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酵了一年多的韩国“干政门”事件一度纷纷扰扰，抛开最后结果不谈，其中暴露出的韩国真实的政经生态已足够令人惊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家们已经开始担忧韩国经济可能会受到深远的影响。

从宏观数据来看，韩国经济2017年以来其实已有所好转，但从深层来看，韩国经济内部的确在出现某些微妙的变化：卷入事件中心的该国最大的财阀三星集团，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韩国另一个支柱产业——造船业也可能失去全球第一的位置；服务和旅游经济如今更是严重依赖于隔壁邻国；更重要的是，韩国民众依然承受着家庭债务规模扩大和收入停滞所带来的压力。

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很明确地认定，腐败究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致命的打击。毕竟，与朴正熙时代相比，今天的韩国在政治环境上要正常很多。但为何“东亚奇迹”恰巧发生在那个时代的韩国，这背后一定有着什么重要信息被今天的我们忽略了。

如果无法寻找到这个信息，恐怕无论是谁都无法重新找到实现经济奇迹的那把钥匙。

韩国、菲律宾的相同：腐败无高下

美国学者康灿雄（David C.Kang）所著的《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似乎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阐释了这个发展经济学上的谜团。他在将目光投射到朴正熙时代时，也对另一个亚洲国家菲律宾同时代的遭遇产生了兴趣。

这种兴趣来自于，康灿雄发现，经济起飞之前的韩国与菲律宾有着太多相似性：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曾被日本占领，战后又都高度依赖美国的支援且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和菲律宾都是资本主义威权政体，两国的政治活动和政策制定都由寡头家族所主宰，精英家族的利益构成了国家的核心利益。

在比较的过程中，康灿雄有意识地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1972年10月，朴正熙在宣布戒严令之前，密切关注了美国对当时菲律宾的反应，因为就在几个月前，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也同样宣布实施了戒严令。这更说明，韩国与菲律宾之间曾经拥有的紧密关联。

这些相同之处都体现出，起码在政治制度层面，当时的韩国实现经济起飞，并非像大多数后来的观察家所言，是因为拥有一个“好政府”。相反，无论是朴正熙，还是时任菲律宾总统的费尔迪南·马斯科，在威权专治上的所作所为都不分轩轾。

还有许多专家一直认为，东亚国家较高的教育水平是造就“东亚奇迹”的重要原因。但康灿雄证明，当时菲律宾的教育水平并不比韩国差。数据显示，在美国统治期间（1898年-1942年）菲律宾就开始了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大投资，当时菲律宾政府每年25%的政府支出都用于教育。在1957年，菲律宾比大多数亚洲同类国家拥有更高的识字率，而事实上直到1970年代，菲律宾在教育上的支出也要高于韩国。

此外，在教育上，菲律宾与韩国更大的相似之处还在于：精英教育。在韩国和菲律宾，精英都集中在同样的学校里就读，并彼此相互熟悉。60年代时，菲律宾的精英基本都就读于国内9所名牌大学之一，或者曾经留学海外；韩国的情况也十分相似，经济精英和高级公务员七成左右都曾就读于韩国三所主要大学中的一所（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

在社会生态方面，上世纪60-70年代的韩国与菲律宾也十分接近。例如经常被西方世界看作东亚国家特征之一的“高储蓄率”，在菲律宾也同样存在。统计显示，在1960年到1984年之间，菲律宾的储蓄率要么与韩国平起平坐，要么比之略高一筹。而1972年美国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则显示，韩国的储蓄率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比较低的。

但拥有如此多的相同之处，为何两个国家最后会分别成为西方世界眼里的“优等生”和“后进生”？背后的原因可能还是藏在它们之间少有的不同之处中。

不同：政商格局与社会动荡

在康灿雄的梳理中，“二战”结束以后的韩国和菲律宾拥有的不同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殖民主义在留给韩国痛苦回忆的同时，却也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租佃关系，境内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可能，相反对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的西班牙和美国大多采取的是榨取性和压迫性的政策，因此殖民统治没能为菲律宾留下太多有益的遗产，更没有帮助菲律宾打破落后的产权关系。

二是，在外部威胁方面，韩国地处几个大国当中，美国对它的保护也并非持续稳定，出于安全考虑，它的统治者就有动力去持续增强自身的经济实力，而菲律宾由于获得了美国更多的保护，再加上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就没有太多动力去发展经济、提高实力，国内政策则更偏重于考虑清除内部威胁。

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两国在政商关系格局上有着巨大差别。朴正熙时代，在美国的压力下韩国政府不得不举行了选举。由此，为了维持权力，朴正熙及其所在的民主共和党调用了大量的资金来组织动员社会，这些资金大多都来自于大财阀。另外，为了在政治生活中压制异己，朴正熙政府设立了多个机构也需要巨额资金来维持运作，这个机构名单起码包括中央情报部、安全部、反间谍行动指挥中心和军事情报局。维持这些政治控制工具运作的资金，同样来自于大财阀的政治献金。反过来，缴纳了政治献金的财阀，就可以通过私人关系“走后门”，保证自己提交特别符合政府政治和经济目标的申请。于是，韩国经济界就形成了一个强者更强、富者更富的闭环。

在这样的模式下，韩国的政治精英和商界精英都没有过多的优势来压倒对方。这一方面是纵容了精英之间的合谋，滋长了裙带资本主义的长盛不衰，另一方面倒是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也正是在这样的格局下，尽管韩国的腐败未得到有效遏制，却能够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并帮助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

与韩国不同，菲律宾的政商格局被康灿雄喻为“随风倒”模式，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之间不存在平衡性，而是随着政治秩序的变动，两类精英轮流对国家进行洗劫。在马斯科上台之前，菲律宾处于所谓的民主时期，此时，商业精英占据明显优势，他们在事实上决定了社会利益的分配，而且由于这些商业寡头在地理上十分分散，分布的行业也很广泛，也就使得交易成本高企不下；到了马斯科执政期间，菲律宾走上强权政治的道路，政府开始占据了完全的主动，于是商业精英为了讨好政府，又只能展开恶性竞争，寻租成本的上升同样造成交易成本持续处于高位。

所以，尽管在腐败程度上，韩国与菲律宾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正是由于政商格局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个国家在经济表现上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降低交易费用才是关键

康灿雄对韩国和菲律宾所进行的比较研究清楚地证明，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腐败并不意味着大量的损失，也不必然影响整体的公共性产品的供给。

事实上，康灿雄得出的这个结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提出的“诺斯悖论”有着某种共通之处。诺斯提到，“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在诺斯看来，解决国家这个悖论，就需要去解决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的问题，只有这方面成本实质性降低，才能保证经济实现持续增长。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仅仅关注遏制腐败是不够的，推动交易费用的降低才是最终手段。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裙带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韩国尽管在政商格局上达成了平衡，但这种平衡却是暂时的。随着制度的变迁，这种平衡被打破了，裙带关系下财阀盲目扩张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20世纪末风暴的爆发，也造成了目前为止韩国政治生活始终处在一种摇摆的过程当中。

从这个角度来看，寻找到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制度模式，竭力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可能才真正寻找到了实现经济奇迹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