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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起刀落 一个新的中国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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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起刀落 一个新的中国人诞生了

“咔嚓”一声剪掉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丑陋的中国佬”仿佛一下子进化成了现代人。

按:理头发,现在是注重仪容的表现,但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段时期,却关乎着家国身份认同甚至生死存亡。

这两段时期,恰好都在清朝:一个是清初满清强制汉人将前颅剃光、头后编辫;一个是清末,清朝官员脑后的辫子已经成了外国列强眼中的“猪尾辫”,绝佳地象征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落后国家形象,而要改变这一形象,中国人就必须抛弃这条令人羞耻的发辫。

“咔嚓”一声,剪刀剪去的只是发辫,但在许多人心中,一个时代结束了,“丑陋的中国佬”仿佛一下子进化成了现代人。

剪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

文 | 巫鸿(节选自《聚焦:摄影在中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圣人曾子在儒家经典《孝经》中的这一教诲,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被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背诵和践行。因此当清朝在1644年推翻明朝后命令所有汉族男子将前颅剃光、头后编辫的时候,这一法令被汉人视为野蛮习俗对文明传统的强制改造,服从就意味着对列祖列宗和母体文化的背叛。彼时全国上下一片拒不服从的抗议,一些态度坚决的儒士以自杀明志。但新王朝统治者也毫不让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抗拒这个法令就是死路一条。

随着清政府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向汉人证实其基本政策是推行而非毁灭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异族风俗最终获得了胜利。辫子的起源被忘却,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成为清帝国全体男性的统一发式。但是它的合法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一次受到挑战。此时,清朝这个宏伟帝国已然衰落为一个脆弱的泥足巨人,在与东西方殖民势力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用宝贵的领土和国家主权换取暂时的苟延残喘。

在外国列强眼中,清朝官员脑后的“猪尾辫”绝佳地象征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落后国家形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致力于从这些外国势力手中挽救祖国的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中国的存活和复兴取决于它能否自我转变为与西方和日本相当的现代国度。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国人就必须抛弃令人羞耻的发辫。

“剪辫子”重塑中国

如何用拟人化形象来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欧洲,使用“民族化身”(national personification)象征国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例如大不列颠的拟人形象头戴罗马式头盔的女神不列颠尼亚(Britannia)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英国古典传统与自由原则的代表。这类带有崇高寓意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各种政治纪念碑上,隐喻着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这个视觉文化习俗在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在这个远东国度,不同的宗教团体信奉各自的偶像,皇帝的御容则仅陈列在祖庙之中。直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不断加剧的反华运动的产物,西方才为中国生生制造出了一个具有侮辱性的民族化身形象:一个丑陋的中国佬,最明显的特征是挂在脑后的细辫子。这个形象频繁地与其他国家的民族化身并置,开始成为中国移民或全体中国人的代表。

例如在一张19世纪晚期的美国贸易卡上,美国的拟人形象“山姆大叔”微笑着注视一位身裹美国国旗的女神,旁边一个梳辫的中国男子失魂落魄地坐在一只反扣过来的洗衣盆上。女神一边鄙视地望着这个代表华人集体的形象,一边用手指着墙上的公告:“拒绝中国廉价劳工”。

一幅具有同样浓厚反华意味的漫画于1888年6月2日发表在英国《笨拙》(Punch)周刊上,画中的女神和袋鼠代表英国和澳大利亚,正将一个象征中国移民的东方男子紧紧关在这个英国殖民地门外,但后者毒蛇般的长辫仍然伸进了这幢被保护的房屋。

这个负面形象正式被国际殖民者确立为中国民族化身的时间是1900年。那年英、法、美、日、德、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八个国家向中国派遣军队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惩戒清政府表现出的排外倾向。

无数反华海报、明信片和报纸漫画配合着联军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宣传材料中不断出现的“中国”形象就是这个留辫子的中国佬。在一些德国的明信片上,他现身为蹲在长城后的戴着拳击手套的义和团“拳匪”,不自量力地企图对抗西方的加农大炮。

具有相似面部特征的一个人物出现在一幅法国漫画中。这次他身穿清朝皇家服饰,无助地看着一块标有“中国”字样的大饼被一群人瓜分,其中包括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国的威廉二世、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一个日本武士和象征自由与理性的法国化身玛丽安。

第三个例子以动物来象征列强:鹰是美国,秃鹫是德国,狮子是英国,双头鹰是奥匈帝国,狼是意大利,豹子是日本,公鸡是法国,熊是俄国。这些全副武装的猛兽围绕在一条瘫痪或沉睡的巨龙周围。龙头被置换成那个“丑陋中国佬”的脑袋,一条显眼的辫子明确地显示出它的民族身份。

放在这个国际环境中看,剪辫运动不但具有追求现代化的目的,也反映了革新党和知识界希望摆脱“丑陋中国佬”形象的强烈愿望。民国的缔造者进一步指出辫子是满族统治者强加于全体汉人的异族习俗,通过抛弃辫子,新生民族国家的公民就可以从清朝的统治和丑陋中国佬的形象中解放出来。

从国际上的反映来看,虽然外国列强急于保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但它们最终都与民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政治姿态解释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剪辫运动基本上的正面报道。一个较早的这种报道见于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1911年2月5日的封面,上面刊登了一幅表现上海“剪辫大会”的图画。

绘图者精彩地描绘出大会的热烈氛围。画中一大群人聚集在中国房屋环绕的院落中。空地中央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面一个男子以全然放松的姿态舒服地坐在一个矮凳上,正由一名理发师齐根剪掉他的辫子。高台左侧稍后,另一位理发师一手拿着剪刀,一手举起一条刚刚剪下的辫子以示众人,而辫子曾经的所有者仍然坐在那里,面带疑惑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靠近右下角的是一名刚刚剪去辫子的男子,穿着一件西式蓝上衣。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沮丧,旁边的一位西服革履的男士似乎正在对他祝贺或安慰。和这组人相对的是左边一位身穿清朝官袍的老绅士,正举起双手逃离现场。画面中余下的众人脸上充满好奇,似乎将剪发作为公开表演来观赏。图下方的法语说明写道:“中国的现代化:在上海,一些中国人当众祭出了他们的辫子。”

从这幅插画的出版时间和表现的空间来看,它所描绘的很可能是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举行的“剪辫大会”。这座花园是这座城市的著名公共集会地,那天四万多人聚集于此。从当时的报道我们知道,园中搭建了12个作为“剪辫处”的高台,决定改变发型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免费服务。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是:“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

比起这幅依据报道所作的插画,剪辫的新闻照片少了些戏剧性,但传达出更为真切的事件感。一些照片是摆拍的,但另一些则显示出更强的纪实意图。前者的一个例子见于英国重要插画周刊《图画报》(The Graphic)1912年4月6日的封面。

照片的说明文字为:“这张照片表现的是年轻共和党正在除去满族奴役的标记。中国人如今分为两派,一方支持剪辫,一方反对剪辫。”摄影师盖勒(W. H. Gellet)显然同情剪辫的立场,他拍照的正在剪辫的是两个胖胖的男孩,画面充满幽默感。其中一个“小共和党” 满面笑容地转过头对着相机,举着他刚从另一男孩头上除去的辫子,而第二个男孩则背对观众坐在高凳上。

小理发师戏剧化的姿势、手中的巨大剪刀以及素白的背景都表明这张照片是摆拍的,因此有别于一个月以前发表在《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另一张剪辫照。

这张略早的照片刊登在该画报1912年3月2日的封面上,记录了发生于民国政府所在地南京街头的一个真实剪辫事件。这张照片与前例最大的不同,在于摄影师将这起事件表现成一个胁迫的行为。画面的中心人物:一个衣衫褴褛的普通劳工正被一名身着整齐制服的共和国士兵截住。他那编得整整齐齐的长辫子已经被剪了下来,如今正由那名士兵当做庄严的战利品一般持在手中,向相机的镜头展示。而被剪掉发辫的这个人则面无表情地看着另一边,目光躲避镜头。

也许他曾试图逃跑,因此那名士兵必须牢牢抓住他才能让摄影师拍下这个瞬间。这张照片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标题是:“被迫做个共和党:一名不愿除去发辫的中国人被士兵剪掉了辫子,讽刺地表现了这种解放行为的恐怖一面。”标题下是一段更为详细的解说:“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发辫的废止都欣然接受,并自愿除去辫子来摆脱长久以来的满族奴役标记,成为真正的共和党。其他一些较为守旧的人则希望保留发辫。南京军方对这类人群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强行除去他们的发辫。”

斯塔福德的摄影资料如今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大学图书馆,包括反映他对剪辫运动兴趣的一些富有意味的影像。其中一张照片记录的是正在消失的一个职业:理发师在街头给人编辫子。

相机的位置显示出这张图像的纪实意图:斯塔福德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民俗学家,通过从侧面拍摄这张景象,记录下传统理发师所使用的工具以及与顾客之间关系的微妙细节。他的另一张照片使用了同样的相机角度,但这回拍摄的是一个剪辫场面,而承担为人除辫这一庄严职责的是摄影师本人。

相机镜头的全侧面位置又一次使斯塔福德能够最清晰地捕捉到他与就座者的互动,尤其是他两手的动作:一手小心地拎起辫子,一手握着剪刀将它从根部剪断。资料中的第三张照片是一名年轻男子,在一个影楼的风景背景前拍摄的肖像。

这张照片不似出自斯塔福德之手,他收录这张照片并将其与前述图片按序排列,是因为它展示了这位年轻人除辫之后的状态。卢汉超和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on)在评论这幅图像时写道:“这个男子剪掉发辫、换上了新的西式发型,摇身变为一名‘绅士’。”通过表现编辫子的传统、剪辫子的行为以及剪辫后的新式发型,这三张图像构成了一个从清王朝向共和过渡的象征性叙事。

几家欢喜几家愁

我们可以想见,国人在剪辫令颁布后的几个月里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抛弃或何时抛弃从孩提时便伴随着他们的闪亮发辫。最终下决心加入脱辫大潮时他们并未感到喜悦或兴奋,为了补偿这一无可避免的发肤之损,有些人借用相机来定格自己与发辫仍为一体时的形象。

然而下面这几张与剪辫有关的肖像摄影,拍摄的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包括“国父”孙中山、“无产阶级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京剧改革先锋梅兰芳(1894-1961)、现代教育奠基者蔡元培(1868-1940)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等。(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此处仅截取了梅兰芳、鲁迅及溥仪的部分内容)

梅兰芳

如梅兰芳在1912年前已是当红明星,据说他漆黑光亮的长辫垂至膝盖以下,时时引人注目。他在那年年中剪去辫子后拍摄了一张明星宣传照,影像中的他依然有着剃光的前颅,剪辫后的短发精心梳成一个分头的式样,尽量覆盖额顶的剃发区域。

这位年仅18岁的演员从小练习书法,他在此处以婉秀的字体在相片上写下:“梅畹华(畹华是梅兰芳的字)剪发初影,民国元年六月十五号。”这些字直接写在或贴在相片底片上,和影像一起被复制和传播。梅兰芳颇具新意地将这段文字分为三部分,分置于肖像的上方及左右,有如中国传统建筑门面上的横匾和对联。

照片的这种题词格局和像主的半身形式都反映了图像的公众性,因此北京和上海的许多照相馆将其在橱窗中公开展示便也不足为奇了。梅兰芳对于民国政策的公开支持得到进步媒体的赞赏,而他的无辫发式也影响了当时的风尚。

鲁迅

更有名的一个例子是鲁迅的“断发像”。但在讨论这个熟知的图像时,我们要慎重地重新考虑它的意义。鲁迅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在1930年代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领袖。1903年剪辫时,他还是日本东京宏文学院的二年级学生。

这一行为通常被解释为年轻鲁迅的独立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明显标志。然而鲁迅自己在二十年后却声称他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然相信他在这种回顾中所显示的刻意的漫不经心,因为事实证明他对自己发型的改变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便利,不然也不会在剪辫后特意拍下“断发照相一张”,并赠予当时与他关系最亲近的两个人:弟弟周作人(1885—1967)和同学兼挚友许寿裳(1883—1948)。

溥仪

清皇室一旦离宫,民国政府立即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清点紫禁城中的皇家财产。委员会负责人廉泉于1925年1月在端凝殿发现了一个帽盒,上面的标签写着:“宣统十三年闰五月初三日上交辫子一条。”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根从某人发根处剪下的辫子,完好无损。这根辫子的照片出现在1931年1月的《故宫周刊》上时,说明中称它为“溥仪之发辫”。

溥仪辫子的影像代表了又一种时间性。简而言之,孤零零地呈现着一条早已离开身体的辫子,这张1931年的照片提供的不是剪辫的真正场面、思想和感情,而是发辫灭亡的终极证明。

以上文字节选自《聚焦:摄影在中国》(巫鸿 著,理想国,2018年1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聚焦:摄影在中国》
巫鸿 著
理想国·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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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原标题:手起刀落,一个新的中国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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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起刀落 一个新的中国人诞生了

“咔嚓”一声剪掉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丑陋的中国佬”仿佛一下子进化成了现代人。

按:理头发,现在是注重仪容的表现,但中国历史上,曾有两段时期,却关乎着家国身份认同甚至生死存亡。

这两段时期,恰好都在清朝:一个是清初满清强制汉人将前颅剃光、头后编辫;一个是清末,清朝官员脑后的辫子已经成了外国列强眼中的“猪尾辫”,绝佳地象征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落后国家形象,而要改变这一形象,中国人就必须抛弃这条令人羞耻的发辫。

“咔嚓”一声,剪刀剪去的只是发辫,但在许多人心中,一个时代结束了,“丑陋的中国佬”仿佛一下子进化成了现代人。

剪辫子:民族与自我在影像中诞生

文 | 巫鸿(节选自《聚焦:摄影在中国》)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圣人曾子在儒家经典《孝经》中的这一教诲,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被每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背诵和践行。因此当清朝在1644年推翻明朝后命令所有汉族男子将前颅剃光、头后编辫的时候,这一法令被汉人视为野蛮习俗对文明传统的强制改造,服从就意味着对列祖列宗和母体文化的背叛。彼时全国上下一片拒不服从的抗议,一些态度坚决的儒士以自杀明志。但新王朝统治者也毫不让步:“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抗拒这个法令就是死路一条。

随着清政府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并向汉人证实其基本政策是推行而非毁灭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异族风俗最终获得了胜利。辫子的起源被忘却,在之后的两百多年里成为清帝国全体男性的统一发式。但是它的合法性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一次受到挑战。此时,清朝这个宏伟帝国已然衰落为一个脆弱的泥足巨人,在与东西方殖民势力的斗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用宝贵的领土和国家主权换取暂时的苟延残喘。

在外国列强眼中,清朝官员脑后的“猪尾辫”绝佳地象征了一个墨守成规的落后国家形象。具有反讽意义的是,致力于从这些外国势力手中挽救祖国的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中国的存活和复兴取决于它能否自我转变为与西方和日本相当的现代国度。而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国人就必须抛弃令人羞耻的发辫。

“剪辫子”重塑中国

如何用拟人化形象来表现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欧洲,使用“民族化身”(national personification)象征国家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例如大不列颠的拟人形象头戴罗马式头盔的女神不列颠尼亚(Britannia)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英国古典传统与自由原则的代表。这类带有崇高寓意的形象频繁出现在各种政治纪念碑上,隐喻着国家和民族的认同。

这个视觉文化习俗在传统中国并不存在:在这个远东国度,不同的宗教团体信奉各自的偶像,皇帝的御容则仅陈列在祖庙之中。直到19世纪中后期,作为不断加剧的反华运动的产物,西方才为中国生生制造出了一个具有侮辱性的民族化身形象:一个丑陋的中国佬,最明显的特征是挂在脑后的细辫子。这个形象频繁地与其他国家的民族化身并置,开始成为中国移民或全体中国人的代表。

例如在一张19世纪晚期的美国贸易卡上,美国的拟人形象“山姆大叔”微笑着注视一位身裹美国国旗的女神,旁边一个梳辫的中国男子失魂落魄地坐在一只反扣过来的洗衣盆上。女神一边鄙视地望着这个代表华人集体的形象,一边用手指着墙上的公告:“拒绝中国廉价劳工”。

一幅具有同样浓厚反华意味的漫画于1888年6月2日发表在英国《笨拙》(Punch)周刊上,画中的女神和袋鼠代表英国和澳大利亚,正将一个象征中国移民的东方男子紧紧关在这个英国殖民地门外,但后者毒蛇般的长辫仍然伸进了这幢被保护的房屋。

这个负面形象正式被国际殖民者确立为中国民族化身的时间是1900年。那年英、法、美、日、德、意大利、奥地利和俄国八个国家向中国派遣军队镇压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惩戒清政府表现出的排外倾向。

无数反华海报、明信片和报纸漫画配合着联军的军事行动,在这些宣传材料中不断出现的“中国”形象就是这个留辫子的中国佬。在一些德国的明信片上,他现身为蹲在长城后的戴着拳击手套的义和团“拳匪”,不自量力地企图对抗西方的加农大炮。

具有相似面部特征的一个人物出现在一幅法国漫画中。这次他身穿清朝皇家服饰,无助地看着一块标有“中国”字样的大饼被一群人瓜分,其中包括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国的威廉二世、俄国的尼古拉二世、一个日本武士和象征自由与理性的法国化身玛丽安。

第三个例子以动物来象征列强:鹰是美国,秃鹫是德国,狮子是英国,双头鹰是奥匈帝国,狼是意大利,豹子是日本,公鸡是法国,熊是俄国。这些全副武装的猛兽围绕在一条瘫痪或沉睡的巨龙周围。龙头被置换成那个“丑陋中国佬”的脑袋,一条显眼的辫子明确地显示出它的民族身份。

放在这个国际环境中看,剪辫运动不但具有追求现代化的目的,也反映了革新党和知识界希望摆脱“丑陋中国佬”形象的强烈愿望。民国的缔造者进一步指出辫子是满族统治者强加于全体汉人的异族习俗,通过抛弃辫子,新生民族国家的公民就可以从清朝的统治和丑陋中国佬的形象中解放出来。

从国际上的反映来看,虽然外国列强急于保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但它们最终都与民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种政治姿态解释了西方媒体对中国剪辫运动基本上的正面报道。一个较早的这种报道见于法国《小报》(Le Petit Journal)1911年2月5日的封面,上面刊登了一幅表现上海“剪辫大会”的图画。

绘图者精彩地描绘出大会的热烈氛围。画中一大群人聚集在中国房屋环绕的院落中。空地中央是一个临时搭建的高台,上面一个男子以全然放松的姿态舒服地坐在一个矮凳上,正由一名理发师齐根剪掉他的辫子。高台左侧稍后,另一位理发师一手拿着剪刀,一手举起一条刚刚剪下的辫子以示众人,而辫子曾经的所有者仍然坐在那里,面带疑惑地摸着自己的后脑勺。

靠近右下角的是一名刚刚剪去辫子的男子,穿着一件西式蓝上衣。他的神情似乎有些沮丧,旁边的一位西服革履的男士似乎正在对他祝贺或安慰。和这组人相对的是左边一位身穿清朝官袍的老绅士,正举起双手逃离现场。画面中余下的众人脸上充满好奇,似乎将剪发作为公开表演来观赏。图下方的法语说明写道:“中国的现代化:在上海,一些中国人当众祭出了他们的辫子。”

从这幅插画的出版时间和表现的空间来看,它所描绘的很可能是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举行的“剪辫大会”。这座花园是这座城市的著名公共集会地,那天四万多人聚集于此。从当时的报道我们知道,园中搭建了12个作为“剪辫处”的高台,决定改变发型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免费服务。用一位记者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是:“但闻拍掌声、叫好声、剪刀声、光头人相互道贺声。”

比起这幅依据报道所作的插画,剪辫的新闻照片少了些戏剧性,但传达出更为真切的事件感。一些照片是摆拍的,但另一些则显示出更强的纪实意图。前者的一个例子见于英国重要插画周刊《图画报》(The Graphic)1912年4月6日的封面。

照片的说明文字为:“这张照片表现的是年轻共和党正在除去满族奴役的标记。中国人如今分为两派,一方支持剪辫,一方反对剪辫。”摄影师盖勒(W. H. Gellet)显然同情剪辫的立场,他拍照的正在剪辫的是两个胖胖的男孩,画面充满幽默感。其中一个“小共和党” 满面笑容地转过头对着相机,举着他刚从另一男孩头上除去的辫子,而第二个男孩则背对观众坐在高凳上。

小理发师戏剧化的姿势、手中的巨大剪刀以及素白的背景都表明这张照片是摆拍的,因此有别于一个月以前发表在《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上的另一张剪辫照。

这张略早的照片刊登在该画报1912年3月2日的封面上,记录了发生于民国政府所在地南京街头的一个真实剪辫事件。这张照片与前例最大的不同,在于摄影师将这起事件表现成一个胁迫的行为。画面的中心人物:一个衣衫褴褛的普通劳工正被一名身着整齐制服的共和国士兵截住。他那编得整整齐齐的长辫子已经被剪了下来,如今正由那名士兵当做庄严的战利品一般持在手中,向相机的镜头展示。而被剪掉发辫的这个人则面无表情地看着另一边,目光躲避镜头。

也许他曾试图逃跑,因此那名士兵必须牢牢抓住他才能让摄影师拍下这个瞬间。这张照片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标题是:“被迫做个共和党:一名不愿除去发辫的中国人被士兵剪掉了辫子,讽刺地表现了这种解放行为的恐怖一面。”标题下是一段更为详细的解说:“大多数中国人对于发辫的废止都欣然接受,并自愿除去辫子来摆脱长久以来的满族奴役标记,成为真正的共和党。其他一些较为守旧的人则希望保留发辫。南京军方对这类人群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强行除去他们的发辫。”

斯塔福德的摄影资料如今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大学图书馆,包括反映他对剪辫运动兴趣的一些富有意味的影像。其中一张照片记录的是正在消失的一个职业:理发师在街头给人编辫子。

相机的位置显示出这张图像的纪实意图:斯塔福德如同一个经验丰富的民俗学家,通过从侧面拍摄这张景象,记录下传统理发师所使用的工具以及与顾客之间关系的微妙细节。他的另一张照片使用了同样的相机角度,但这回拍摄的是一个剪辫场面,而承担为人除辫这一庄严职责的是摄影师本人。

相机镜头的全侧面位置又一次使斯塔福德能够最清晰地捕捉到他与就座者的互动,尤其是他两手的动作:一手小心地拎起辫子,一手握着剪刀将它从根部剪断。资料中的第三张照片是一名年轻男子,在一个影楼的风景背景前拍摄的肖像。

这张照片不似出自斯塔福德之手,他收录这张照片并将其与前述图片按序排列,是因为它展示了这位年轻人除辫之后的状态。卢汉超和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on)在评论这幅图像时写道:“这个男子剪掉发辫、换上了新的西式发型,摇身变为一名‘绅士’。”通过表现编辫子的传统、剪辫子的行为以及剪辫后的新式发型,这三张图像构成了一个从清王朝向共和过渡的象征性叙事。

几家欢喜几家愁

我们可以想见,国人在剪辫令颁布后的几个月里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必须决定是否抛弃或何时抛弃从孩提时便伴随着他们的闪亮发辫。最终下决心加入脱辫大潮时他们并未感到喜悦或兴奋,为了补偿这一无可避免的发肤之损,有些人借用相机来定格自己与发辫仍为一体时的形象。

然而下面这几张与剪辫有关的肖像摄影,拍摄的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公众人物,包括“国父”孙中山、“无产阶级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京剧改革先锋梅兰芳(1894-1961)、现代教育奠基者蔡元培(1868-1940)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等。(编者注:因篇幅限制,此处仅截取了梅兰芳、鲁迅及溥仪的部分内容)

梅兰芳

如梅兰芳在1912年前已是当红明星,据说他漆黑光亮的长辫垂至膝盖以下,时时引人注目。他在那年年中剪去辫子后拍摄了一张明星宣传照,影像中的他依然有着剃光的前颅,剪辫后的短发精心梳成一个分头的式样,尽量覆盖额顶的剃发区域。

这位年仅18岁的演员从小练习书法,他在此处以婉秀的字体在相片上写下:“梅畹华(畹华是梅兰芳的字)剪发初影,民国元年六月十五号。”这些字直接写在或贴在相片底片上,和影像一起被复制和传播。梅兰芳颇具新意地将这段文字分为三部分,分置于肖像的上方及左右,有如中国传统建筑门面上的横匾和对联。

照片的这种题词格局和像主的半身形式都反映了图像的公众性,因此北京和上海的许多照相馆将其在橱窗中公开展示便也不足为奇了。梅兰芳对于民国政策的公开支持得到进步媒体的赞赏,而他的无辫发式也影响了当时的风尚。

鲁迅

更有名的一个例子是鲁迅的“断发像”。但在讨论这个熟知的图像时,我们要慎重地重新考虑它的意义。鲁迅被许多人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在1930年代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实际领袖。1903年剪辫时,他还是日本东京宏文学院的二年级学生。

这一行为通常被解释为年轻鲁迅的独立思想和社会责任感的明显标志。然而鲁迅自己在二十年后却声称他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然相信他在这种回顾中所显示的刻意的漫不经心,因为事实证明他对自己发型的改变显然不仅仅是为了便利,不然也不会在剪辫后特意拍下“断发照相一张”,并赠予当时与他关系最亲近的两个人:弟弟周作人(1885—1967)和同学兼挚友许寿裳(1883—1948)。

溥仪

清皇室一旦离宫,民国政府立即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清点紫禁城中的皇家财产。委员会负责人廉泉于1925年1月在端凝殿发现了一个帽盒,上面的标签写着:“宣统十三年闰五月初三日上交辫子一条。”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根从某人发根处剪下的辫子,完好无损。这根辫子的照片出现在1931年1月的《故宫周刊》上时,说明中称它为“溥仪之发辫”。

溥仪辫子的影像代表了又一种时间性。简而言之,孤零零地呈现着一条早已离开身体的辫子,这张1931年的照片提供的不是剪辫的真正场面、思想和感情,而是发辫灭亡的终极证明。

以上文字节选自《聚焦:摄影在中国》(巫鸿 著,理想国,2018年1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聚焦:摄影在中国》
巫鸿 著
理想国·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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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原标题:手起刀落,一个新的中国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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