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心理治疗师墙上挂着一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签名照，这是一位以前的病人给她的礼物，这位病人靠仿造签名的技术开启了自己的副业，虽然这工作的合法性值得怀疑。照片中是弗洛伊德的经典形象，西装革履，怒目圆瞪，手中的叼雪茄已经抽了一半。有一次当治疗进行到一半，我问医生她怎么看弗洛伊德的理论。“我觉得他不怎么样”她回答说。

医生的不以为然也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无论如何，弗洛伊德都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后，英国作家威斯坦·休·奥登（W H Auden）同年写下一首诗《怀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In Memory of Sigmund Freud），称他是“一种思潮的完全代表”。接下来的二十年迎来了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的全盛期。但不久后，精神分析也逐渐步颅相学和催眠术的后尘，被扔进心理咨询的垃圾桶。男孩对自己的母亲有非分之想，女孩会产生“阴茎嫉羡”——到了今天，这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只给人一种荒谬可笑的印象，而且在大众的想象力中根深蒂固。

问题出来哪里？1996年，美国作家汤姆·沃尔夫写道：“一言以蔽之，弗洛伊德学说终结的原因就是锂”。他在文章中介绍，二十世纪50年代初期，施行多年的精神分析法起效并不明显，而碳酸锂被引入躁郁症治疗，迅速减轻了患者生理上的痛苦。沃尔夫所说的锂盐既是微观层面的例子，也揭示了当时的大环境。精神分析法逐渐式微，相对应地，物理主义主导的现代精神科学方兴未艾。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能试着介绍血清素、多巴胺或者是百忧解，却没几个人知道什么是“原始场景”（primal scene），或是“超我”（super-ego）。正如美国作家西瑞·阿斯维特（Siri Hustvedt）在2010年出版的回忆录《颤抖的女人，我神经的历史》中所说，在今天大多数人看来，弗洛伊德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人，他的思想不受物理现实限制。他像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猛兽，脱离了现代性的轨道，给天真轻信的公众灌输各种荒谬的理论。最终他的学说被基于药理学奇迹的新兴的科学精神病学击得粉碎。

但近些年来，这种哲学对立的局面变得更复杂了。大约20年前，心理学出现一了个新的领域，可想而知，它一定有一个笨重冗长的名字：神经心理分析（neuropsychoanalysis）。开普敦大学的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算是这个领域研究的先锋，他是一位精神心理学家，也是精神分析学家。紧跟着神经心理分析的诞生，迎来了脑科学时代，学者们重新开始修复弗洛伊德的地位。弗洛伊德年轻时主攻神经学，他学术生涯的头二十年都趴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学者们还指出，弗洛伊德在1890年决意要“使心理学步入自然科学之列”，而且他毕生的信念就是希望有一天大脑灰质的实证研究能巩固完善他的理论。1999年，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学术期刊出版了它的创刊号，第一次学术会议也在一年后召开。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精神分析学家开始从神经科学中汲取养分，扩充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一些名噪一时的脑科学家，比如安东尼奥·达马西欧（Antonio Damasio）、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雅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维兰努亚·拉玛钱德朗（V S Ramachandran and），甚至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在两个领域之间也采取绥靖立场。

沃尔夫宣告锂盐时代的到来终结了弗洛伊德的时代，他错了吗？有没有这种可能——精神分析师的长沙发和神经科学的颅脑扫描仪能够互为增益呢？

弗洛伊德认为，在历史的进程中，人类“幼稚的妄自尊大受到了三次巨大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来自哥白尼的“日心说”，他发现人们居住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断绕太阳公转；第二次来自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论证了人类并不是造物主的创造，而是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最后一次打击就来自弗洛伊德自己（他从来不是一个谦虚的人），他摧毁了人类中心主义，证明人的“自我”（ego）并不受主体控制，而是屈从于无意识的领域。大体来说，神经科学界是支持弗洛伊德这第三次革命提出的理论的，现代的核磁共振扫描技术也为能他精神分析学的核心思想，即“无处不在的强大无意识”辩护。《洞见的时代》（The Age of Insight）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神经科学家坎德尔是神经精神分析学最著名的拥趸。他在2012年的著作中回应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在任何时刻，我们的大部分精神生活（包括情感生活在内）都是无意识的。他还指出，弗洛伊德的另外两个重要的理论也是科学的。首先，“人的身上有一种趋向满足性欲和侵略毁灭的本能冲动，和吃喝的本能一样，都是植根于人类心灵深处，刻录在基因里的”，其次，“普通的精神活动和精神疾病处在一个统一体中”，“弗洛伊德式口误”现在被看作是一种讽刺，恰恰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竟会有这种事。

在其他领域，各种理论对立也有所松动——特别是关于我们对记忆的理解。在2015年出版的《心灵园地》（In the Mind Fields） 中，作者凯西·施瓦兹（Casey Schwartz）介绍了现代对于记忆再巩固的研究，提出长期记忆其实是可修改的。这一研究也佐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记忆本质上是动态的”。精神分析学中“压抑”的概念——在意识之中似乎有一抑制力，严防无意识中羞耻和痛苦的想法进入意识部分——虽然听起来像是无稽之谈，但这个理论或多或少得到了脑科学研究的支持。当人们处在极端压力下时，我们当下的经历就会绕开产生记忆的海马体，而是在恐惧的中心杏仁核存档。勒杜在1999年的著作《精神分析论：大脑的线索》中把这种记忆称为“潜意识记忆”。

同样地，神经精神分析学家对弗洛伊德的许多理论也有存疑。弗洛伊德犯过不少滑稽可笑的错误，比如说他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理论就缺乏信众。儿童会无意识地对父母产生性欲。没有一个严肃的心理学家会同意他的“性心理发展”理论——人的性欲（libido）的关注点会经过经过从口腔到生殖器的进化。精神分析学的一个中心原则就是“精神决定论”（psychic determinism），认为无论是精神活动还是口头语言，即便是看起来不经意的行为，都有其中含义。

然而，现代神经科学则认为，人的许多念头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短暂认知，只是一些感性的垃圾。（“弗洛伊德式口误”被看作是一种讽刺，恰恰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事情和自己不经意说出来的那样。）同样，弗洛伊德的关于梦的重要理论，“所有梦都有其心理结构来源，都有重要的意义”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哈佛名誉教授约翰·艾伦·霍布森（J Allan Hobson）等一批学者一直主张，梦境只是杂乱无章的想象和虚构，并没有透露什么无意识的宝贵秘密，或是戏剧性地寄托了梦想希望。

弗洛伊德的理论难以被归入科学领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的位置上太闪耀了。1930年，在人类见识原子弹毁灭力量的整整十五年前，弗洛伊德在《文明与其不满》（Civilis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写道：“人们在控制自然的力量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利用这些力量，人们想要互相毁灭，直到人类灭亡完全不是问题。人类心知肚明，正是这样的认识给他们带来了眼下的不安、痛苦和焦虑。”

这个观点让人大为叹服，但我们也不能通过监测大脑血流信号来验证它是不是正确。事实上，你可以花上一整天一一枚举，弗洛伊德有哪些正确的观点，又有哪些理论不够科学。但更有趣的是，虽然神经精神分析学从研究枯燥无味的描述起步，这并不是这个领域的真正焦点。神经精神分析的根本问题在更深的层面。在学科内部的争论中，学者们企图避免两种基本思维方式的混淆和妥协，或者可以说，他们把两者之间的冲突夸大了：“人类”指的是什么，是一个学科研究主题，还是客观的实体？或者用一种老套的二元论说法，是思想还是大脑？

我们对精神作用的看法往往也透露了我们怎么看待改善心理作用的方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认为，精神压力是恶灵引起的，所以他们会通过在颅骨上钻洞来驱散妖魔。到了中世纪，人们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症结是黑胆汁分泌过多，于是让他们进行放血治疗、服用泻药或者给他们驱魔辟邪。精神分析所用到的思维影射和心理疾病治愈之间，也有这样的作用-反馈机制在起作用。当弗洛伊德把病人领进昏暗的房间，躺在沙发上聊起童年回忆时，他在一步步发现病人的心理结构，同时也想办法安抚它。

今天，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我们生活在一个“神经元文化”（neuroculture）里——公众的通俗意识和科学意识对人类的理解都正在朝同一个方向转变，巴塞罗那大学的费尔南多·维达尔（Fernando Vidal）这么形容这种看法——“成为大脑，而不仅仅是拥有大脑”。就其本身而言，现代的心理反馈回路通过物质层面的生理反应表现出来。比如说一位抑郁症患者服用像是百忧解一类的抗抑郁药物，是因为我们认为情绪归根结底是一种生理现象，需要物理介入治疗。而我们头颅中的思维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并不那么重要。同样地，改变自己的情绪也要借助意识意外的东西，得通过调整自己身体的生理活动。

正如德国美因茨大学的哲学家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 Metzinger）描述的那样，“人类形象的自然主义转向”植根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宗教的逐渐式微，到异常狂热的超人类主义运动（transhumanist movement）。这也是许多人觉得精神分析学离奇古怪、业余又缺乏效力的原因。

精神分析学的基础就是相信自省力是一股强大的势力——思维是有力量的。而且心理治疗不仅仅是开个药方那么简单的问题。当下最流行的认知行为疗法（CBT）——过去被称作“谈话疗法”——就背离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我原来的心理治疗师，就是墙上挂着弗洛伊德签名照的那位，她就是一个认知行为疗法的专家。她是一位专业过硬的女性，把我从深深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但CBT治疗后，深埋在我内心深处那些灼热、神秘的想法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在这种治疗中，痛苦状态的实质往往被忽略，人们看待世界消沉恐惧的方式被简化类比为书本里一个出错的运算法则，或是脑海中一首难听的曲子。如果你在某些独一无二、至关重要的方面觉得自己空虚无意义，死了反而更好，这也没什么关系，重要的事要学会辨别一些无用的思维模式并且纠正过来。如果把精神分析治疗比作天主教堂的告解室，那么认知行为疗法更像是冥想时用的蒲团，或者是马可·奥勒留《沉思录》里的一个章节，关注点在于人们如何对思维做出回应，而不是思维中承载的更深层次的心理含义。

内省力已经过时了，精神病学领域如此，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例外。现代意义上的心理自我完善无一不是依赖于我们的血肉之躯。不管我们知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种生理层面的追求。你也许也注意到了，现在人们一般不会每天去晒日光浴或者坚持锻炼，而是“补充维他命D”或者“释放内啡肽”。假设你喜欢冥想和观察，看到一篇关于一位僧人被推进磁共振成像仪的文章，你难道会无动于衷吗？你夹起三文鱼大快朵颐的同时，难道不会计算自己的欧米珈-3脂肪酸摄入量？最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刚从抑郁情绪中恢复过来，都得归功于“大脑的原始人饮食法（paleo）”，也就是规律睡眠、多步行、多吃绿叶蔬菜。这些不同于百忧解，但基本原则是一样的：靠外部行为修复心理机能，改善心理健康。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创造了一种叫“唆麻”（Soma）小药片，让人们免受情绪的折磨，永远生活在幸福极乐的状态中。赫胥黎搭建了一个著名的反乌托邦世界，但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在1998年的小说《臣服》中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人人都说，《美丽新世界》是一场极权主义的噩梦……这都是虚伪的人在胡说八道。《美丽新世界》里的社会简直就是天堂。”一定程度上。书中的“新世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在那里人类的内省力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对情绪分毫不差的标准化生理干预。

相较之下，精神分析则建立在这样的基本信念之上：把个体的生活经验放在首位，而内省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即思想具有力量。因此，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法植根于日复一日甚至年复一年的谈话。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令人振奋：头脑本身就有形成情绪和思维的原料，如果人们能学会从正确的角度内省自己，就会开始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他的心理治疗目的是“把精神上的痛苦转化成为日常的不快乐”，这个说法也许不那么具有革命性，但也绝不是无关痛痒。正如哈斯特维特所说，在我们评价精神分析学和继它以后的分支学科时，唯一的问题是：聊天能让病人的症状消失吗？实质上，唯一值得存疑的是，能够单凭主观思想看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吗？

脑科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矛盾其实就是“意识”的难题：主观和客观对现实的解读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分歧。神经精神分析的内核是强调第一人称的视角，并致力于把这种方法带到神经学研究中。索姆斯解释说，神经精神分析学的研究重心并不是精神分析学迷宫般的漫长历史，而是弗洛伊德原创性的哲学观点——他把尊重自然科学和重视人类心理融合在一起。

“精神分析学本身并不重要，”索姆斯也常常这样告诉他的学生：“但它研究的对象十分重要。”

索姆斯等科学家对脑科学研究满腔热忱，但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取消主义”（eliminativism）让他们深受打击。这些哲学家包括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帕特里夏·丘奇兰德（Patricia Churchland）和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的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他们摒弃所有有关信念、渴望和感觉的研究。然而正如索姆斯在2011年的一篇论文里所阐述的那样，神经精神分析学主张“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人的意识来了解心理结构的本质，而这些是人类的肉眼不管借助多么先进的科学仪器都无法看到的。”索姆斯还介绍说，现代的脑科学碰上精神意识大多都陷入了泥潭。总而言之，神经精神分析学就是要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

“我们需要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一种方法来认真对待心理的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相对于他的象征意义而言，弗洛伊德的理论对学术领域重要性没那么大。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要一直抓住弗洛伊德不放？人们对弗洛伊德评价两极分野，争议之大以至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爆发了一场“弗洛伊德战争”，正如科学史学家约翰·弗雷斯特（John Forrester）在1997年所说，他们“衷心希望弗洛伊德从未来到过这个世界上，或者是没能完成自己的研究，这样他的学说也就没有影响力了”。为什么不避开富有争议的弗洛伊德主义，谈谈用存在主义观点来看待心理问题的精神治疗师欧文·亚隆（Irvin D Yalom）呢？或是研究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的“意义治疗法”（logotherapy）？他把人类的基本渴望放在首位，赋予生命意义。要不介绍一下现象学的哲学传统也行——基本原则就是“意识的内在存有超越一切。

用神经学家拉玛钱德朗的《寻找脑中的幻影》（Phantoms in the Brain）中的一句话来说，弗洛伊德在神经精神分析学领域中是一种象征，“和心脏科医师心脏，或者天文学家研究行星的运行轨迹一样，人们也能以相同的方式发现精神生活的法则。”而从临床医学的角度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弗洛伊德之前从没有过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疗法。在亚隆1992年的小说《当尼采哭泣》（When Nietzsche Wept）中，弗洛伊德的导师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在当时这个有名无实的德国哲学家面前也十分茫然，不知道能提出什么忠告，让他走出沮丧：“绝望是无药可医的，没有医生能治疗人的灵魂，”他对弗洛伊德说。布罗伊尔只能为他推荐一些理疗温泉，或者“去找个牧师聊聊。”

在弗洛伊德之后就涌现了许多“灵魂医师”，他们带着独特的理解对个人展开治疗。神经精神分析学继承了弗洛伊德的遗产，学者们吸收了他的基本理论——内心世界是可以探知的，心理学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无论他有多少理论被推翻，对索姆斯等学者来说，单看他的声望和对学术抱负的真挚，弗洛伊德也值得学术界致敬。然而，就像索姆斯自己和我说的那样，“我们需要的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一种方法来认真对待心理的本质。因为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研究得最透彻，那么我就该以他作为起点。”

隐藏主观观点是个诱人的想法，而这种吸引力反映了在核磁共振机普及的脑科学时代我们的一种思想矛盾。人们的注意力被内啡肽和血清素增强剂夺去，冷落了麻烦的“逃跑或战斗反应”。然而即便有证据能表明我们需要《美丽新世界》里的那种完全心理控制，这本书依然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反乌托邦文学。人们依然害怕独特个人经历被笼统地归入所有生物都适用的生理学逻辑。大多数人心底里还是希望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恐惧和渴望——是有意义的。精神分析学让生活变得丰富、有意义，还有些神秘感，我们的生活是一本小说，而不是标准化的教科书，至少在这个层面上，精神分析学能博得我们的欢心。

当然了，有时候精神分析也会过犹不及：把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希腊神话中无尽的动荡相类比，这样的想象总能取悦我们；我们的梦境充满了象征意义，这样的理解也能满足我们的自恋。（同样地，这种自恋驱使我们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梦，也让我们觉得别人的梦沉闷无聊。）不过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是：没有一种普遍化的理论能完全解读一个人的思想，更别说适用于所有人了。

用理性解读意识给我们带来一种安慰。没有更多的模棱两可，所有事情都是可测量、可修改的。

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希望和另外75亿人一样，完全活在生物化学的框架里。那是一个多么单调的世界！在方程式一样的生活中会丢失一些东西，虽然我们一般不会说出来。精神分析学能在人文学科中存活下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大量引用了《哈姆雷特》和《麦克白》，以及歌德的《浮士德》。一个世纪以来，诸如赫伯特·威尔斯（H G Wells）、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巴拉德（J G Ballard）和保罗·奥斯特等许多作家都受到了他的鼓舞。和精神分析学一样，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也推崇个体丰盛的生命，主张现实居于主观而不是客观之中；和精神分析学一样，在这个科技时代，人文科学也被视作走上了下坡路，在冷酷的技术统治论面前相形见绌。两者有类似的追求，都有相同的本质——对自己的暗示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自处。

在这样矛盾的背景下，神经精神分析学继续向前推进，试图用一个人的经历来补充对大脑的研究，对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笔下的“意识的奇迹——窗页摇摆，在虚无的黑夜中辟出一片阳光普照的风景”有一个不偏不倚的解释。

这个紧张的进程让我们认识了自己。苏珊·桑塔格在1977年的著作《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写道：“心理学的名气和说服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一种升华后的唯心主义。它用一种世俗的、看似科学的方式断言，‘精神’高于物质。”弗洛伊德是一个坚定地无神论者，他对宗教“仿佛置身于广博、无边的海洋中的感觉”不以为然。但是在今天，肯定内省力的革命性作用，就意味着要肯定传统精神比现代科学更容易调动个人能动性。而正如精神分析学不会死亡一样，精神和它的各种变体也不会消失。

从某一角度来看，“没有一个本质的自我”是一个流行时髦并且解放束缚的说法——但也让生活变得艰难。在我们的脑海中，人从摇篮走到坟墓的一生是有重大意义的——人生经历的万花筒不断聚合成一个奇怪的小白点，我们给它安了一个过时的标签——“灵魂”。我同意索姆斯的说法，思想被如此贬低，是一个缓慢的悲剧。弗里德里希·尼采认为，还没有人真正达到无神论的境界，我们只是把人类悄悄捧上了神坛。但你能因此怪罪我们吗？人类至上主义一直是我们最主要的信仰。如果说人们崇拜的真的是人类自己，那么桑塔格的“升华”理论就是一种双重欺骗了——一边高唱物质第一性，一边灌输着别的意识层面的东西。

神经科学是一门神奇的科学，我们离不开它，也有理由为之着迷。我自己也生活在吊诡的双重思想中，我也会追求补充维生素D和欧米伽-3脂肪酸。但弗洛伊德的理论对我仍有诱惑，尽管一开始我也被误导了。我回想起许多年前，我去一个劳累过度的医生的诊所看病，十分钟后他就用一张左洛复（抗抑郁药）的处方单打发了我。大约是同一个时候，我开始读阿尔伯特·加缪的书，书中对苦乐参半的生活的悦纳如同上帝的手轻抚我的肩膀。后来我没有服用过那瓶左洛复，逐渐发现改变观察世界的方式就足够治愈自己了。后来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奥威尔、佛教和Tool乐队成了我内心生活最有意思的发现，它们以纯粹思想的形式为我所吸收，贯穿我的意识，在折射到现实生活中，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角色，一个存在，一个见证。我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维度的生活塞到神经学框架中，但我依然觉得，无论有没有弗洛伊德，我们都应该试一试。

（原文作者M M Owen是一位自由作家，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同时也是独立出版社Misfit的编辑。）

 （翻译：马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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