命里。

现代农业技术惊人的生产力，让人们忘记了这样一件事——从新石器革命早期到本世纪（就全球贫穷国家以农业为生的人而言），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是极不稳定的。狩猎采集的部落和早期农民都可能遭遇短期食物短缺和偶尔的饥荒，但农业人群更有可能遭受严重的、反复发生的、灾难性的饥荒。

狩猎和采集反而是一种低风险的谋生方式。纳米比亚的狩猎采集部落 Ju/'hoansi 传统上会食用125种植物，每一种植物的季节循环都略有不同，对天气状况的反应也不一样，占据了某个特定的环境类型。当天气不适合某些植物时，可能另外的植物却从中受益，这大幅度地降低了饥荒的风险。

因此，狩猎采集部落认为他们的环境永远能提供充足的食物，他们只为满足自己最切近的需求而劳作。他们从来不追求盈余，也不会过度利用任何关键资源。他们对身边环境的可持续性深信不疑。

与此相比，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承担起了“使”周遭环境能够提供食物的全部责任。他们依赖于几种高度敏感的粮食或牲畜，这意味着干旱或者牲畜疾病之类的任何异常，都会引起混乱。

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农业在全球的扩张总是伴随着灾难性的社会崩溃。对欧洲人口的基因组研究显示，一系列的人口急剧下降都和农业扩张相伴发生：先是7500年前新石器时代农业在欧洲中部的扩张，随后是约6000年前农业向西北欧的扩张。

然而，当一切顺遂时——无论是风调雨顺、害虫得到控制，或是土壤仍然保持肥力——农业的生产力比狩猎和采集要高得多。这使得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高于狩猎采集者，也让他们能够以更少的土地养活更多的人。

但在新石器时代，农民仍然担忧干旱、枯萎病、害虫、霜冻和饥荒，备受煎熬。随着时间推移，各个社会应对资源稀缺的方式也发生了深刻转变，引起了抢掠、战争和陌生人之间的互相恐惧，最终也发展出了税收和暴政。

这一切并不是说农民就无计可施。如果他们行事正确，就可以将引起担忧的风险最小化。这就是说，通过日常生活的行为取悦乖戾无常的神祗——但最重要的是，农民把希望放在了辛勤劳作，生产剩余物资上。

狩猎采集者认为自然环境自身就可以产出物品，自己不过是周遭环境的一部分。与此相比，农民认为环境是用来操纵、驯服和控制的。但是所有农民都会承认：想让环境屈从于人的意志，就需要投入大量的劳作。一块地能产出多少东西，是和人在上面投入的精力成正比的。

努力劳作是一种美德，这一原则必然导出结论——个人财富反映出人的品质。这一认识，可能是农业革命留下的诸多社会、经济和文化遗产里最明显的一个。

从农业到战争

人们开始接受辛勤劳作和繁荣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重塑人类命运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尤为突出的是，生产剩余物品和控制剩余物品的分配成为了通向权力和影响力的途径。这一点是当代经济所有关键元素的基础，并且固化了我们对增长、生产力和贸易的执迷。

剩余产品让农业社会内部产生了更深刻的角色分化，为较为远离生产的角色创造了空间。最开始，这些角色都是和农业相关的（工具制作者、建筑工和屠夫），但随着时间推进，新的角色出现了：祈雨的祭司；保卫农民免受野兽和敌人骚扰的战士；将经济力量转化为社会资本的政治家。

最近一篇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报告，证实了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建立在农业社会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的结论：一个社会产生的盈余越多，该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越高。

这项新研究测绘了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1500年期间63个新石器时代社会的人口相对规模。研究发现，在物质不平等和使用劳作牲畜之间有着清晰的关联。物质不平等是以每个社会的家庭居住地的大小为根据的，而劳作牲畜则可以让人们在地里投入更多的生产力。

当然，即使是最努力的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农民也认识到，同一块土地不可能一直丰产。此外，他们需要维持越来越大的人口，这让他们开始通过征服和战争的方式进行地域扩张，进入一整个循环。

根据研究20世纪非洲、印度、美洲和东南亚的狩猎采集部落，研究他们和周边农业邻居之间如何互动，我们现在知道，农业在欧洲的传播是通过农业人口的急剧扩张实现的，且以原来的狩猎采集人口消亡为代价。

农业革命也改变了人们思考时间的方式。 春季播下种子，秋季收获，田地需要休耕，这样第二年才能继续种植。 因此，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创造了希望和渴望的经济，我们几乎将精力集中在未来，我们收获劳动成果的时间向后推迟了。

但是，不光我们的劳动是面向未来的：现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社会目标和往往无法实现的期望之间的纠缠，从我们的爱情生活到我们的健康，都是如此。相比之下，狩猎采集者只是努力满足他们的切近需要。他们既没有被未来的愿望所绑架，也没有根据过去的成就而要求特权。

了解农业革命如何改变人类社会，这曾经只不过是一个满足知识好奇心的问题。但现在，它已经有更加实际和紧迫的意义了。农业革命带来的许多挑战，比如稀缺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技术所解决了，但我们对于辛勤工作和经济增长的执迷却不见减弱。正如许多环境经济学家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痴迷可能会吞噬我们和其他许多物种的未来。

因此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去承认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经济模式并不是人性的必然结果，而是我们（晚近）历史的产物。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在改变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更有想象力。在智人历史95%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狩猎和采集。在我们所有人的灵魂里，肯定至少还遗留了一些狩猎采集者的印迹。

（翻译：李孟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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