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造就男子汉。规矩、秩序和纪律造就了铁骨铮铮的好男儿。一身戎装能将少年们从无名小卒变成伟大的人物。战斗中的牺牲、勇气和忠诚更是建设国家的基石。

至少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不同于军队普遍示人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气概，一些独特的个人身份和集体身份认同也存在部队之中。酷儿们（queer，原是对同性恋的蔑称，现为非异性恋者，非二元性别者的统称）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通常被认为不太可能去当兵，但是事实上从古代起这一群体就对战争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只是他们的努力很少被认可。

我（指本文作者Yorick Smaal）的研究聚焦于生活在南太平洋的酷儿们，研究结果揭示了二战期间美国军人是如何在国内外创造出酷儿这种亚文化的。在战争中，人们要么会更加确定早前在世俗生活中就已经发现的身份认同，要么就会去探索新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的性别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但并不完全）是基于男女两性的。男同性恋把女性化的自我表达作为他们个人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很多“正常的”或者阳刚的直男与女性化的战友发生了性关系。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指挥官们担心同性恋和性别倒置会对军队的士气和道德观念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些焦虑至今也一直存在。“不问，不说”的政策（don't ask, don't tell，1994年至2010年期间实施，只要军队中的同性恋者不主动表示他们的性倾向，长官就不会揭露、驱逐他们）困扰了千禧年前后一代的军人近20年，终于在2011年被废除。

在这场围绕美国性少数群体的公民权利和服役权的长期争论中，最近的一次讨论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17年就跨性别者问题发表的讲话（特朗普今年7月发推称将禁止跨性别者参军，但这项决策在10月末遭法官冻结）。

敲响警钟

在伟大战役和国家胜利的宏大叙事中，女性、非白人战士和酷儿们扮演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他们只能出现在官方战争故事的边缘，并被大众的记忆所抛弃。他们被部队排除在外，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对他们来说只有：厌女、种族主义和恐同。

部队的指挥官要将女性认出并赶走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同性恋群体却是很朦胧模糊的，指挥官很难准确地辨认出他们的行为和身份，但是他们又可能对全都是男性的部队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就需要政策的特别关注。据说最好的预防措施包括艰苦的训练和锻炼，定期休假和娱乐。一些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走上军事法庭或者退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心理学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和建设一支更好军队的愿景越来越迫切，人们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都才刚刚注意到“专家”的警告：同性恋造成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但是美国早已敲响了警钟，比任何人都要响亮。例如，从1943年初开始，“确认的断袖者”会被送到一个委员会去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有心理问题”而无法继续服役。

公然出柜

历史学家偶尔会很走运地发现新的档案资料，这迫使我们重新去认识部队中的同性恋生活。我发现，对1943年新喀里多尼亚美国水兵的大规模跨性别亚文化调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二战期间，大约有4万名美国士兵住在这些岛屿上，使其成为南太平洋上除澳大利亚外最大的基地。那里有许多自称“美人”的人（接受了女性社会角色的男人）拥有丰富多彩的朋友圈和情史。

这些水兵常常会给自己的酷儿人格起一些奇怪的昵称，比如“海洋饼干”和“食堂玛丽”，还会用女性代称来相互指代。每每有新人来到基地时，他们也会用女性的名字来介绍：“玛丽，这是凯特”或者“艾拉，这是格特鲁德”。

其中还有一类人，他们会在朋友面前展现出浮夸，妖艳的一面。他们流连在公园、旅馆和饮料摊前寻求性爱。有些人坠入了爱河，而有些人只有心碎。甚至有士兵在公开场合当众拥吻。

这种轻率的行为引来了谣言，谣言又引起了海军指挥官的注意。最终当一名水兵的日记落入坏人手中时，这一切都崩溃了。当局开始对此事紧抓不放。调查人员在长达数月的行动中对水兵们进行了彻底的面谈。许多人被迫辞职。

同性恋的新方式

酷儿们中也有James Lord这样的同志，他在波士顿大后方发现了同性恋的新方式，后来也将他的一生写进了回忆录《我的酷儿战争》（My Queer War）中。作家兼飞行员Edward Field在他的短篇自传中总结道，美国军队内部有一个“存在于其中的同性恋世界”，即使它与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同性恋有很大的不同。

许多自我定义为同性恋的男人都会接受女性的身份认同和性角色。这种女性化的表达方式与当今社会以男性和男性气质为核心的酷儿文化相去甚远。Edward Field对20世纪40年代同性恋生活的介绍开始于在俄克拉何马城驻扎期间。在市中心的一家电影院，两名穿着制服的士兵“从他们的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只粉扑，浮夸地在鼻子上拍了拍粉”，这让他非常高兴。

Field和他的战友们都在寻找有男人味的士兵交往。正如一名驻军新喀里多尼亚的美国水兵在1943年向海军当局作出的解释中说：“现在是姐妹多男人少的时代，发现一个够味的男人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在军队这样一个崇尚男性气质的组织机构当中，酷儿们和他们创造的世界得以繁荣发展。战争的确是性别认同的巨大推动力，因为在男性军队中，没有其他的发泄渠道，女性化的行为模式也变得可以接受了。

放宽的规则

战争使得关于性的规则越来越宽松。这些与世隔绝的年轻人集中在一起，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剥夺了他们本该拥有的乐趣。几十万士兵离家在外，身边都是年轻男性，这使他们有机会脱离传统的社会期望找到自我。对于那些期待性爱的人来说，性也是触手可及的。

美国特殊服务机构（US Special Services）的演员Ty Carpenter在他的回忆录《不穿吊袜带的明星！》（Stars without Garters！）中，讲述了当年的爱是多么自由而简单。他和他的伴侣抓住了战争带来的机会，得以享受一段公开的恋情。士兵们远离了妻子和女友，在部队的火车和轮船上，在宿舍和舞会里，在基地内外，穿或不穿军装，接受着其他男人的性行为。甚至战争部（War Office）在1943年也承认，士兵们可能会受到战友的诱惑，特别是在酒精的影响下，或者在海外道德松懈的情况下。

像“玛丽”和“凯特”这样生活的酷儿们经常被归入某种特定情境，强调战争中男性之间的这种行为大多是偷摸的、短暂的、由环境造成的。但是来自新喀里多尼亚的这些说法表明，战争只是能够让人们更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性认同和性取向。

对于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才刚刚成年的酷儿士兵们来说，日常生活中不可能像军队里一样拥有如此大量的男性，这让他们自己的生活更倾向女性化。军队造就男子汉，但也鼓励了女性化的士兵。

（翻译：都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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